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已经成为公益界最热的话题，尽管社会企业的倡导者们在不断推动，然而，对社会企业的思辨与讨论却从未停止过，关于社会企业的概念、认知以及细节，也从未清晰过。

       关于社会企业的一个最大质疑，便是到底什么样的企业才算社会企业。日本经济产业省于2007年成立了社会企业研究会，并于次年发表了首份报名，估计日本社会企业的市场规模约2400亿日元，社会企业数目约8000家，从业人数32000人。研究会的定义简单直接：“所谓社会企业，就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从事营利活动的事业体。”

       2010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发表文章进一步解释：“社会企业指的是以残障者支援、育儿支援、扶贫帮困、振兴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等社会问题为目的，具有可持续性的商业活动。社会企业与以往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不同，与行善、不收取报酬的志愿者活动不同，社会企业将成为解决社会问题，创造新产业、新工作方式的生力军，是一种新型的事业型态。”

       中国的公益领袖徐永光先生则表示：“我理想中的社会企业发展模式，是在社会收益为先的前提下，让创办人把社会理想和个人发展包括经济收益的需求切合到一起，让社会企业的理想不仅成为少数圣徒，少数不是正常人他们的选择，要适合许许多多有社会理想，有能力的普通人，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社会企业运动。”香港“社会创业论坛”主席谢家驹则提出：“社会企业必须符合的两个基本条件则是有颇大的共识：1、社会企业必须有清晰的社会使命；2、社会企业必须能够创造收入与利润，让自己能够持续经营。”

       这些定义看起来非常清晰，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很大的问题。站在商界的角度看，社会企业的概念却有很多问题。

       首先，任何一家企业，都是源于市场需求（及潜在市场需求）的，而市场需求本身也都是源于社会需求，并被市场加以一定程度扭曲而产生的。所以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曾说过：“哪里有社会痛点，哪里就有市场商机”。在今天，任何一家企业，事实上都有使命、愿景、价值观这三个企业核心价值管理要素，我们很难找出一家不承载社会使命的企业——除了烟草与毒品交易。

       跨界企业与公益的黑客老鹰也说：如果仅仅考量社会价值，那阿里巴巴、百度、腾讯都是社会企业。当然，如果从公关通稿看，我们几乎可以认为所有的企业都是社会企业。

       而友成基金会理事长王平老师则直接表示：关于社会企业的乱象在于要么泛化概念，把社会责任企业等同于社会企业；要么窄化概念，让社会创新型商业企业敬而远之。

       社会企业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去探索，一方面我们看一下公益组织的企业化是怎么回事，另一方面，既然说法是社会企业而不是商业伦理，那么显然其模式更贴近企业，我们就先来看一看企业的社会化进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相信企业的社会化模式对社会企业界有更多的借鉴价值。

       责任、公平、生态：商界的三种社会企业前身模式

       企业界目前阶段就如何将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融合，有三个很不断逼近社会企业形态的发展模式，商业界正在通过责任企业、生态企业、公平企业三种典型做法来向社会企业这个终极形态靠拢。

       责任企业即以社会责任体系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企业经营模型，我们可以用一张图来表示：

 
       生态企业则是目前概念还不明朗的一种企业经营模式，目前公开有过的研究者文章，我只看到过长江商学院副院长廖建文的一次讲演。而在企业的实操中，却已经有大量企业在这样操作。如阿里巴巴、腾讯、乐视。

       生态企业这个名词看起来很宏大，但其实与责任企业殊途同归，其核心要点都在于与社会大生态的联通，以及社会资源的调用。笔者因长期致力于企业生态的研究和外部资源的整合，对生态企业的模型也有一些浅陋的认知，主要是下面两张图：成熟市场与创新市场两个领域的生态型企业运维模型。

       成熟市场的生态企业运维逻辑

       创新市场的生态型企业运维模型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生态型企业只不过是将责任企业换了一个角度，完全从企业自身利益来看，企业要做大做强，也必须将企业核心价值、企业内部生态、产业协作生态、社会大生态进行综合考虑。这一点在互联网行业已经成为共识，主要是由于互联网行业的跨业竞争、混业经营、降维打击是常态，不关注生态的互联网企业，永远不知道自己会被哪里来的创新者一夜之间取代。

       而餐饮业的精细化管理龙头海底捞，也已经殊途同归，从精细化管理中走到了生态化的阶段，最新的消息是，海底捞将自己的部门独立化，成为开放的生态型企业。这也可以看到，即使是从利润最大化的角度，而不是从社会价值第一的思维模式，生态型、责任化也都是企业的发展趋势。

