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夏秋之交，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和非政府组织论坛在北京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上万名妇女代表参与了此次国际盛会，也为中国了解NGO、了解妇女权益打开了一扇从未有过的窗口。“以妇女的眼睛看世界”是那次世妇会最深入人心的口号之一，而在那一年，同性恋在内地还是流氓罪、被当做精神病，生活中的压抑不为人知，女同性恋与世妇会的关系在二十年来同样鲜为人知。事实上，借着世妇会的召开，会场内，国际女同性恋组织在联合国层面努力，推动女同性恋权益写进北京《行动纲领》；会场外，则有着另一场激动人心、前所未有的相遇：来自世界的女同志[1]第一次在北京结识中国的女同志。人山人海的世妇会上，这场相遇，成为所有当事者都难以忘怀的记忆。

       北京1995：女同性恋争取权利的战场

       国际女男同性恋联合会（ILGA）在一本手册中列出了女同性恋权益在联合国层面发展的简史，其中，1995年北京世妇会成为其中最闪亮的一笔。从1980年代哥本哈根大会举办五项女同性恋工作坊，到1994年开罗人口和发展大会上“性的权利”第一次被写进政府文件并引起激烈的讨论，再到1995年，将所有力量、所有妇女议题集结的世妇会，成为女同志必须抓住的一个机会：世妇会之前，纽约的会前准备委员会已将女同性恋议题写入《行动纲领》草案，而北京世妇会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保证女同志的人权被清楚的写进最终的成果文件，让大会不仅看到女同志的存在，同时明确承认女同志的人权。在不同国家的同志组织以及妇女组织工作的女同志们结成了同盟，为了这样的目标来到北京。

       （一）非政府组织论坛：一顶帐篷的权利

       超过三万人参加了在怀柔举办的非政府组织论坛，它是世界妇女大会的辅助性会议，一般先于大会一周召开，后有几天同大会交叉。论坛是民间组织讨论妇女问题的主要场所，人数往往超过大会本身，其形式为规模不等的专题讨论会，与会者可以各抒已见。论坛不参与决议和宣言，但讨论中提出的建议可以通过出席会议的政府代表和非政府组织观察员转交给大会。

       在这个数万人参与的大会上，女同志们为自己争取到了一顶帐篷，现在听起来或许可笑，但这反映了当时国际会议中对女同志、对性权利的态度。

       来自纽约的Anna Leah 描述了世妇会会前筹备会议中争取帐篷的情形：“我们要求自己的空间来获得关注度，但是秘书处说已经没有空余场地给我们搭建展台。菲律宾组织Anjaree的Tang Suvarnananda向秘书处解释我们不需要多奢侈的布置，只要有个为女同志搭建的帐篷就很满足。一年之后在北京再见面时，我们都不敢相信我们得到了要求的东西──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帐篷。”

       作为各方力量博弈的结果，大会在怀柔设置了7顶多元议题帐篷[2]。其中，女同性恋帐篷为世界各国的女同性恋提供了自己的空间，她们在这里分享信息，举办不同的活动，包括亚洲女同志组织化的讨论、筹款工作坊、晚间影像放映、关于游说影响《行动纲领》的策略会议等。来自南非和肯尼亚的拉拉每天都在帐篷里和其他非洲妇女对话，很多之前从未了解过女同性恋议题的妇女也到帐篷里聊天、获取信息。

       据参会的女律师Rechel 说，这个帐篷第一天就聚集了100多位女同志，当然也包括很多好奇的人。提出要帐篷的Tang Suvarnananda还组织了一个名为“女同性恋和你的好奇”的工作坊，回答参与者对女同性恋的各种好奇和迷思，让来自世界的妇女了解这个群体。

       （二） 破除“特殊关照”、传达自己的声音

       1995世妇会的非政府组织论坛自身就命远多舛，原计划在二环边的工人体育场举办，却因“场地维修无法如期使用”被迁往三个小时多车程以外的怀柔，与大会隔离开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女同性恋帐篷也受到了密切关注，所有中文资料都被没收了，在这种情况下，帐篷的组织者们依然继续宣传和组织工作，还举办了新闻发布会进行情况说明，呼吁参会者对女同的支持。

       最终，论坛期间女同性恋的呼声还是传达出去：300多名女同性恋参与了帐篷的活动；在一场所有人都参与的关于国际保守主义上升的NGO论坛中，三位与会者发言都涉及到女同性恋的议题；女同性恋游行成为了会场上第二大规模的游行，超过500名女性参加并喊出了“女同性恋权利是人权（Lesbian Right is Human Rights）” 的口号，并发布了一份有着47个国家女同志参与的立场声明。

