性教育应该教什么，如何教？和循证思想又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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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玛丽斯特普

作者：王龙玺

2018-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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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循证思想在性教育中的应用

本文为玛丽斯特普·中国教育项目主管王龙玺在“首届赋权型性教育论坛”中的发言，根据文稿及录音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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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好，很高兴来参加首届赋权性教育会议，也感谢方刚老师的邀请。我讲课有个习惯，一般想的比较清楚和完整的内容，我都尽可能少重复讲，都是录成课，或者写成文字材料。玛丽斯特普是一个慈善组织，我们接受捐赠，所以会提供很多公共产品。以往的内容，大家可以在搜索引擎里搜索“性教育课程体系”，这是我们和多个机构共同建立的，里面有小学、中学、家长、性教育工作者和性社会学的课。明年初还会增加一套18岁以上的课程，我讲的很多内容这里面都有。

今天我专门带了稿子，这是十多年来第一次写了这么厚的稿子，主要是因为第一今天的内容比较新，虽然案例我在各种地方可能分享过，但是作为一套整体的思想第一次讲，所以我自己也还没足够熟悉。第二是我讲课很少用PPT，所以之后大家可以直接有文字资料参考。内容很多，大家有个心理准备，不过不会太枯燥，因为我准备了很多具体的案例和故事。另外这不是一个学术报告，只是工作的一些感受和总结。

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叫循证思想在性教育中的应用。2001年中国有一部火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叫《都是天使惹的祸》。里面的女二号蔡美云，留学归来在医院做博士后课题，期间遇到了男医生邵建波，一见倾心，无奈邵建波爱上了护士林小如，但他对蔡美云确实也有好感。那个时候所谓的“开放式关系”还属于聚众淫乱，所以围绕三人的爱恨情仇发生了很多故事。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蔡美云在父亲医院的主要工作是建立“循证医学站”。循证，Evidence based，是我今天讲的主题。它最初发源于医学领域，后来被借鉴到教育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

经验视角下很多决策是由权力拥有者的观念和看法来做出的，例如成年人、家长、学校管理者、教师。由于决策者可能具备更高的教育水平、丰富的经验和广阔的视野，所以他们的决策未必是不好的，在很多情况下很可能更好。但这是不保险的，而且质量参差不齐。循证视角，是指证据、一线工作者的经验和目标群体感受三者结合来做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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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论坛的信息很早就发出去了，有好几个老师看到之后来问我，什么时候对评估和研究这么有造诣了，以为我要讲如何评估性教育项目。其实完全不是，我在科学研究上完全是外行，但是循证医学背后抽象出的思想确实给了我很多启发，而且我在读书的过程中发现，循证思想在跨学科传播的过程中好像产生了一些偏差，不少人，包括一些专业领域的人解释的时候也只聚焦于证据有效性的方法选择。这点具体我之后会分享。

在开始讨论性教育前，我想先分享一下，我在最初学习工程学和后来从事性教育的过程中形成的世界观。

人类文明至今拥有的全部知识，可以大致分为两类，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学科。两者有三个典型的差异。第一，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比如物理学的引力常数、圆面积的计算方法、π的值，它不会因为任何历史时期、宗教、文化、种族而改变，引力常数是恒定的客观世界的存在，人类只能探索和发现。我们使用的工具，宇航飞机，火箭原本不存在，皆为创造，但本质上依然是对客观世界发现之后的使用和组合。因此自然科学的终极是真伪，What is truth?而社会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只能依托人类而存在，它会不断的流动、变化，脱离人类社会，这些都无意义。国家、宗教、货币，根本都源于人类共同的想象，这是实实在在被凭空创造的理念，皆为发明和创造。因此社会人文学科的终极是善恶，What is good?

第二，自然科学有确定解，而且是恒定的，即便人们经常提到的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波粒二象性，薛定谔的猫，本质上也是恒定的。社会人文学科的解是多样的，并且可能流动，我们不只有一种选择。费孝通先生的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所以自然科学领域最新的成果一定是最准确的，但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的思想，可以穿越时空，到某一个时代会被批判，但在一些新的环境里也许又会焕发光辉，是没有时效性的。人们会不断加入新的解读，随时代而起落涨伏。

第三，自然科学最重要的是结果，想要理解结果必须经过长期的学习。比如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应用高阶统计量在污染土探地雷达剖面中的分析”，必须有足够的数学、物理学和工程学知识才能明白这些字组合在一起的意义。社会人文学科最重要的是过程，结果很容易就能明白，但失去过程无意义。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原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个普通的初中生也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如果你走过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的千山万水，你和初中生对这句话理解的层次是完全不同的。再比如说到民主很多人以为就是一人一票来进行决策，而民主的精髓恰恰在于人们投票前充分讨论、参与的过程，每种声音都能被听到，每种诉求都允许被表达，人们听完之后我理解你有这种困难，你明白我有这些关切，人们相互包容妥协达成共识。如果忽略过程，民主就会成为纯粹的选边站队，我完全不想倾听对方的观点，只需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人来为我投票或者投我喜欢的票。

但是两者又相互影响。社会人文学科需要借用很多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而自然科学研究又受到很多社会人文学科观念的影响。前者很好理解，我们今天社会调查很多数学的方法、计算机工具、人工智能分析等等，都借鉴了自然科学的手段。关于后者我想举两个例子。华人性学会的现任会长陶林教授讲过一个看法，他说有些时候相信老人的话要比相信科学靠谱。因为老人的话是对客观世界的观察，而“科学”却受到政治的影响。比如对于生育来说，老人会基于观察给出适合生育的年龄，这些观察完全来源于多年的实践。而科学很可能相反，人口太多时，会有很多科学工作者出来解释晚婚晚育的好处，人口崩塌时又会有很多科学工作者出来解释早婚早育的优势。