       公平企业则是以公平交易为核心原则的企业，公平企业的本质则是对自然资源的自然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进行重新审视，并重新定价，而不仅仅根据市场定价。消费升级+文化消费的大趋势下，公平企业一定是未来的趋势，无数公平企业组合成的市场生态与社会生态、自然生态，才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未来；但今天，责任型、生态型的可持续模式显然更具现实性，CSR体系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简单易行的指导规则，生态思维则为更具商业智慧的经营者提供了指数级成长的捷径。

       从其本质来讲，公平企业、责任企业、生态企业都是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优秀模式，其中公平企业相对于责任企业、生态企业，其思考的可持续哲学、受益者范畴及生态范畴更深远、也更宏大。责任企业或者是在CSR2.0\\CSR3.0划定的生态共生区里做自律，降低企业追逐商业利益造成的社会与自然损耗，或者是在CSR4.0领域里找机遇；生态企业是通过社会生态的资源整合来获取跨业、混业、升维的成长机会；公平企业是在第一天，就开始用更高的社会认知思维来分析人类每一种消费真实的自然与社会成本，而不是仅仅立足于市场规则体现出来的货币成本量化结论。

       这三种模式，在目前阶段，都已经与社会企业的思维有所重叠。尤其是公平企业与CSR4.0企业，其道德基础与社会综合价值的要求，已经超出了社会企业的现有要求很多。然而，除了公平企业大多来自公益慈善领域，责任型企业、生态型企业都是由商业组织原生而来，其核心指导思想依然是立足市场需求，责任企业是在追逐短期利润的同时观望长期增长，而生态型企业的出发点则是借力产业与社会资源进行快速扩张。

       与社会企业的概念相比，显然“责任企业、生态企业”这两种“在商言利”的概念更容易获得今天商界的追捧。即使是纯粹的商业组织中，也出现了阿里巴巴这样坚持“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的非利润单一指标型的企业，当然，如果阿里巴巴再前进一步，做成“社会第一，客户第二，员工第三，股东第四”，就已经可以算是社会企业了；如果再加入对“人与自然”的思考，就已经可以算责任型企业了，如果再加入对“社会阶层的机会补偿”，那就可算是公平企业了——但这样的阿里能否在今天的市场阶段存活，就会成为问题。

       显然，一家企业到底是以社会价值为导向顺便盈利，还是追逐商业利益的同时兼顾“CSR”或“慈善捐资”，抑或仅仅是将“社会生态思维”作为商人的格局与智慧，仅仅从其经营管理的行为及其企业文化的传播中，是无法识别的。我们无法做“诛心”之论，即使是作恶公司的典型百度，我们也很难举证证明李彦宏到底是为了给社会提供普惠、免费的信息服务而不得不想方设法赚钱，还是李彦宏为了赚钱而不得不首先给用户提供免费、普惠的搜索服务。

       公益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的探索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公益组织目前在通过哪些战略思考让自己进入社会企业范畴。下面这个公益分类表格，是笔者在做互联网+公益时，对公益项目的梳理与分类，这种从根源进行思考的分类模式，比起那些在现象后面跟随的分类方法不仅更有效，同时还拥有一个额外功能：可以发现空白。

                                     
       在这个分类中，我将公益实施分为了三类：资源注入、能力建设、权利空间，另外根据受助对象的不同，分为了人类、公共设施、生物（非人类组）、自然生态、文化、社会意识六大类，目前我们所有的现有公益类型如扶贫、助医、助学、环保都可以从其中找到位置。
       同时通过这个分类法，我们也可以很轻松地看到，我国的公益领域还有很多空白。这也是互联网创业者常用的思考模式，将所有的可能列出来，再看还有哪些领域长期空白。如果永远站在现有领域进行微创新，那么不会有淘宝、滴滴、facebook等企业和新生行业。
       公益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的战略分析过程中，只需要对照这张表，就可以首先将自己的公益项目做一个定位，首先明确自己的实施类型与救助对象。
       第二步则是要思考：为什么这件事必须要通过公益组织筹款来做？救助对象有哪些特质导致他们不得不沦为弱势群体，为什么我们必须通过这种实施类型来帮助他们？在帮助她们的同时给社会、自然带来了什么回报？为什么这些回报是隐形的或多维的？从而导致无法形成商业模式？——这也就是社会需求与市场需求、公众需求的差异点在哪里？
       为了方便大家，这里将思考过程整理成表格，任何一个公益项目，都可以通过填写这个表格来完成模式梳理：

       通过对这九大项33小项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很轻松地找到问题的根源，并在政、商、益、媒、学（研）五种实施模型中做出最有效的选择。