       （三）官方会议中的历史性发言

       在北京市区举办的世妇会成为很多国际女同志争取权利的主战场，她们游说各国政府将女同志的权利明确写到大会成果文件中。在非政府组织论坛中，女同性恋组织也积极散发传单影响其他组织，希望她们帮助游说政府。

       在政府会议中，政府文件草案有五段话中的“性倾向”、“性权利”、“性自主”词汇被加了括号供政府代表进行辩论磋商，女同志们在会场中挂起横幅和布告施加压力，来自南非的女同志团体代表Palesa Beverley Ditsie向世界妇女大会联合国小组发表意见，她在发言中指出：“如果把性倾向这个词从相关段落里舍去，《行动纲领》本身就成了女同志们所面对的歧视，以及对女同志的存在认识不足。”

       官方委员会用了一个多星期讨论“性倾向”，虽然最终这个词和女同性恋的权利没有明确写在文件里，但妇女具有控制自己身体和性的权利的相关表述明确写进了《行动纲领》第96条。

       世界影响中国：内地女同性恋浮出水面

       在世妇会人山人海的各色会场中，小小的女同性恋帐篷就如同汪洋中的一滴水，但却绽放出了前所未有的光芒，播撒下了无数无法预知的种子。虽然那时同性恋依然面临严峻的环境，但世妇会带来的国际女同性恋和北京同志社群的邂逅，还是像一道来自异域的美丽春光和希望，让90年代的同志们畅想未来。后来活跃于北京同志社群的积极分子如苏茜、何小培、吴春生、石头等，都与世妇会结下了或多或少的缘分。

       粉色空间文化发展中心负责人何小培1995年时在国家体改委工作，她费了好一番心思和风险才拿到了参加了世妇会非政府组织论坛的通行证，在女同性恋帐篷中“混迹”了整整十天。当时的她虽然不懂性别议题也不懂运动，但“觉得女同志游行太好玩，觉得特别受鼓舞。”

       对何小培以及大多数当时在场的中国人来说，这是她们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女同性恋，而且还是各种肤色来自各个地区的，对于做同志运动的人来说，想一想都能兴奋很久。

       同语的发起人徐玢当时在北京读大学，听说世妇会要举办就期待着去参加，可是不巧的是，非政府组织论坛搬到了让她觉得“像国外一样遥远”的怀柔，所以她与世妇会就此擦肩而过。

       徐玢当时并没想到世妇会将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产生那么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世妇会结束之后，她在1996年前后认识了现任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当时为中国同志运动而努力的外国人苏茜以及其他活跃人士。在她看来，“世妇会提供一个窗口，让她们（同志们）看到世界上，原来那么多不同国家的同性恋者甚至女同性恋者，都有自己的组织，能够一起做运动。”

       1995年，苏茜作为UNDP的志愿者参加了世妇会，除了志愿工作，她的另一件要事是寻找吴春生——90年代北京活跃的同志积极分子，他在世妇会期间被遣回原籍广东。之所以被遣返，一个原因是吴春生参与组织了世妇会期间中外同性恋在莱特曼酒吧的大派对。现在谈起那次派对，不管中国还是外国的参与者依然很激动。苏茜回忆道：“吴春生找了几个大巴从怀柔开车到莱特曼……（这让）国外的女同志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有机会可以和更多的中国女同志交流……（在酒吧里）女孩抱着女孩一起跳舞，我觉得外国的参与者会可能吃惊，因为她们没想到可以在中国这么干。”

       如今莱特曼已经不复存在，但是酒吧的招牌却依然神奇的伫立在西坝河南路的交叉口上，有意思的是，相隔不到十分钟脚程的一栋大楼，是包括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同语、爱白、北京同志中心等在内的多家国内重要同志机构的办公室所在地，这栋大楼和莱特曼的招牌遥相呼应，中间隔着林荫大道和香河园派出所，似乎是种隐喻，展示20年来中国同志运动的漫漫历程。

       除了莱特曼酒吧的聚会，世妇会期间苏茜、吴春生等活跃分子还组织了几次类似的聚会。这些世妇会外的交流，让中国的同志进一步结识了国内外的志同道合者，其中很多人至今还依然保持着联系，苏茜更是在大会中结识了很多当时的女权青年，她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国际女权运动家。

       可以说，世妇会打开了一扇窗口，让当时连“同性恋”都不敢说的同性恋们看到了国际妇女和女同性恋运动的蓬勃；世妇会中女同性恋的帐篷、国际争议以及女同性恋代表的发言，同样也给参与世妇会的中国政府官员和妇女组织代表一个认识同性恋的机会；而那些大会前后的传言让世妇会在一些人口中都要变成“女同性恋大会”了，这样的“蜚短流长”也成为增加女同性恋可见度的一个机会。因此，世妇会不仅是世界妇女运动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女同性恋可见度的里程碑。

