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非政府组织)具有哪些独特优势？还面临哪些困境？新京报联合网，采访了专事NGO问题研究的贾西津副教授。

　　1、这次救灾NGO表现突出

　　新京报：在这次抗震救灾当中，你觉得非政府组织的反应速度怎么样？表现如何？

　　贾西津：这次救灾，非政府组织的反应比以前的历次都要迅速，参与得更广泛、联合行动更多、进入灾区更加细致、更加深入，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参与，非常突出。

　　我觉得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基本的制度背景上，2000年以来NGO的发展非常迅速，一些相关的法律制度环境得到改善，比如2004年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促进了很多新型基金会的发展，给NGO带来了资源和新生的力量。还有一个方面，跟赈灾本身的性质有关系，因为地震发生的迅猛、破坏大、超出预期。这种情况下，政府会更多意识到民间参与和NGO动员的重要性以及他们的力量，从环境的开放性而言，政府也比以前要更加友好。

　　新京报：跟政府机构的力量相比，NGO优势在哪儿？

　　贾西津：NGO的参与有几方面，第一就是行动的快速性，你看历次的国际救援，比如说日本的阪神地震，台湾9?21赈灾，都是NGO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第二个方面就是细，NGO的参与是非常细致的，比如说它会深入到心理救援。在最开始救灾的过程中，它就能够想到儿童、老人、残疾人、有些平常不注意的一些弱势群体，它的视角关注的领域、关注的群体都比政府要更加细致，因为它是多元化的，这种多元化决定它参与非常细。

　　还有一点是它的专业性，你会看到NGO在调动资源、在参与的时候，是能够显示出自己的组织特性，这样就能够更多地调动社会资源，更加有效率地运用。

　　还有一点叫做参与性，NGO本身不是一个给予过程，它非常强调进入本土去理解、去关怀、去帮助本土的人们发出声音、帮助本土的人们来救灾，特别是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来恢复他的家园。这种参与，在灾后重建过程中会更突出、更重要。

　　新京报：政府、企业、民众、NGO，这几方各自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贾西津：从国际界面看，在救灾中，政府的力量主要是整体的、宏观的调动，特别在紧急的时候，比如说有些道路需要封锁、戒严，需要控制疫情，需要整体控制地大规模宏观调动资源，以及政府部门间协调这样一个角色。企业和NGO其实都是一个社会公民的自我组织，只不过一个以利润为导向，一个以公益为导向，但是它的组织性质是一样的，因为都是公民自发的，是一些参与式的组织。所以在救灾的时候，他们在某些程度上角色是一样的，都起到了公民参与救灾的作用。但是，可能有些分工不同，比如NGO有专业的公益领域，而企业除有资源之外，还有一些属于经营的优势，比如食品业、日用物品、通讯业、信息产业，它会有自己的一个产业特性。

　　2 NGO要有一套程序证明自己可信

　　新京报：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包括红十字在内的NGO成为募捐的主要力量。最近出现的一些传言，使慈善资金的使用问题备受关注，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贾西津：红会为什么受到大家的关注呢？因为它是一个地位非常特殊的NGO，或者严格说它不是一个纯粹的NGO。红会一方面有国际红会系统，是一个国际体系，但是中国的红会又和其他国家的红会分支不一样，又有很强的政府背景。而在法律形式上，红会又是一个民间组织，所以它跨在国际NGO体系、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三者之间，地位就非常特殊。以前很多救灾的场合，红会甚至是唯一，或者是仅有的一两家有资格去募捐的组织之一。这次虽然红会没有垄断性的募捐地位，但从实际的结果可以看到，红会所汇集的资源是非常集中的。昨天大概已经有300多亿的民间捐款，而红会系统几乎占到五分之一，这是为什么大家如此关注这一组织。

　　一个好的慈善组织不是跟大家说你应该相信我，而是应该反过来，承认民众对它需要报以不信任的态度，同时它需要有一套程序，有一套机制，来证明给民众。

　　新京报：目前的NGO组织都存在这个问题。

　　贾西津：应该说整个中国慈善组织在组织治理、监管体制、运行机制方面都还有很大的欠缺，一方面在统一的法律制度上，还没有一套可操作化的监管体制，有一些原则，比如不可以挪用资金，不可以留过多的管理费等等。但在操作性上，比如说谁来管？假如违反了怎么办？公众怎么知道它违反了？哪个部门管这个事？公众怎么能够了解？怎么能够监督？操作化的程序、细节不够。所以原则有的时候不太好落实，这是整体的NGO都面临的问题。