       除了苦逼型公益是大家都看的需求，只是因为回报不足必须有“吃苦耐劳”的公益人来承担外（当然苦逼型公益也是可以通过政府或慈善来支撑，从而让公益人不太苦逼，但前提是社会资源已经足够丰富，可以承担这一在资源决策者眼里“既不重要，也不紧急”的次级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苦逼型公益无论受助者还是执行者，都是在给社会非核心矛盾做补救，这也直接决定了这一类公益组织的社会资源能力的边缘性。），创新型、先知型公益真实的问题都是出在社会认知不足上，例如资深的环保公益人冯永锋就说过“公益其实就是传媒行业”，当然这个说法并不能覆盖全部公益行为，但在环保这种更多具有先知型、创新型的公益行为来说，确实很有代表性。

       在清楚了自己公益项目的受助对象、帮助模式后，就可以进行新一轮分析，这时就需要用企业家的思维模式来分析。

       创新固然很难，但企业界的探索给了公益转型社会企业很多启发：我们可以用企业界现有的三种模型来套。
首先是公平企业的思路：我们能否将受助的弱势群体，转变为可以议价的市场资源。

       例如：可以将农民手工制作的布鞋，按照平均劳动时间进行计价，从而让三个小时的手工劳动获得与三个小时的流水线相似的市场议价；可以将自然状态下生长十年的木材，获得大规模种植状态下同样时间、同样土地的木材进行价格比照；也可以将钱贷给劳动能力低下的农业人口，并以较低的利率保障落后群体的资金增值。

       但这时：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矛盾就开始尖锐了。消费者会表示：我可以花15元钱购买到机器生产的布鞋，为什么要花150元购买所谓的“公平布鞋”；我可以用300元买到盗伐木材制造的写字台，为什么要花3000元购买你们所谓的带有“野生资源保护协议”的桌椅？我的钱投资给高新技术产业可以获得更高回报，我拿出这些回报的一小部分做慈善都可以让那些人活得更好，为什么我们还要保护那些“反效率、不成长”的落后生产力？对落后生产力的保护就是在拖人类进步的后腿，是不利于社会整体进步，这不是公益而是慈善。

       这时，公平企业的模式就会遭到市场的挑战，作为社会企业的创立者，就需要在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中找到新的契机，第一个途径当然是通过公关手段，让消费者认知到“公平布鞋”是为了让社会劳动者更公平，从而保证社会的结构的稳定性；“自然议价”是为了给自然资源与时间进行公平的估价，从而避免自然生态的“雪崩时重建”造成物种灭绝；“扶贫贷款”是为了帮助生活在落后地区的人们能够共同进步，而不是让他们“自然灭绝”或形成“族群壁垒”。

       然而受限于社会认知水平，这样做很多时候并不生效，于是我们就需要采用第二种方法，给公平产品赋予新的价值，例如品牌附加值、消费者社会形象提升等。例如：通过艺术家的指导，给“公平布鞋”增加文化赋值，通过对原生态、稀有木材的价值炒作，让消费者接受这一价格差异。当然，这种做法很容易从社会企业的初衷“让市场需求向社会需求弯曲”，变成“市场需求主导，社会需求受益”，甚至进一步变成“先赚钱，后捐钱”的“商业+慈善”，从而完全偏离了社会企业路径。但我们也可以退一步想：如果公众意识、市场意识还没有成熟到这一步，是否我们也可以退一步？正如同国家最新制订的是《慈善法》而非《公益法》，“领先半步是成功，领先一步是送死”。

       当然，如果上述两种方案都走不通，社会企业的创始人还可以借鉴“责任企业”的做法，即通过推动暴力组织的法规建设或企业（行业）的自律法则，从而形成对这一类弱势资源的强制补贴：例如碳交易市场、例如北欧采取的砍伐一棵树必须补种六棵树等等。从目前世界各国暴力组织对市场的管理方法看，这确实是更有效的方法，同时也规避了资本与消费意识的“瞒天过海”。

       当创始人觉得上述两种方法都走不通时，还有社会企业的第三种终极做法：生态企业。其实早在这些概念诞生之前，媒体行业的通行做法就是生态企业的做法，只是媒体的生态模型比较简单。即：用好的内容吸引读者，再将读者的眼球贩卖给广告主。这个模型虽然小，但在今天却依然适用。笔者创立的公益平台依然是这个简单的方法，将关注公益的高质量人群聚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商业价值。

       当然，真正的生态企业绝不会如此简单：品牌价值带来的粉丝经济、影响力投资，社群聚合带来的行为数据挖掘；产业链衔接中带来的资源整合与产业链联动；行业需求中的多点需求共同用户群整合与打包服务；以及多元联动下的泛资本运作模型等等；这五个核心价值的整合联动都是公益项目转型社会企业可选择的模式。关于生态型企业的一些具体方法与案例，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将在我的新书《企业公关实战》里进行阐述。