       世妇会之后：中国女同志运动生根发芽

       1990年代，同性恋们都是靠在大街上“找出”同类的，苏茜在国外时通过介绍认识了北京的一个拉拉，再通过她用滚雪球的方式建立了一个女同性恋小圈子。还有一个发展渠道是通过方刚的书信建立网络联系，根据苏茜的回忆，方刚的《同性恋在中国》一书出版后，他收到了李京的来信，信里说她喜欢女孩，问方刚有没有认识的女同。方刚说她是第一个写信的女同，之后每个女孩给他写信，他都转给李京。慢慢地，李京在全国创造了30个人左右的书信网络。就这样，女同性恋圈子一步步建立起来，其中一个标志性的活动，要数世妇会后第二年纪念石墙事件[3]的“生日会”。

       那是1996年，同性恋尚未非罪化，为避免风险，组织者们宣布这是一次“生日会”。当时何小培正准备攀登珠穆朗玛峰，苏茜打电话告诉她会有8个女同性恋参加，让她一定来，因为在当时的中国，难以想象能有8个愿意公开自己身份的女同性恋。最终何小培回到北京，和吴春生一起主持了这次生日会。

       那一次来了60多人，其中有8个女同志。人群里也有一些便衣，因此，他们不能再说这是一个纪念石墙事件的活动。组织者们临时想了一个办法告诉大家这个“生日”的意义。

       何小培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女同志组织》一文中回忆道，唱生日快乐歌、分蛋糕之后，她请大家猜那天是谁的生日，猜到的到她耳边告诉她，对的话有小礼物──包装好的安全套和糖果。大家开始互相问，知道石墙故事的就讲给不知道的，然后再小声告诉她。于是大家一一过来到何小培耳边说：“今天是美国同性恋运动纪念日。”有一个男同志听完故事跑过来告诉她：“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今天是我们大家伙的生日！”何小培非常感动，也把这句话小声转告给其他的同志们。在她看来，这就是同志运动的意义，人们团结起来，有了共同的生日。那天以后，这家名为“HALF AND HALF”的酒吧成为北京第一个同性恋酒吧。

       这之后，北京的同志组织一步一步发展了起来。1997年成立了第一个男女同志的BB机热线；同一年，中国删除了《刑法》中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恋性行为的流氓罪，实现了同性恋非罪化。1998年，积极分子们建立了第一个女同志小组“北京姐妹小组”；同年夏天全国第一届男女同志代表大会在北京西山大觉寺召开，来自全国十几个省、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和国外共计30多名男女同性恋者参加了会议；这一年秋天，李京、何小培、石头等发起组织的全国第一届女同性恋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几个省共计20余人出席了会议。1999年2月，第一期女同性恋者非公开出版物《天空》出版；同年夏天，女同志组织承租了办公室，有了专职的工作人员。

       2000年，李玉执导了首部女同性恋电影《今年夏天》，艺术家石头参加凤凰卫视的节目，成为第一个公开在大陆出柜的女同志。2001年，社会学家李银河更是第一个发起提案，呼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同年，《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将同性恋从精神变态的范围中去除，实现了同性恋的非病理化判断。至此，中国同性恋实现了从“非罪化”到“非病理化”的过程。

       随后的十几年，中国的同志运动蓬勃发展，但让我们把眼光越过这些岁月，来看一看在北京世妇会二十周年即将到来、全世界妇女运动和女同性恋运动的目光又集中到北京之际，中国的女同性恋运动出现了何种新势态。

       酷儿遇到女权：十五年后的青年行动派

       世妇会之后，中国的妇女运动（不管是政府的还是民间的）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然而以妇联为主导的主流妇女运动较为传统和保守，极少涉及和性、女同性恋有关的议题，在这个层面上，相关议题被排除在妇女运动的官方主流话语和议程之外；在民间妇女组织方面，由于每个组织的分工和专业不同，也因为中国社会背景下对性的污名和恐惧，妇女组织的领导者对于女同性恋群体有的表示支持，有的并不了解，而这种支持也更多是个人层面而非官方表态和工作往来，唯一例外的是2007年，同语获得中国反家暴网络的一笔资金支持，进行了拉拉反家暴的项目调查，这让当时的负责人都略微觉得惊讶。