第二个例子是在谈到性侵害的数据时，很多调研数据都会显示女童遭受性侵害的比例，但是却没有男童的数据。方法论是基于世界观存在的，调研人员没有意识到男童也会遭受性侵。如果世界观不存在这个事实，无论多么高级的方法论也不会呈现相应的结果。同样的案例，潘绥铭教授讲过，人类发明显微镜后很快就发现了精子，但是在足足150年后才发现比精子大8000倍的卵子，研究人员从来没有想过女性身体里也需要一种物质和精子结合才能诞生生命。

我今天所讲性教育的内容，里面有自然科学的信息，特别是生理学领域，但本质上是社会人文学科。因此，结论并不重要，事实上我自己也毫无信心这些结论是好的，但是我想分享如何思考和认识这些问题，背后推演的过程是什么。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完全同意我说的内容，但应该会有人对其中特定的内容产生共鸣，或是更坚定了相反的想法。

性教育是教育的一部分。一切教育都要回答三个基本问题。第一，教什么，有关理念。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应当是什么样的，我们希望人类社会如何运转，我们想要传递怎样的态度。第二，如何教，有关方法。我们应用何种工具让他人理解和接受，用什么语言诉说，怎样与和我们同样的教育者协作。第三，结果如何，有关衡量的尺度。我们以为我们通过教育传递的一切真的有用吗，它到底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他人，世界是否真的因此而变得更美好。而这三个问题之中，还存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也是我认为教育的元问题：我们赖以生存的信念是如何被建构的，或者说，我们究竟依据什么做出了选择。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而教”是否属于基本问题，我认为它属于“教什么”的一部分，都是价值观范畴。并非每个教育工作者都会仔细思考这四个问题，但我们一切的行为都反映着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今天我就想和大家分享，在性教育这个议题上，我对教什么和如何教这两个问题的看法，以及最重要的，我对元问题的回答。
教什么

教什么

很多专家或者机构都对性教育的目标有自己的解读。例如林燕卿教授的观点：健康、安全、快乐。潘绥铭教授的观点：幸福安康，英文的Well-being，其实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瑞典性教育机构RFSU：实现sexuality being，全性个体。玛丽斯特普：By choice not chance，每个行为都是基于知情的主动选择，而不是无知造成的被动意外。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有点复杂，四个目标，全面信息、澄清价值观、掌握技能和培养责任感。我们可以看出，学者和机构往往喜欢一个简明的概念，有力量的总结，既利于传播也提纲挈领。纲要更注重完整的逻辑表达。

在性教育的流派上，得到最广泛认可的是发源于美国的全面性教育,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和发源于欧洲的整合性教育，Holistic sexuality education.学者同样也自成体系，例如国内，方刚老师的赋权性教育，Empowerment sexuality education,陶林教授的开明与艺术的性教育，没有英文翻译。

如果我们去听每个人、每个机构详细讲解，会发现精彩纷呈各有千秋，每个提法背后都有各自的解读，丰富的案例，详细的逻辑推理和论证，有的还有长期科学研究的支持。但在我看来，以上流派都可以分为一类，都是水准以上的性教育。

人类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不同人会在不同地域和时间发展出极其相似的理念，虽然他们在细节和分支上有所差异，但大体思想相同。举例来说，心理学的朋辈辅导，性教育的同伴教育，社工领域的小组工作，原理几乎一致，语言结构不同而已。一个孩子无论学习CSE、HSE还是ESE，只要学的好，都会成为RFSU说的Sexuality being，不但在性的过程中健康、安全、快乐，还能在每一次选择时By choice not chance，他们都得到了充分的增能赋权。这个道理就像在清华、北大、麻省理工、剑桥、哈佛读物理系，虽然教材、教学方法、教师风格在细节上有诸多差异，但学生都有很大概率成为顶尖的物理学家。那么所谓的水准之上，和水准之下的差异在哪，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教女孩如何说“不”，是以往性教育教材中的常见内容。重不重要，重要，很多女孩因为不会拒绝，在半推半就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甚至被性侵害强奸。说不是重要的生活技能。但男孩不该学吗，应该，一些男孩说不遭受的压力比女孩更大。只说不吗，要不要说“要”，也要，很多情侣不会表达需求，寻求性治疗的群体很大一部分都是缺乏伴侣的坦诚沟通。只针对异性吗，如果被同性告白怎么办。以此类推，还有很多。

所以，好的性教育不是只教女孩如何说“不”，而是教会每个个体学会如何在亲密关系中表达、沟通、协商，并与伴侣共同作出负责任的选择。

我们来看这张表，虽然只有一句话的转变，很简单，但背后是性教育最核心几个视野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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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坏的性教育制造差异，好的性教育注意到差异，但会在一个一致的理念下传递并不断增加普遍信息。

我们可以从一个概念的发展来考察这个问题，这个概念就是LGBT。有人叫性少数群体，我们自己讲解的时候会说，在性倾向与性别身份方面的选择或行为与社会主流有所差异的群体。很多人应该都知道，LGBT是这个类别概念中最简短的，我在国际国内会议上还听到过各种说法，LGBTQ,LGBTQI,LGBTQQIA。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了一个新的群体。但是，我们不可能在每一个细分群体发声后都在后面增添一个字母，我们无法想象有一天要添加全部26个字母。