       这些方法事实上都在被广泛采用，然而并没有人进行过梳理与分析，并总结出实用的方法。同时，社会企业的创立者们经常陷入两个前置区：一是对某些弱势群体进行资源补贴式的商业服务，例如低息贷款、特定人群的补贴服务，这实质上依然是“伪企业、真公益”，并不具备在市场中活下去的能力，自然也无从改造市场需求，促其向社会需求靠拢；二是通过迎合现有市场需求直接赚钱，然后再去补贴，这是“真企业、真慈善、伪社会企业”，其问题是并不能真正帮助全社会形成“利益共同体共识、社会需求共识”，但在目前阶段，至少能够为这两个共识提供传播渠道，同时也确立了“担当者共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需求都需要公益组织来承担，同时也不是所有的公益项目都适用于社会企业模式。只有社会需求与公众需求、市场需求距离较近的公益类型，有机会成为社会企业。我们知道公益可以分为苦逼型、创新型、先知型三种类型（此前在《社会企业与社会创新》一文谈过，在此不再赘述），其中因社会需求本身的隐蔽性、转化渠道不畅的问题，导致大量公益模式只能继续沿用“筹款-实施”的公益路径，跨入将社会需求与市场需求结合，并实现自盈利的路径还很漫长。另外，政府对社会需求重点的投资与扶持，公益组织孱弱的行动力能否接单，也是一个大问题。

       政府与社会企业的关联

       而在政府眼里，社会企业则是另一个样子。

       我们如果追溯一下社会企业的前身，就会看到英国数年前关于“社区利益公司”（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的规定，这是最接近社会企业的公司法人地位，是一种介乎于普通公司与慈善机构的新型公司组织，但它不是慈善机构，亦没有任何税务上的优惠，税率跟普通企业完全一样，但却有两个重大的限制，就是利润的分配不能高于百分之三十五，以及公司的资产不能变卖分给股东。

       在政府眼里，则一切变得简单，无论梁山好汉是以替天行道为目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只是手段，还是梁山好汉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为终极目标，替天行道只是一块遮羞布，“侠以武犯禁”，触犯了法律底线都要严惩。

       同样，政府的鼓励机制也不会研究社会企业的初心，而纯粹站在政府看到的社会需求角度，对政府力所不及的社会需求解决者进行补贴或者PPP模式的合营，从而将政府职能分担给商业组织与社会组织。

       综合有关研究报告，到2020年，中国养老需求规模将达8万亿，是当前市场供给量4500亿的18倍；医疗健康需求也是8万亿(与养老有部分交叉)；民办教育，包括民办大中小学、学前教育、远程教育和各类教育培训需求规模在3万亿左右；环保产业产值将超过5万亿。还有家庭服务业、有机农业、残疾人就业市场等，都有巨大的社会需求与商业发展空间。

       而活跃在我国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有20多万家民非。囿于民非的非营利性质，投资人无财产权、无投资回报、无融资资格、不能设立分支机构和实际上不予免税的假私济公“五不”政策，对这些领域的商业投资产生了严重抑制。2014年以来，为了推动民非转型，为商业投资开闸，10部委连续下发了10多个文件，令人目不暇接。最大突破是为“民非+公司”开方便之门。民办教育机构可以任选民非或公司体制；民非养老机构举办者可以同时以公司或私人身份，对民非进行固定资产租赁和资金借贷，“行业管理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对其关联交易进行披露并进行必要监管”（〔2015〕33号）。

       在社区养老行业，政府则干脆采取了直接购买的形式，由政府出资购买全部或部分服务，以鼓励发展。一些地区的养老床位补贴甚至达到了每月2000元，已经变成了政府福利行为而非商业或公益行为，“扶上马，送一程”的做法非常简明。政府的目标非常清晰：我不管你是什么，对商业组织，我希望你能在赚钱的同时兼顾社会利益，对公益组织，我希望你能在服务社会的同时，有盈利能力。

       另外，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公平交易领域做出了持久而有影响力的举措，即通过补贴与惩罚性税收，对社会与自然界的弱势群体进行价值保护。而国际化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更是直接对自然这个弱势群体做出了保护价。

       企业界与政府，确实已经在社会企业的路上。而在公益界，对社会企业的理解则是另一种形式，简单说有三种思路：其一、通过商业化思路，来解决公益事业的资金来源问题；其二、通过就业或资源变现，解决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使其不成为社会负担与负能量的来源；其三、通过巧妙的商业模式，将社会需求与市场需求进行转换或打包销售。

