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6日，“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化趋势报告”发布会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举办。

       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联合支持下，“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化趋势研究”课题组成员历时一年，分别就劳工NGO、工会组织、非正式群体等相关组织力量与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化趋势之间的关系，在深圳、广州与、北京、大连、佛山、郑州等地进行田野调查，有针对性地收集田野材料，并最终形成此报告。该报告致力于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趋势，所有的分析均基于课题组成员的田野调查材料及此前的 “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大样本抽样调查数据。

       课题组发现，相比以往，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组织化趋势开始呈现出如下重要转向：1、农民工组织化诉求日益增强。2、农民工组织化的渠道正在发生转变。3、农民工诉求的转变和集体抗议行动的增加，也推动了企业工会和劳工NGO等正式组织的转变。4、农民工中的积极分子、劳工NGO、律师、学者、高校学生等社会力量之间正在初步形成跨阶级的团结网络。

       作为推动农民工组织化的草根力量，工厂内的非正式关系网络，是农民工的集体抗议和日常抵抗能够借用的一个主要资源。地缘网络依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企业内最重要的关系聚合形态，除此之外，新生代农民工正在逐渐形成超越传统亲缘、地缘关系的业缘网络，业缘关系网络的形成与其就业前长期的学校教育经历密不可分。然而这种非正式关系网络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现有的工厂体制，在世界工厂的体制下，更有可能造成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和企业中原子化的状态。

       总的来说，工厂内非正式关系的形成，对于农民工具有重要的意义。非正式关系网络是农民工借以进行集体抗议和日常抵抗最为重要的资源，也是保持工人行动秩序、凝聚工人诉求的重要机制。更进一步而言，以非正式关系网络为基础的集体行动甚至引领了劳工政治的发展，其也是农民工在公共服务和社区生活缺失的背景下所可能获得的重要社会支持。

       另外，课题组在对农民工帮派团体的调研中也发现，帮派群体在某种程度上为农民工提供了替代性的生计、流动、社会保护和利益表达等多种渠道。但帮派团体的存在一方面是农民工通过内部抱团，寻求在城市生存发展的重要组织力量；也是农民工借以进行非正式抵抗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帮派团伙又是权力和资本控制农民工、破坏农民工团结的力量。

       尽管从调查数据来看，劳工NGO在很长时间内影响有限，但近年来一些劳工NGO和劳工维权律师事务所转而积极推动农民工集体维权，其努力也已初见成效。从总体上说，劳工NGO同时承担了社区服务、个体法律维权和集体维权的功能。在正常条件下，后两种功能本该由企业内代表农民工利益的工会组织履行，但由于工会应有职能的缺位，使得劳工NGO成为推动农民工组织化不可或缺的外部引擎。

       劳工NGO典型的社区服务工作包括建立夜校、举办晚会、放映电影等，这些活动拓展了农民工的视野，锻炼了农民工自我表达的能力，也是农民工意识启蒙的重要过程。在个体法律维权中，工伤探访是珠三角大多数劳工NGO从事的主要活动之一。工伤者网络建设是培育农民工内部社会网络和团结互助意识的重要过程，也催生了一批农民工组织者和新的劳工NGO。除此之外，劳工NGO及相关律师事务所还致力于推动集体维权和集体谈判，在维护工人权益、启蒙工人意识、培育工人领袖、推动工人团结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工会在竞争性的环境中进行调整。

       然而劳工NGO和相关律师事务所的活动也因政府放开的活动空间有限、农民工高流动短工化的就业趋势在很大程度上面临限制。

       课题组发现，近年来，主要以农民工群体本身诉求和行动的变化为源动力，推动部分企业工会开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民主化转变趋势。除普通农民工外，基层管理者、技术人员及部分劳工NGO也是农民工自组织工会的重要力量。在农民工集体行动的推动下，一些地方工会为应形势变化，开始在辖区内推动工会民主选举和集体协商制度化改革。

       面对在农民工通过集体团结自下而上和上级工会利用行政影响力自上而下推动企业工会转变的两种路径，课题组着眼于两种路径对农民工的影响，分别将新生代农民工在企业内的组织化趋势概括为“自组织”和“被组织”两种状态。农民工从被组织加入工会到自组织成立工会的路径并不平坦，但无论其效果如何，企业工会民主选举、组织集体谈判等相关实践的开启，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学习和启蒙过程，对于提升其行动能力、表达诉求、提升团结意识、增长工会认知均有重要作用。

       当然，企业工会提高代表性的实践还面临着政治空间、农民工的高流动性、议价空间缺乏等诸多限制。只有将集体权利真正赋予农民工，企业工会才能更加有效地代表和维护农民工的权益。

       总体而言，农民工的各种组织化渠道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劳工NGO与工会之间、正式组织渠道与非正式组织力量之间存在着相互替代、相互转换甚至相互竞争的关系。

       工会在维护农民工权益方面的不作为，提供了劳工NGO介入农民工集体行动，参加集体谈判的机缘和可能。而劳工NGO的上述行动也使得官方工会开始感受到压力，并开始自上而下推动工会民主选举。同样，当农民工正式的诉求表达渠道缺失时，他们会借助工厂内外的非正式关系网络进行非正式抵抗或组织集体抗议。而这种抗议行动，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企业工会等正式组织的转变，并为跨阶级行动网络的形成提供契机。如果不赋予农民工制度化的组织渠道，如果其通过温和、有序的抗议行动难以维护自身权益，那么农民工很可能通过另类的抱团方式获取自己的生存资源，或者表达自己的不满。

       报告将关注焦点放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上，发现组织化是这个群体当下正在出现的一个重要趋势。首先，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趋势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联合起来，寻求劳工阶级的集体团结权和谈判权，是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化的最重要的表现。其次，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是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具体体现，有助于化解劳资矛盾，实现社会稳定和新型城镇化，应该得到尊重。

       报告最后，课题组向企业和政府提出了几点倡议：1. 农民工的组织化诉求只能引导，不可压制，否则只能进一步激化劳工政治。2. 一些地方工会近年来的改革举措值得肯定，应加以推广。3. 工会应与劳工NGO联袂共进，加强分工与合作，共同推进劳工处境的改善。4. 合理利用和引导非正式组织资源。5. 尽快建立完善保护和吸纳农民工代表的相关机制。

       报告认为，唯有承认、尊重并积极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的这一组织化趋势，才能真正维护劳工权益，逐步化解劳资冲突，实现以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疏通利益表达渠道，推动新型城镇化，最终实现社会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