同样的道理还有FACEBOOK的56种性别。举其中四个，Cisgender Female, Cisgender Male, Cisgender Woman, Cisgender Man顺性女、顺性男、顺性女人、顺性男人。光听就感受到一种被强行解释成4种类别的感受。在我看来，这个方向不好，LGBT是代表，代表了背后很多很多不被看见的群体。我们要做的，不是不断添加字母，细分人群。Sex到sexuality的过程，是指性在很多人眼中原本是只属于成年、健康、异性恋伴侣间的性交行为，转变为性是贯穿每个人一生的生命状态和需求。这里的“每一个人”，指的是无论性倾向、性别身份、健康状况等等一切能够被分类的事物，都在同样的人类生命状态的框架下的普世理念。在这点上我非常赞同潘绥铭老师讲的，研究者只是为了研究不得而划分一些框架，但生活本身是弥散而炫彩的，这也是我听过社会学领域最精彩的抽象描述之一。

2014年在北京召开的LGBT会议，首次邀请了几位残障者，讨论残障LGBT群体的议题。结果是LGBT群体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说怎么弄这么些残疾人过来，而很多残障人也说，你们怎么乱搞，叫这些奇奇怪怪的人弄什么同性恋。如果我们不能传递普遍信息，而是割裂的讲群体发声和利益，最后会造成更多的割裂，每个群体一边抱怨自己被不公正对待，却又同时在不公正对待其他群体。

我们机构在对志愿者管理能力的训练里，第一节课是沟通。沟通课程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多元举例。简单来说，就是在描述某个新的概念时，多元化的案例能够帮助不熟悉的人迅速建立起对于某种事物比较全面的形象，而单个举例很可能形成锚定效应，从而导致刻板印象。

举例来说，讲家庭这个概念，单个举例就是爸爸妈妈和孩子，我们以往教材的图画和文字都是这样形容的，所以人们从小就不觉得家庭形态是多元的，很多单亲家庭的孩子从小就会被同学排挤。多元举例的方式是：家庭的形态有很多种，例如单亲家庭、重组家庭、领养家庭、和亲戚一起长大的家庭等等，每一种家庭形态里的孩子都可能健康积极的成长。请注意这句话的结构，例如后面一定要举出不同的例子，一般有3-5个，就可以打开大家的想象，然后要说等等，代表还有很多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每一种都能怎样。

多个代表案例的意义在于促进对多元的敏感性，而不是要穷尽一切情况。LGBT的意义不是L、G、B、T四个群体，而是在性倾向与性别身份的行为和选择方面所有与主流有差异的人。抽象总结一下，当我们希望传递多元理念时，应当举出多个不同代表的例子，表明还有其他类型或可能，最后告知背后共同的普遍理念。所谓的普世，不是每一个群体被单独对待，而是在一个普遍理念下的群体融合。

但是，水准之上的性教育依然存在一些分歧，而且很可能是不同流派重要的分野。我举其中常见的四个例子。

第一是关于身体自主权。比较典型的是人们何时能自主同意与他人发生性行为。

我们都知道中国性行为的最低年龄是14岁。因为刑法规定与14岁及以下儿童发生性行为，无论是否自愿都属于强奸。如果两人都14岁则不予以司法惩罚，如果一方14岁以下另一方介于15-17岁视情节而裁定。14岁可以等同于当前我国社会制度对性行为年龄的法理边界。

在全球范围内，和中国同样以14岁作为性行为最低年龄界限的国家一共有31个，其中有意大利、德国、巴西这种大国或发达国家，更多的是塞尔维亚、马其顿、乍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或是小国。13岁的国家有五个，分别是西撒哈拉，尼日尔，日本，科莫多群岛和布基纳法索。12岁的国家有两个，菲律宾和安哥拉。11岁的国家只有一个，就是尼日利亚。也门、阿富汗等少数国家并未有年龄界限，而是以婚姻为界限，这些国家婚前的性通常是违法的。其他100余个国家都在15-18岁，只有2个国家例外，分别是纽埃岛和巴林岛，前者是19岁，后者是21岁。如果能选择的话，仅就性这一点来说，我猜想没什么人会愿意出生在巴林岛。

美国各个州对于性行为的年龄有自己的规定，有的州16岁，有的18岁。有意思的是美国有的州根据性倾向对最低性行为的年龄规定有所不同，例如异性性行为是16岁，而同性性行为是17岁。

我国同比全球国家的年龄界限是比较低的。以历史的尺度观察，现代法律对性行为年龄的规范要比人类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严格很多。人类自然的生殖能力是从月经和遗精开始的，但是由于现代社会需要更长的周期学习知识和积累技能。如果只考虑生育，十几岁，也就是现在的中学时期怀孕或是成为父亲会显著降低自身的竞争优势，无论从经济还是社会文化角度看早生育都并非一个积极的选择。

从纯粹性学的角度看，年龄其实是一个不必要的因素。古代的人结婚都非常早。他们结婚、生产之后，没有出现什么人格问题。也没有对生殖器造成伤害。在年龄的问题上，从性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当你准备好的时候，就可以发生性行为了。如果一个13岁的孩子，或者一个14岁的孩子，他真的从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了很多独立思考能力的训练，也碰到了自己爱的人，做好了充足准备，理论上来讲，他是可以发生性行为的。而一个人哪怕年龄很大，如果很缺乏性知识其实也不该就贸然发生性行为。也就是说一个人能不能发生性行为应当是以能力而不是年龄来判断的。

我有一个朋友，第一次性行为和男友，一个13一个14，虽然后来分手了，但我这个同学一直活的健康快乐。当然这是个例，我们不能因此就说13岁发生性就是好的。

所以我们现在换个视角。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说，又不能够以sexuality的视角来看待。因为一个社会面临的各种情况太过于复杂，我们很难去甄别，一个人到底在什么情况下算是了解，什么情况下算是不了解。有的人其实不了解，可他会以为他了解了。比如说，14岁以下的孩子，他觉得是跟对方自愿地发生性关系的，但因为他的信息是不全的，也许是在一种诱导之下的自愿，是在权力关系不对等之下的自愿。实际上，可能他以后会觉得，当时是受了骗的。所以，社会通常需要设定一个规范，来在法律上界定。无论是判例还是成文的司法体系，都是建立在清晰界定的基础上的。