       这些思路既有传统公益组织的转型思路，也有新商业发源于社会需求的思路，也有生态型企业源生于社会闲置资源的思路。

       其中第一种思路，最终与企业拿出利润的大部分作为慈善捐赠殊途同归；第二种思路，海底捞坚持雇佣来自贫困地区的雇员、淘宝网坚持为低成本创业提供平台，也已经为公益组织转型树立了典范，而一些将需要保护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进行商业化，使其自身不被忽视并失去存留机会的公益项目，也是这其中的典范之作；第三种思路，则需要经营者有扭转社会思维与市场趋势的营销能力，至少在目前阶段，还鲜有成功者，笔者五年中不断尝试的公益平台，以及路人甲、米公益等，坦率的说，成功机率都不是很高。但任何一个新生事物，都不仅需要先驱，更需要先烈。

       我们将与社会企业相关的政、商、益三界的比对内容整理成一张表格：

        
而上述三种组织的三种做法，在实际中也有相同之处：

       基本上，可以看作同一种思维在不同组织的不同做法。我们了解了这些常识，就会发现：任何关于社会企业的定义，其实都无法准确描述出社会企业到底是什么，除非我们将中国人的“诛心之论”发扬光大。社会企业并不能用概念来定论，而需要学习责任企业或政府的模式，用丰富的规则来进行量化考量。

       社会企业的真相：社会需求与公众诉求、市场趋势的偏差

       要理清社会企业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跨界存在，我们并不能仅仅从现象和概念上做分析，我们还需要就其理论进行更深度的思考。

       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三种人类资源组织行为的定义：

       暴力原理：权力是公众对解决社会需求者的授权。
       暴力组织的核心是权力，资源组织能力随权力的提升而提升。
       暴力经济：以暴力行为为主体的生产组织形式，我们称为暴力经济。

       商业原理：利润是市场对解决社会需求者的奖励。
       商业行为的核心是利润，其效能往往随利润的提升而提升。
       以商业行为为主体的生产组织形式，我们称为商业经济。

       公益原理：以解决社会需求为直接目标的人类活动，我们称为公益行为。
       公益行为的核心是社会需求，资源组织能力随利益共同体共识、社会需求共识、担当者共识三者的共鸣而提升。
       以公益行为为主体的生产组织形式，我们称为良心经济。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种需求，分别是公众需求（公众眼里的社会需求）、市场需求（市场是别的社会需求）、社会需求。我们很多人都会认为三者会一致，例如马云就曾经说过，“任何有痛点的地方，一定有商机。”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容易实现，社会需求是隐藏在公众需求、市场需求下面的历史趋势。如果所有的社会需求都能够得到公众与市场的认可，那么世界上就不需要公益慈善组织，政府和商业机构就可以满足一切。而庞大的CSR2.0体系，以及注重社会回应的CSR3.0体系，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尽可能让市场需求贴近社会需求，从而让商业价值支撑社会价值。

       如果我们永远从现象分析，就会落入“严谨的废话”这个当今学界的通病，仅仅从政府、企业、第三部门的分类来看，事实上有很多误区。三种组织的定义仅仅是政府的分类，而实际上，三种组织都混杂着暴力行为、商业行为、公益行为三种资源运转方式。例如非营利组织中，行业协会、国字头基金会就事实上扮演着暴力行为执行者的角色，而很多民办非盈利组织则实质上仅仅是“商业+慈善”、或者“商业+暴力”的行为混搭体，前者如残友集团，后者如大量的PPP企业以及承接政府采购的民非组织；而如“新东方”以及大量的民办医疗、民办教育机构其实完全就是商业组织，仅仅是因为国家行政部门的“屁股问题”而不得不选择在民政体系另找门路。

       那么真正的社会企业是什么样呢？其实最佳的答案，还是要在公益组织的转型路径中找寻：我们知道公益有三种类型，分别是苦逼型、创新型、先知型。分别对应权力与利润回报不充分、没有途径获得权力与利润回报、社会需求难以达成社会需求共识三种情况。而无论是回报不充分还是没有回报路径，其根本原因都是公众需求、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度不高。在这种情况下，暴力组织与商业组织无力承担该社会责任，因此只能通过公益模式来进行责任履行，因此就有了“支付转移”这一公益行为的核心资源模型，也产生了捐赠人、受益人、公益服务者这三个角色。这也是公益的小众性、意识输出性、道德模糊性的根源。

       如果我们再深入挖掘一下社会需求、公众需求、市场需求三者之间的差别，我们还会有更多发现。

       公众需求本身会受两个核心要素的影响：其一是公众的范畴，不同的公益类型首先对应的是不同的利益共同体认知，而公众参与决策的程度、地位不同，就决定了公众利益从来都不会被暴力组织完全覆盖；其二则是公众的意识领域，随着不同阶段的自然与社会认知，人类的道德标准在不断变化，同时也会导致该时代的利益共同体共识、社会需求共识、担当者共识有时代烙印——而这三种共识，恰好是公益劝募的核心原理。公众意识与公众范畴的不充分，导致了公众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差异。