       另一方面，21世纪初随着国家和国际力量的推动，艾滋病运动快速发展起来，与之同步发展的便是以男同性恋为主导的MSM社区小组和艾滋病小组，同性恋运动在这样的框架和背景下，至少在组织层面开始了快速的扩张。但也因此，女同性恋在同志社区中失声、不可见。同语负责人徐玢曾举例说明两者在运动中的悬殊地位：2004年全国男同性恋艾滋相关组织有上百家，而服务女同志的只有几个在男同组织热线里面开设的女同时段。在公共话语上，似乎一定程度上“同性恋＝男同性恋”，讲到同志／同性恋，很少有人能将其与拉拉／女同性恋联系在一起，一直到今天，也有很多习惯性的称呼将女同性恋排除在同志之外（如同志和拉拉），这佐证了同性恋运动中男性主导的现实。

       既是女性又是同性恋的双重身份给女同性恋者带来了双重的压迫，而在妇女运动和同性恋运动的发展进程中，她们都被有意或无意的边缘化了。而这一切，在2010年代后，从青年人开始，发生了变化。

       中山大学的艾晓明教授在评价复旦大学版《阴道独白》首演时表达了她对青年人力量的赞许和尊敬：“她们采用直接交锋的姿态，我们就没有。年轻人真是有希望，一脚就踹破了门槛。”2012年，青年女权行动派在中国的公共领域中，踹出了更大的一脚。

       从2012年2月14日三个青年女权行动者站到前门大街对家庭暴力表达反对之后，一系列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行为艺术热烈蓬勃的在中国展开，对整个中国社会都在产生了影响，甚至有人将2012年视为中国“女权主义元年”。不同于以前，这是女权主义行动者频繁介入和参与到公共事件和公共空间的一年，开拓了性别议题在公共空间的可见性和可能性。然而媒体们所不知道或没有报道的是，在这些女权行动的背后，主要的行动者常常有一半是女同性恋或者酷儿（Queer，通常指不限定自己性倾向的人），而前文提及的前门反家暴行动，更是由女同性恋在主要策划和行动。李思磐在《中国女权：世妇会后二十年》提到了这一系列的事件：“女权行动者最早参与的各种性别平等培训班，往往通过‘拉拉’的组织、网络发展了积极行动的学员，因此，许多著名的女权媒体事件背后，都是女同性恋者在行动。对于那些乐于使用行为艺术警醒大众的‘酷儿’们，就一个社会议题组织一次街头发声并不需要复杂的组织工作，而往往是小伙伴吃一顿夜宵就能够决定的事。酷儿的加入，也让性自主、同性恋、性工作等妇女组织很少涉及的议题，也得到更多的公开讨论和关注。”[4]

       在酷儿们积极参与女权行动的同时，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某种安排，在同志运动的圈子里，受到女权主义的激荡，另一场“战争”爆发了。

       2011年12月17日，一个名为 “美少女战士拉拉”的公众号来到新浪微博，以“我们是拉拉-我们很酷儿-我们要发声”为开篇，提出“拉拉将是中国的酷儿先锋，作为女性中的少数，同性恋中的少数，拉拉的边缘视角有潜力带来突破”，由此引发了同志社群中一场激烈的网络口水战。这场论战从网络上延展到网络下，在每年都举办的某个论坛中，引发同志运动中又一轮的思考和讨论，形成以“拉拉”为代表的边缘群体向以男性主导的同志运动发起的挑战。

       很多人或许都会好奇这一切发生的原因，其实拉拉参与到女权的行动中，在当年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演出的《阴道独白》中就有迹可寻，而2012年以后的女权公共事件也是多方力量和大环境影响下的结果。一个青年女权行动派的核心参与者曾说：“有拉拉参加讨论，更边缘的议题、有争议的议题就更容易摆在桌子上，能把边缘性议题带出的通常都是少数的群体”。这种更为边缘的身份和位置，能让酷儿们发出更为强烈的声音和行动，进行更加激烈的挑战。

       “美少女战士拉拉”有一句话──“人人都是美少女”，女权主义行动派的积极分子们也高喊“每个人都可以是女权行动派”，这似乎是另一个“巧合”，这两个运动既是一次挑战现有的男权空间和话语的运动，同时也是一次开放、去中心化、民主平等理念在运动中的具体实践；是带着女权主义思想、酷儿视野的青年行动派们，从边缘出发，对主流结构的创意挑战和媒体话语的“夺取”。到这里，酷儿这一词已经不仅仅是性少数的身份的昭示，而是一种更边缘视角的体现，她们不仅关心女权和性权，还关心整个社会发展的议题。在世妇会二十年后，酷儿遇上女权，一起跳入新社会运动的大江大河……等着看吧，她们不知道还要如何兴风作浪才是！

（本文为Les+世妇会项目成果报告的摘编版，项目组成员包括Sam、韦婷婷、石头等。本文采访和执笔为韦婷婷，她是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项目主管、Les+世妇会项目统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