我们假设以年龄点A为性行为法律年龄界限，当把A不断往上提升，A+1，A+2，A+3，提升的越多，社会会有越多人很晚才享受到幸福，但因为性带来痛苦的总数趋于不变。我们再把A不断往下降A-1，A-2，A-3，减少越多，我们会发现有越少人能享受到幸福，但会有很多人因为性而承受痛苦。这个A点，就是每个国家认为在不影响很多的人幸福和最大程度减少很多人的痛苦之间选取的平衡，经济学上有一个类似的概念叫帕累托条件，当达到某个临界点，非损人不能利己。

14岁以下，由于身体发育和当前社会制度的原因，很少有人能发生性，如果继续降低年龄，不会有多少人能享受到性的快乐，相反，逃脱强奸罪行的人就可能增加，很多人将遭受痛苦。埃及的法定性行为年龄是18岁，这个年龄往上，不会有什么人因为晚发生一年而产生痛苦，但是会有很多人再忍耐一年才能感受快乐。14和18就是中国和埃及根据各自社会特点认为的最优点。

但是，我们时常说，自愿必须是在权力关系对等的前提下才有效，“权力关系对等”是这几年很流行的概念，但它并不是没有漏洞。方刚老师经常举例，14岁零11个月29天发生和15岁发生真的有区别吗？其实我还想再进一步，有人争论说孩子的同意未必就是真同意，很可能受到诱导和控制。但是“权力关系”弱势一方就一定受害，这是不可证伪的，同理我们是否可以说，15岁的孩子不能和成年人恋爱，因为他们认为的爱情不一定是真的爱情，也可能是受到诱导和控制的。再进一步，到极致，一个孩子如果真的后悔了，是否代表他没有做出错误选择的权利，我们小时候都做过很多错事并后悔，但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我们会夸大做错和性有关的事情的结果？

回答这类问题确实非常棘手。我们必须要考虑，从性学的角度以及社会管理的角度的不同，怎么样去取得二者的平衡。过分强调任何一个因素，都会造成灾难。十多年前还没有微信这些工具的时候，我们收到过一个13岁中学生的来信，信里面讲到他恋爱的感受，并且已经准备好和女友发生性关系。那封信并没有什么目的，只是一个知会，我的同事当时纠结了很久，最后的做法是给他回了信，帮他分析了可能带来的风险，附赠了一本性教育的小手册，以及，在手册里面夹了一个安全套。我们认为这个做法是合适的，但是直到今天还时不时会讨论，还有没有可能做的更好。 “一个13岁的孩子是否有能够自由决定发生性行为的权利，如果不，为什么？”在实际的性教育中我们如何解释15-17岁的孩子是否能发生性行为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

第二是关于空间使用权。我想先做个实验，我会描述一些场景，如果各位觉得这是不符合性道德的，请举手：

情侣在机场送别处或地铁站的角落里亲吻

情侣在机场送别处或地铁站的角落里互相爱抚

情侣在公交车上，两人说到高兴的时候一个人迅速的亲了另一个人脸一下

情侣在公交车上忘情的深吻，吻了11站

两人在夜晚公园角落人迹罕至的地方发生性关系

两人在大街上发生性关系

一群裸体主义者在人迹罕至的深山或海滩边举行裸体活动

一群裸体主义者在人很多的海水浴场举行裸体聚会

我们会发现虽然个体的看法有所不同，但整体上都遵从一个规律：越亲密、越私密。这个规律普遍适用于世界各地，区别只在于文化对于达到不尊重他人的那条界限是不同的。我们借用数学的方法来解释这个问题，请大家看这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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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轴是亲密，越往上越亲密，A点就是亲密的极限，人总有极限，在生理上不可能更亲密。横轴是私密，越往右越私密，B点是私密的极限，也就是理论上绝对的安全领域。AR这条线大约代表人类的原始状态，也就是亲密和私密性几乎无关，随时都可以发生性行为，羞耻感并不存在。BR代表了历史上一些特殊状态，比如今天仍然有一些国家，特别是女性，私密和亲密无关，只有在绝对私密的场合才能有亲密行为，其他场合不可能有哪怕最轻的亲密行为，大多数都穿着密不透风的衣服，眼睛都看不见。OR这条线代表大多数文化，越亲密的行为对私密的要求也越高。OR往右下，都属于那个文化下被主流允许的行为，OR往左上，就是被主流所批评的行为。ARBR这两条线构成了亲密私密的边界，而人类与之相关的全部文明，就是OR这条界限变迁的过程。

方刚老师有个著名的公园问题，我私下会把它叫做方刚之问。这个问题很简单，人是否有在公园发生性行为的权力。方刚老师对此的解释是，可以，性人权唯一没有的权力就是侵犯别人的人权，如果有人说我在公园放风筝，你发生性行为侵犯了我的权力，那我也可以说我在享受性你放风筝踩到我侵犯了我的权力。所以我们看到方刚老师的OR线显然更偏向左上，而很多不允许早恋，规定男女生之间距离不得小于44厘米的学校，他们的OR线更偏向右下。那么各位，作为一个性教育工作者，你们如何看待性的空间使用权，你们心里的OR线又在哪？