       市场需求则会更复杂一些，但其核心要素依然是两个：其一是市场上消费者的意识领域，或者说叫消费习惯；第二个则是二级市场、次贷、政策对一级市场的影响。这二者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差异；而在今天，无论地球的哪一端，金融资本对市场的控制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在信息碎片化、营销日常化、产业金融化的模式下，消费者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更无从理性消费并决定市场了，上个世纪我们或许还可以说消费者是上帝，今天我们只能说同时掌控了生产投资、消费贷款、营销环节、以及产业估值的资本才是市场真正的上帝。

       社会需求往往只有少数人才能认识到，而公众需求则完全取决于公众整体的认知能力，市场需求更不用说了，市场规则、二级市场、次贷金融、文化习俗等各种不确定因素都会导致市场的非理性。三种需求的不吻合，恰恰造就了人类社会的丰富多彩、悲喜交加的历史与未来。

       真正有能力挖掘到社会需求的人，往往与公众需求、市场需求脱节，后世可以称其为哲学家、圣贤，却唯独很难成为成功的政治家、商人；而公益组织的负责人恰好大多属于这一类社会需求挖掘者，他们很难将社会需求与公众需求、市场需求做好转化，如果能够将社会需求与公众需求打通，就可以实现通畅的公众筹款。实现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俯就，将社会需求解读成公众容易理解的公众需求，如免费午餐、冰桶挑战等，用公众的共情来实现传导；另一种是提升，即通过宣传提升公众对社会需求的认知。

       如果将社会需求与市场需求打通，就可以实现第三种公益组织转型社会企业。实现的方法同样有两种，一种是俯就，将社会需求降格为市场需求，例如一些环保组织将定位调整为无公害食品、健康；另一种是提升，将市场需求引导至社会需求的认知层面，公平企业其实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而对于企业来说，履行社会企业思维真正的挑战在于在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中做一个平衡，方法也有两种，一种是市场的归市场，在商言商拼命赚钱，然后再拼命做慈善，这也是CSR1.0时代的典型思路，我们称为“一个商人的自我修养”；另一种则是在市场竞争中，努力进行市场教育，尽可能使市场需求接近社会需求，从而在竞争中保持“消费升级”的领先优势，这是新一代商人的典型思路，也是公平企业、CSR4.0的典型思维。

       对于我国政府，挑战则在于推行。与西方式民主相比，中国的政府一向是哲学家领导，而非政治家领导，其前瞻性、视野格局，以及对社会需求的思考力，是政治家担纲型政府无法比拟的，但优劣势是辩证的，将社会需求渗透到公众意识里，并成为公众需求，则是一个挑战。一个简单的例子：政府各种公告、政策，有多少社会人士真正去看了、去了解了，并思考了背后的深意。

       公众、市场、资本：三大阻碍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桎梏

       然而，上述这些深入的思考，却无关社会企业的成败，认知固然重要，但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依然是我国目前阶段公众诉求、市场导向二者与社会需求的偏离程度。

       首先看公众需求，随着这些年文教事业的复兴，公众的自然科学素养与社会科学素养有了非常大的提升，然而，公众需求（或者说公众诉求）依然还受困与公众整体认知水平，加上互联网领域热衷的碎片化、情绪化的信息传达方式，加剧了公众需求与社会需求之间的隔阂。

       其次看市场需求，尽管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金融业对市场的影响力，开始倡导供给端改革、去杠杆化等举措，但资本逐利性以及传统资本的落后性，依然在扼杀创新与智本，并试图通过资本的力量禁锢市场升级。

       在文化产业，近期出现的一个案例很好玩。一部名为《封神传奇》的烂片刷新了文化产业的底限，然后资方却动用资本力量，一方面扯上名人做炒作吸引眼球，另一方面则雇佣了大量水军刷好评，同时，也强行占据了院线资源，第四点尤其恶劣，资方代表甚至公开在媒体表示：说这部片不好的消费者（及准消费者）都是恐怖分子、是邪教成员。

       在文化市场不断升级，用户已经开始呼唤有深度、有思想、制作精良、专业度高的优秀文艺作品，这样的市场趋势下，资方竟然还可以这样泼辣的试图将市场水准拉回自己的舒适范围，这也是一个奇迹。然而，从短短三天的2亿票房，以及资方肆无忌惮的炒作、诋毁，可以看到，中国的市场需求提升，还会有非常大的阻力。这部片引发的社会现象中，资本的傲慢甚至惊动人民日报评论部，罕见的为发评论文章称：文化产业不是靠资本、靠IP，而是靠真正的创新与专业的执行。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有一个影院规定，如果观众在开场10分钟内可以要求全额退票，是否对影视市场的繁荣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然而文化产业容易识别，因为文化是每个社会人都要必修的课程，即使是在社会大学。其他消费领域则更加复杂，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成为所有领域的专家，消费者的利益保障如果没有机制，资方就可以作恶，市场升级也就无从谈起。而在以市场为解决人类生产与生活核心场所的今日社会，市场升级、消费升级恰恰是社会进步的重要阶梯。

       这也是我们的第二个隐忧：我国的市场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市场规则，市场本身还处于无序状态，资本对市场的垄断与控制，阻碍了市场需求向社会需求靠拢。

       然而资本的问题并不只此，我们再看第三个隐忧：中国的资本圈子很小很封闭，内部交易盛行，尤其是在没有监管的投融资领域，洗钱、圈钱、接力三种游戏层出不穷却甚至无法被社会发现，经济学者、公知、媒体人、大V甚至也成为合伙人。

       在创新创业领域，资本方也试图阻碍市场与社会发展，神奇百货、超级课程表、泡否等所谓的明星创业项目，更多是资本在玩的“接力棒游戏”，炒热一个项目，然后高价卖给下家。

       今年年初阿里巴巴一次内部创业者论坛中，大家得出的明确结论就是：目前阶段由于资本圈的互投、炒作的原因，创业已经与创新无关，成为了继炒股、炒楼之后的第三波“炒创”，创业已经成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而非创新创业应有的“智力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

       这些资本的反社会行为，实质上都是在阻碍市场升级，试图将市场规则阻止在自己的舒适范围内，拒绝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打通，从而实现阻碍社会发展的举动。这也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出的资本逐利性对社会价值的忽略。

       也正基于此，社会企业的理论界提出了耐心资本、良心资本、社会资本、智慧资本、影响力投资等种种提法，期待资本转型。然而笔者认为，这是无效的，对于已经成为社会发展阻力的资本，唯有淘汰。让其持有资本随着投资的失败、货币的增发，逐渐缩水。而新兴资本、智本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成长，并成为社会前进的动力。当然，有一天，曾经的新兴资本们也会落伍，但社会进化就是这样残酷，落后者必然被淘汰。

       然而目前资本集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阶层，根据清华社科院的一项研究：改革开放以后，1988年基尼系数是0.382，1994年是0.434，1997年是0.4577， 到了新世纪，多数研究型的数据都证明：基尼系数不低于0.5。北师大李实教授做了一项研究，说是0.5到0.55之间；西南财大甘犁的研究表明，基尼系数0.61，高得令人吃惊。

       吴小平提供的数据是：“数百亿资产的家庭，中国有不少于200家，而实质控制各类资产过千亿的家庭或财团，中国也有数十家。中国最大的私人财团，控制资产规模早已超过万亿人民币。”这些财团“出击则成团炒作，防守则抱团取暖”，他们可以操纵舆论，操纵二级市场，甚至通过补贴来制造需求。这些财团已经成为中国传统的官民两阶层外的新兴势力。

       资本阶层的数量稀少与成团结社，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创新的第二个障碍，而资本通过公关手段控制社会意识，在利益的驱动下，也已经逐渐开始挑战社会的三条底线：法律、信仰、舆论。前一段时间就有四个资本主导的恶性公关标志事件：向家水军组队称反对风神传奇就是恐怖分子邪教；淘宝网为保护自身利益与工商总局对战；黄奕前夫黄毅清跳出来人身攻击林志玲，实质是转移原本在赵薇身上的公众视线；以及宝能系对万科的资本与公关围剿。

       而中国的资本阶层不仅有着西方资本的逐利通性，还同时有着新生资本的饥渴性、幼稚性，以及初创资本的无知与膨胀，再加上中国资本阶层的密集性，导致中国新生的资本阶层尤其缺乏思想，这都是不利于社会投资的因素。

       现在，还在有越来越多的各种资本抱团事件发生，甚至一些原本代表创新力量的新兴资本，也已经开始通过办学、结社、商盟、气功、“慈善”、宗教等路径与大财团结盟，“抱团”进入了“钱快速生钱”的舒适空间。资本一旦抱团滚动、而不是互相竞争，在舒适空间里赚容易的钱，即使排除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资本财团的也会出于股东利益而扭曲市场需求、屏蔽社会需求，而非将社会需求尽可能与社会需求靠拢，他们的行为就是“股东第一、市场第二、政策第三”，员工、客户、社会、自然根本就不在资本的视野里，他们也就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谈何社会投资、耐心投资？

       所以，社会企业发展的阻力，表面上看起来是企业动力不足与公益组织创造力不强，而真实的三个隐忧却是：公众教育不充分、资本财富过于密集导致的创新阻滞、市场竞争不充分及市场规则不完善导致的二级市场操控。