不要小看这个问题，今天新闻里争议的母亲在公众场所哺乳、夏天夜里烧烤店一些男性光着上身、女权运动中女性不穿上衣、心智障碍的孩子在学校自慰、小孩子在胡同里撒尿，这些问题都有关性，或者说人们认为的性在公共空间的使用和表达的权利。

第三是本质与建构的选择，这句话本身就很矛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7年底出版了最新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2018年发布了中文版。刘文利教授目前在领衔一个委员会依据纲要开发《中国全面性教育指南》，在指南开发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有意思的问题。比如在Sexual orientation的翻译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两个备选词是性倾向和性取向。我们认为性倾向更具本质论含义，也就是基因决定了人喜欢什么性别，而性取向更强调人具有主观的选择，以及和谁发生性行为，却不一定是爱恋。然而无论如何争吵专家都答不成一致。词汇本身其实并不重要，但是背后代表还是持续百年的本质与建构之争，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可能影响到无数的家庭。一旦我们在正式教学中表示性向可以选择，很多家长可能会被点燃希望而送孩子参加扭转治疗。而当我们表示性向基于天性，又难以解释诸多现实。

再例如，我们在讲述性别平等的时候，如何介绍源自基因和生理学的差异？演化心理学会说，男性之所以花心是因为雄性在演化过程中希望更完整的保留基因，所以交配的雌性越多，基因越可能保留完成。雌性要哺育后代，不需要有太多的雄性，但是需要挑选最强壮、基因最好的雄性，并且通过忠诚来换取哺乳期的照顾。这就是男人都是大猪蹄子的本质论解释。但在建构论眼里这一切都很荒谬，波伏娃的经典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被创造的。

我记得听过一个社会性别的专家讲，很多人说男生适合学什么专业，女生适合学什么专业，男生数理化要强，其实是错的，科学研究的结果是男女的大脑结构在空间分析等，具体数量我记不清了，但大意是几十个区块内只有个别有差异。但是，这种性别平等的立论依然是基于本质的，我们知道数量少不代表质量差异小，猿类只有不到1%的基因和人类不同。我和贝克汉姆99.9%的基因是一致的。如果有一天科学研究证明正是那极其微小的差异导致了性别擅长的差异，那我们一切倡导平等的基石都要崩塌。而从建构的角度对性别平等的看法，是文明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类逐渐摆脱自然条件和生物因素束缚的过程，走向朴素平等和正义观下的世界。不是有没有人类文明的客观历史路径，而是要为我们理想的世界创造可能。

第四，价值观。刚开始做性教育的人，觉得最难的就是开口说性。天哪怎么样才能那么大方的说出来阴茎阴道这些词，怎么才能大方的讲出来性行为是怎么回事。但是，随着经验的增长，大家会发现这些是性教育最简单的事情，就像我们呼吸和喝水一样简单。而越发让人觉得困难，甚至终身困惑的问题，都是那些关于价值观的问题。

有一位母亲说她9岁的儿子喜欢玩洋娃娃，她觉得这样很不好，以后会不会变成同性恋，问我应该怎么办。我问她，除了喜欢玩洋娃娃，她的孩子还有没有其他很奇怪的地方。母亲说没有，孩子很阳光，学习也不错。

首先洋娃娃和同性恋没什么关系，我也不觉得男孩喜欢洋娃娃有什么不好。但我同样很理解这位母亲的担心，毕竟在这个社会还是有很多因为性别刻板印象而带来的压力，这些压力都是客观存在并且很可能对每个个体带来影响，没有人希望这个男孩因此被同学排挤欺凌。

后来我告诉她，有一个折中的方法可以参考。她可以多带这个孩子出去玩，见识各种各样的事物。滑雪、滑冰、打羽毛球、玩虚拟现实游戏等等，9岁的孩子相对容易转移兴趣，也许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发现了自己更热爱的事情，顺便也可以开阔眼界。可是我还是提醒母亲做好准备，她可能面对一种结果：她的儿子有了更多的兴趣，但是这些兴趣并不妨碍他喜欢洋娃娃。那个时候该怎么办？然后我问了他一个问题：

“你以为这是一个性教育问题，其实这和性没关系，而是一切家庭教育甚至教育中永恒的难题”：如果孩子所期待的人生道路、所希望做出的选择、想成为的人，和你认为他应该成为的人有了冲突，你们应该如何协商并解决？ ”

这个问题有答案吗？没有。世上家庭千千万，有完全尊重孩子意见结果出了大事，有家教森严但孩子也发展的很好。我们能说谁对谁错吗？不能。不过这个问题有个很好的处理思路，注意是处理思路而不是解决，具体我就不多讲了，各位可以去看我门家长性教育课里的第四讲，价值观。

在传统社会，价值观是趋于一致的，社会追求道德规范的标准。而在现代社会，价值观是趋于多元的，社会追求的是道德的底线。只要不违反共同的价值底线，例如相互尊重，不违背他人意愿，不带来伤害，社会会有越来越多元和丰富的价值观。绝大多数的道路和观念，并没有高下之判，只有左右之分，他们代表的不是正确错误，只是不同的道路。

昨天林燕卿教授讲到爱情，分享了她的婚姻，以及那个大家听起来很羡慕的故事。大度、包容，而且美好。我也很羡慕，但我并不完全认同。本来今天讲完想和林老师交流一下，结果她今天回台湾了，等下次有机会吧。我是想说，为什么性教育工作者面对爱情一定要包容，为什么做性教育的人失恋了不能难过太久，三个月就要恢复？我深爱着一个人，我们曾经度过了无数快乐的时光，可是很不幸我们分手了，每每回忆起来我都非常心痛，有时看到一些场景，浮现的都是她的眉她的眼，她的笑她的脸，为什么我不能为我失去的爱而伤痛一年？我只是举个例子，不是真的说我自己。

所以，其实性教育工作者的终极问题，看似和性有关，其实无关，只是借由性归于教育的本质，那就是What is good，什么样的价值观是好的。各位，在座很多人都很懂性，敢问一句，有人懂爱吗？你们都知道什么叫做爱，但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懂什么叫做爱吗。谁能告诉我什么是爱，人应该怎样去爱，什么是好的爱情？没有人知道，只有人类历史以来无数丰富多彩的爱的实践。这就是社会人文学科的无奈，但是也正是它的迷人之处。

除了这几类大问题，还有很多小问题。例如痛经喝红糖水，红糖水说法的流行是有历史原因的，在贫穷时代红糖水对很多家庭的孩子是奢侈品。现在我们都知道医学上在正常状态下红糖水其实没什么用，远不如布洛芬靠谱。但第一它是无害的，第二如果对很多人能起到安慰剂作用，那么是否也应该作为一种方式介绍？如果我们能接受转发杨超越，没道理不接受多喝红糖水。

从避孕的角度我们在倡导长效可逆避孕措施，从疾病的角度我们在倡导安全套，于是很多人开始提倡双重保护。性骚扰的方面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在讲同意，consent的重要性，每一分每一秒都有拒绝的权力，只要违反意愿就是强奸，但这在现实中这太难做到了，我们生活中有太多“违反意愿”的时刻。欧美已经出现了约炮要先录像表示相互同意。这样越来越复杂的人际交往原则会不会导致混乱和关系的虚无？

在性教育中我们要用什么词汇来讲处女膜？有专家建议用阴道瓣，阴道环状物，阴道褶皱等词汇来替代。处女膜的确是人体器官中唯一一个文化词汇，其他器官，淋巴、胰腺、前列腺、心脏瓣膜，一听就是医学词汇。处女膜其实是五四之后从西方医学的hymen翻译过来的，中国历史上没有处女膜这个概念，只有贞操的概念。但是也有专家表示替换词汇毫无意义，作为无生理功能的器官，在现实中实质上确实是处女膜。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争执，你支持哪种？

以上都是一些常见争议。除此之外，教学内容对目标群体的实际价值也很重要。我们都知道，从医学上来讲，人经常熬夜，对身体是有伤害的。一些人看到熬夜的问题，于是开展了公益项目。比如在IT行业——熬夜最高发的人群中，去给他们普及一些健康知识。告诉他们熬夜是不好的，可能给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伤害，比如脱发，影响肾功能等等，严重的可能还会有过劳死、猝死这样的现象。

从单纯的医学角度看，我们的确要尽量减少熬夜。但是我们又会发现，对于IT从业者来说，只告诉他们熬夜的危害，是没什么实际意义的。因为这个群体的生活模式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不去熬夜。如果不熬夜的话，很多工作的指标可能就完不成，那他们马上就会面临着可见的失业的风险。这时跟他们讲得越多，反而越会带来更焦虑的情绪。因为在熬夜的同时，还要时时刻刻想着各种身体的问题，想着会不会过劳死。在长期来看，这种焦虑是很影响人的生活的。

另一些组织的做法是这样，他们会在介绍熬夜危害的同时，教授他们一些方法。如果你不得不选择熬夜，可以通过一些小技巧，来最大限度地减少熬夜带来的伤害。比如不要吃泡面，而要吃一些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像面包，牛奶，多吃一些水果。如果面对电脑，最好两个小时起来一次洗脸，有条件热水最好，没条件凉水也可以。适当补充服维生素C或者复合维生素B等等。实际上，这些技巧对于这些人来说是更实用的。

换个生殖健康的例子，我们常看到书上写，内裤每天要换洗。我曾经就这个问题和一个老师有过争执，她坚持内裤必须每天换。从健康上讲，这当然是没问题的，如果能做到最好。可是我们再反过来看，每天换洗内裤是不是必要的。

我小时候生活在兰州。在北京这样的城市，现在几乎所有出租的房子，有一个标配，就是一定要有浴室，没有浴室的房子是很难租出去的。我小的时候，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多数人家里没有浴室，都是去公共浴室洗澡，我们叫澡堂。从小到大，我身边人的生活状态都是：每个星期去洗一次澡，每个星期换一次内裤。女性可能会换两三次。

于是带来一个问题，很多人洗习惯了。每天换内裤的人会觉得，一个星期不换内裤是怎么生存的。这其实不难理解。我们会发现，在北京的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去适应每天不洗澡，一天不洗就受不了。但很多租房子的人习惯和租客共用一个洗衣机，内裤、外衣都放在一个洗衣机里面洗。但是我们家那边，就会特别难接受和别人共用洗衣机，会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不卫生的习惯。北京看兰州星期洗一次澡，兰州看北京衣服都放一块洗，他们彼此都觉得对方在过一种非人的生活。

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去跟一些贫困偏远地区的人讲，内裤是需要每天换洗的。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个知识只能停留在知识层面，而在事实上不能推动他们在卫生方面有任何的改进。

再告诉大家一件有趣的事，知乎上有个问题叫“女生有男朋友之后才知道的事情有哪些”，其中有一个女孩回答说，男生的内裤原来这么干净。我看到后做了个小调查，发现很多女孩真的不知道男性的内裤要干净很多，因为极少有分泌物。而很多男生也确实想不到女性的内裤常有分泌物残留。那时我才理解为什么我听到坚持内裤必须每天都洗的专家都是女性。