       打破这些桎梏，既需要政府对规则的引导，也需要社会企业创投的努力，更需要整个社会意识的升级，同时，也需要社会财富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从长远看，未来的企业一定都是社会企业，尤其是在信息时代，互联网可以终结金融业对社会的实际控制权，政府意识、公众意识对市场的导向性更加明显，社会会形成政府、市场、公益三位一体的社会资源体系。

       一旦触及本质，我们会惊讶地发现，看似与社会企业无关的政府宏观调控举措，如：去二级化、供给侧改革、分配改革、税制改革，反而比PPP、政府孵化、采购公益组织服务、慈善法等微观调控，对社会企业的诞生更具催生价值。

       结语

       最后，我们看到了社会企业的真相，也看到了公众、市场、资本的三大隐忧，用一个鼓舞士气的案例作为结尾：

       在提升公众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素养领域，一群科学青年创办了“科学松鼠会”，按社会企业模式来追求自己的社会目标，但在机构定位为营利还是非营利模式的问题上，他们左右为难。因为有盈利成分，很难得到捐款支持；因为要追求公益性，市场资本不愿光顾。后来，他们把市场经营模式和非营利公益模式相剥离，其中营利部分名“果壳”，获得了1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非营利部分名“哈赛”，获得了“果壳”100万元人民币的捐赠。原来是你拉我扯的“连体儿”，现在变成了两个健康活泼的“异姓”好兄弟。

       当然，也许这还不够鼓舞士气，“美元”两个字，依然让我们看到了对国内社会创新环境的无奈。

       今天的中国，连责任企业的发展，还处在CSR1.0\\2.0\\3.0\\4.0共存的萌芽阶段，尽管马克思早就说过“资产阶级慈善归根到底只是一种改良主义，这些改良是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因此。它不能真正改变无产阶级贫困、受奴役的命运，无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但在今天，已经有上千年历史的“拼命赚钱，拼命慈善”CSR1.0思维在中国企业界、资本界心目中，还被惊叹为是“新思维”，更无法认知到“公平企业、责任企业”的做法，可以让弱势群体参与到社会进化中来，而不是接受慈善直到死去，并继续推动社会诞生新一代“弱势群体”。

       当然，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思考者总会超前于时代，社会企业受制于社会意识、市场机制、资本环境、创新能力四个范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建设才能提供社会企业存活的空间。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也许并不需要一步到位，而是一步一步推动：

       企业自身坚定履行“组织社会责任”并积极履行纳税义务与慈善捐赠职责；消费者理性、自发认可“公平交易”与慈善捐赠；政府与行业协会等暴力组织推动“公平市场”的规则与监督；各类公益组织自觉补足社会需求的服务空白。

       在实际操作中，公益组织的三种探索都是有价值的尝试，当然，限于公益组织自身的资源、资金、人才结构问题，更多的意义在于探索。政府现行的三种做法也都是非常行之有效的粗略；企业界则相对吃力，这三种企业至少目前阶段在中国，都数量稀少，且发展状况两极分化严重。如果评估商界与公益界的资源能力，我想：社会企业的发展，目前阶段的要点更适合落在企业界的社会化，而非在公益组织的商业化。

       至少在目前阶段，笔者更推崇企业首先成为责任企业而非社会企业：责任企业因其有明确的量化规则与考量标准，以及股市相对有章可循的社会责任投资板块，与社会企业的概念化相比，对企业而言更具实用价值。同时，生态企业的经营模式对资本而言更具诱惑力，而一旦生态企业形成，其又将不得不接受更多角度与收益相关方的约束，这也将成为责任企业的前兆。当然，生态企业的本质是一种资源模型，如果做不到CSR体系化，做不到公开透明，反而会形成更恶劣的“运作型“企业。而很多所谓的责任企业，其实也不过是渴望通过公关手段把自己变成拥有更多资源的“生态企业”罢了。

       而对于公益组织的转型，我想，公平交易是将公益组织的品牌势能转化为商业动能的良好途径。总之，社会企业不应该是一个概念、一个范畴，而是一种实践、一种实操。

       四界共同组建起“责任企业”+“公平交易”+“公益慈善”，我们的社会就会越来越好，也许再过30年，我们会重新认知并重新定义“社会企业”这个名词。

       而对于公益组织转型社会企业，因公益本身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恰恰在于其小众性、意识输出性、“低”效性、探索性、道德模糊性这五个二级特性，这也是暴力与商业无法履行某些社会需求的症结所在。既然社会企业与公益有其同源性——以社会需求为第一目标，那么社会企业也自然会遗传这五个特性。所以无论投资者、客户还是观察者，也都请“多一分宽容，少一些期望”，其成功率必然较低，但只要出发点符合社会一般道德标准，那么就是——“你长得那么帅，怎么做都是对的”。

       对于企业来说：活下来，并真正服务社会，才是唯一的考量标准。至于是不是社会企业，就让后人总结吧！（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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