有一个国际组织叫PATH，他们的中文名称叫帕斯适宜卫生科技卫生组织。适宜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其实是国际上发展领域常见的概念。这个概念用我们熟悉的语言就是“选贵的不如选对的”。比如在医学上，我们知道，做手术需要一些严格的医学条件和环境，但在非洲很多地方，是不可能按照美国公立医院的标准去建医院的。所以，如果我们有一定的资金和投入，去建那样一个标准的医院，反倒不如把它建成几个稍微简陋些的医院。

玛丽斯特普在越南的诊所条件很简陋，是为那些最贫困的女性提供性与生殖健康的医疗服务。我的同事去之后看到手术室里有两个桶，第一个桶里是含有氯的消毒液，定时十分钟，十分钟后捞出来冲洗之后放到第二个桶，里面有洗衣粉。之后再清洗晾干。这个过程包含了去污、消毒、清洗、晾干、打包灭菌。这些设施及其简陋，但却能达到基本的卫生标准。玛丽斯特普在全球30多个国家的很多诊所都在最贫困的地区，有时他们会推着车划着船去提供医疗服务，这些简易的措施为最贫困的地区，那些被我们称为可及性最差，需求最未被满足的群体提供了基本医疗保障，而且成本并不高，这就是适宜科技的意义。

以上的问题，我都没有答案，虽然我也有自己的立场，但也能自我反驳。我提出问题，举出案例的意义并不是单纯的说我们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事实上这些问题恐怕再争论几十年也未必有解。因为它属于社会人文学科，原本就是多样的。但我认为有一点对每个性教育工作者都非常重要。那就是当我们形成对这些问题的立场时，我们依据的是什么？是研究结果，权威专家的意见，指导纲要？还是依据在一线常年工作的经验和观察？亦或是询问教育对象的感受。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怎么教

1997年，著名演员关咏荷出演了香港TVB电视剧《苗翠花》的女主角。其中有这样一个桥段：广州富商方德多禺与英国大使罗便臣打赌，大清和英国的纺织品谁更胜一筹。赌约分三局，分别是韧性、轻薄和精美。前两局方德一负一平，为了第三局能胜，方费尽心思找到了当年退出朝廷机构隐于世间的天下第一针，刺出了一副惊世骇俗的“双面绣”。

比赛时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总督做出最后评判前罗便臣问方德，这幅刺绣用了多久做好。方德答道：“这是我们神针师傅穷60年功力，花了5天5夜不眠不休，耗尽体力如此针绣而成。”罗便臣说：“我们只花了半天，也不需要60年的经验，只需要一个十岁男童已经可以织成了。”方德一方当然不信，于是罗便臣便带众人参观了英国新的织布机，一天就能织出几十匹精美的布，罗便臣骄傲的说：“所谓技巧，只不过是拉一拉开关。”裁判最后商议，判定英国胜出。

现代管理学有两个共识，第一是技艺与价值是不完全等同的。组织存在的意义，就是将拥有技艺的人力资源聚合在一起，创造出1+1>2的价值。对商业组织来说，价值是产品、利润、服务，对慈善组织来说，是对不平等的削弱、权利的满足等类似公正、友善、平等、多元的环境的塑造。好的组织一定有许多技艺精湛的人，但技艺精湛的人在一起未必会成为、或者未必会持续性的成为好的组织。

举例来说，同样是一群顶尖的工程师，他们花费同样的时间，既可以用来写安卓系统，搭建谷歌搜索引擎，开发人工智能，也可以用来写王者荣耀，开发外卖软件。前者并不比后者高贵，但从文明发展的角度，前者显然更具有意义和价值。

管理学的第二个共识，是大多数技艺可以通过有效的管理转变为纯粹的体力劳动。而节省下来的时间，可以用于更多的知识创造。今天，当人们谈论“管理学”时，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科学家泰勒在一个多世纪前，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

泰勒长期对不同的工作进行细致的观察，将它们分为具体的操作步骤，通过不断优化流程大大的提高了生产力。在著名的“铁锹实验”中，泰勒发现不同工人在搬运煤炭时有很多的差异：有人站着有人蹲着，铁锹的大小形状不同，每次运送的煤沙量也有所不同。经过详细的测算和实践，泰勒统一了搬运的标准动作、器械规格，工人每天平均的运送量从16吨提高到45吨，工资也从1.15美元上涨到3.85美元。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一家超过400人的工厂只要140人就可以运营，材料的浪费也大大减少。

“科学管理”提出后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科学管理思想最大的贡献在于，将技艺分解为有组织的体力工作。技艺通常具有艺术化的成分，只存在相对的考量，但体力工作可以有绝对的标准。因此亚当•斯密才提出，一个国家和地区要培养生产和销售某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力、工艺和管理技能，需要几百年的时间。但“科学管理”打破了时间界限。

二战期间，希特勒认为美国不敢贸然大规模参战，因为美国的光学技工极度缺乏，而战争确实需要大量的熟练光学技工。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光学技工都在德国，而按照当时德国培养光学技工的方法，培养一个熟练光学技工需要5年时间。美国国防部采取了泰勒的方法，用60天将一些普通工人培养成一流的电焊工，又花了几个月时间把同一批人培训成比德国人生产质量更高的精密光学工人。由于这种无与伦比的实力，美国迅速进入战场并获得了胜利。因为种种类似的案例，科学管理彻底影响了人类组织发展，特别是商业组织的效率。

事实上，我们所熟知的现代教育体系的形成，与二战和科学管理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在学习管理学的时候曾想，既然管理学已经证明时间并不是质量的绝对保障，训练方法才是。那么，性教育是否也可以更有效的开展，性教育的师资是否可以更有效的得到训练？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训练一个性教育教师和一名普通医生哪个更复杂？我这是一个设问句，我自己答就行。大家应该都会选医生。那么是否可能在没有老师亲自授课、没有临床实习、只受过三个月训练的医生给你看病？没有人同意，也没有人敢，但是这并不是做不到的，我们国家在历史上也确实实现过，而且成为人类公共卫生史上的奇迹，就是大量的乡村赤脚医生。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国家贫穷，根本没有现代的医疗卫生体系，但是有大量的人口需要医疗资源。到20世纪60年代前后，中国农村有海量的医疗人员缺口。而国家集结了最优质的专家编写手册，将各类常见疾病和医学问题化繁为简，从常见的咳嗽、呕吐到心脑血管疾病，甚至包含灭蚊、灭蝇和生化武器的防护。这本手册和短期培训几乎做到了只要识字和稍微有灵性的人就能够成为赤脚医生。在国家建立公共卫生系统的空档期里做到了很好的补充。

当然，因为毕竟缺少正规医学的训练，赤脚医生也带来了大量的问题，尤其在后期越发明显。但是社会发展就是这样，我们永远不可能等一切完善，否则就会错过很多时机，社会发展并不是一个理论模型，所有的做法都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权衡利弊做出的一个选择。

为了了解这个过程，我们下载了多个版本的赤脚医生手册，仔细看了之后发现确实编写的极其简单而且容易理解。我想连一个十亿人口的医学问题都有办法能解决，那么性教育没有道理不存在更有效率的方法。

2013年前，玛丽斯特普开展性教育的方法主要是两种，同伴教育和教师培训。这种方法有效，但存在几个问题。培训优秀的教师时间长、成本高，随着时间推移教师会逐渐流失，并且信息准确性会降低。我们计算过既往项目，让一个青少年获得性教育的平均成本在30-50元之间，根据项目方法不等。2013年后，随着社会不断开放，以及好几起性侵害事件的曝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性教育。我们开始频繁的接到合作请求，也是从那个时候我们开始重新思考作为一个组织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如果给我们两个学校一年的时间，我们有信心让两个学校每一个学生都接受良好的性教育，可是，如果给我们两百个学生该怎么办。我们传统的方法还能够满足这些需求吗？

2013年我参与了卫计委流动人口司的一个会议，讨论对留守儿童的服务模式。一个来自北京的机构分享了他们的一个工作坊，3天时间，25个孩子和25个家长，一共50人。工作坊的效果非常好，无论从一些实用的知识还是家庭感情方面都有显著的改善。可是这个方法并没有被采纳，流动人口司的领导问了一个问题，中国留守儿童以千万级，如果用这种方式去推广需要多少时间、人力和资金。

那次会议让我深受震动。让我想到以往参加的很多教育创新会议，当社会在讨论教育创新时，如果只是引用许多“模范学校”的做法，意义是有限的。因为这些学校的成绩来源于其优秀的团队、负责任的领袖、优质的教育资源及其可能先进的管理结构。但这些时常依赖于地缘因素，例如所在区域的政治、经济条件，教育资源分配、人力资源供给、生源选择等等。因此虽然每年可以组织全国各地中学到北京四中或人大附中参观学习，参加培训，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启发参观者并将好的思想带回，但在整体上，这并不能实现太多的改变。因为效果再好，那些学校并不具备开展的条件。管理学结论，如果人们希望某件事务产生基于本质的进步，就必须着眼于其结构性的变化，而不是微观与细节的调整。

所以，2014到2015年我们开始对既往的性教育项目进行梳理，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性教育的状况，并征询了多位专家的建议，得出了一个性教育的“基本盘”：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从小学阶段开始，学生就拥有了自由获取信息的能力。无论是否接受性教育，学生都会接收到大量性的信息，这些信息比性教育更具生理性刺激，因此性教育不会也不可能成为性教唆；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和社会流动性增大，青年具备更多的性机遇，此外由于性成熟提前和婚姻时间延后，从性成熟到婚姻中间存在很长的性待业期；

•中国地域辽阔，教育资源和理念不平衡，性教育水平不能以年龄区分，一些地方从小学就开始完善的性教育，而另一些地方大学生还不了解基本的生殖结构；

•艾滋病愈加向青年群体蔓延，意外怀孕和流产率居高不下，性侵害被曝光逐渐增多，这些问题虽然各自独立，但问题系统性的解决都要以性教育为基础，性教育是复合问题的解决方法；

•性教育的基础信息是普遍的，不以目标群体的文化、地域、性别、健康状况、宗教背景而有所差异；各类儿童和青少年都需要性教育，性的问题也是他们成长过程中最重要、对未来影响最大的事务之一。

•性教育最理想的状态是从国家层面将其纳入教育体系，这是性教育行业的共识。但从现实看，目前中国学校教育体系的课程安排几近饱和，无法在整体上为性教育安排专门课时。此外，按照传统方法，要培训出覆盖全国的专业师资队伍，需要多年的时间。教育系统还面临着基础教育公平等诸多重大课题。

•中国儿童与青少年超过3亿，社会发展状况决定了教育系统不可能在短期做到实质性的纳入性教育、并支持覆盖全国的师资体系与教学技术，零散的性教育无法满足应对庞大数量。

•性教育行业通过多年时间在理念和技术方面已准备充足，但在效率和成本方面还少有考虑。缺少有效的组织方式让性教育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规模化。

在这个基本盘的基础上，我们得出了两个结论：

1.中国儿童与青少年性教育的主要挑战是社会需求总量与资源总量的矛盾。

2.性教育优先应当满足的需求，是基础性教育的规模化。换句话讲，让尽可能多的人达到60分的水平，而不是少部分人达到90分；

所以，从2016到2020年，玛丽斯特普在性教育业务的战略有两个目标，第一是建立完善的性教育技术体系，这点主要依托网易云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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