　　新京报：政府的监管机构没有介入吗？

　　贾西津：实际上审计部门对红会的资金是进行审计的。但仅靠政府审计这种单一的途径，还不够。在国外对慈善组织的监督也不是靠单一的一个部门，一定会有多元的监督，这样才可能相互之间构成一个验证、构成一个制约和平衡。比如说有没有民间独立的评估机构？有没有足够的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的途径、公众问责的途径，还有一些细则，比如公众发票的管理，是不是每一笔资金都有一个票据？国外有些组织做得非常细，很多的东西都给你一个凭证。所以我觉得在一些细节的小的程序上面，甚至一些技术手段的改进，特别是网络，完全可以从技术层面上更多地引进公众监督，再逐渐地发展出独立的社会监督部门，比如独立的社会审计机构，再加上政府的监管，会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组织的运行更制度化。

　　3 零成本会对公益组织造成伤害

　　新京报：一些民间组织为增加捐赠的透明度，引入了会计事务所提前进入审计，李连杰的壹基金请德勤会计事务所进行审计。现在又涉及一个问题，有网友问费用怎么出？

　　贾西津：你说的涉及到管理费，就是行政运营费，我觉得要澄清一个概念，没有运营成本未必是一件好事。我们知道任何一个行为，哪怕你是慈善行为绝对不可能是零成本的，哪怕贴一个邮票、寄一封信、发钱的过程，都需要成本。就像当年青基会说零成本运行，后来随着它组织的成熟改变了观念，要强调合理的成本。我觉得从零成本到合理成本是NGO走向成熟的一个表现。恰恰相反，如果一个组织完全是零成本运营，我们可以肯定它一定用其他的资金作为成本，用别的地方的成本来弥补，那些不是慈善基金，那它的资金从哪里来？慈善组织一定有一块运营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我想零成本不是好事。

　　公众应该追求的是什么呢？应该是，我是不是能够知道你有多少成本？这个成本的来源是什么？是不是一个合理的成本？所以公开、真实远远比没有成本重要。

　　大家千万不要追求零成本，零成本会对公益组织造成伤害，因为如果所有的人追求零成本，公益组织迫不得已一定宣称自己零成本，这里面它必须选择隐藏自己的成本信息，也就是说让它学习造假，它要去想一些你看不到的手段找成本。如果形成隐瞒成本和找其他途径的习惯的话，会对组织整个的运行造成伤害。

　　4 让人们比较容易获得募集资格

　　新京报：最近一家网站自发组织网民捐款，捐款者把钱打到他们网站，由网站前方的工作人员购买物资送到灾民手中。据报道，这种民间自发的捐款渠道已达上千个，有民众相信这种渠道，而不是一些官方色彩浓的慈善组织。你怎么看？这种方式合法吗？

　　贾西津：首先，多元化的捐赠渠道，慈善组织的蓬勃发展，这是正常的现象。你看在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健康发展的慈善部门一定会有数量庞大的慈善组织，这样一个多元的选择才能真正发挥慈善组织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肯定。

　　但是在中国，现在的捐赠渠道缺乏一个归置，也就是说谁有资格来募捐，募捐以后怎么样进行管理？在英国，对于组织的募捐有非常详细的规定：上门募捐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条件？电话募捐要有什么样的条件？在网上募捐要有什么样的条件？全部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募捐资格都会有详细的审定。任何一个组织如果要以慈善组织的名义募捐必须有一个审批。如果是用我个人的名义，谁愿意跟我一起行动，这个时候不用审批。

　　在一个慈善组织发达的社会里头，公众肯定会选择，一个组织是有严格的管理归置的，是有慈善资格的，另一个只是一个人站在那儿，说会去抗灾，那么你会把钱给谁呢？人们一定会选择他信任的捐赠渠道和他习惯的捐赠途径，而不会随便给马路上宣称抗灾的一个人。

　　在中国正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环境，所以大家能够信任的恰恰是我们熟悉的朋友圈、我常常上的网站、我一起聊天的那些网友，可是这一切熟悉的群体又无法获得一个合法的募捐资格，所以在这个时候，这只能是比较无奈的选择，确实没有法律的依据。要改变这种状况，应该是尽快地建立慈善归置的途径，让人们相对比较容易、能够获得合法的募集资格，同时当它获得募捐资格的时候，需要符合一系列的监管规定，比如有些民政部门的监管，或者审计，或者它有年度报告、有独立的财务审计等等。我们要建立这个制度。

　　5 让NGO作为一个主体参与救灾　

　　新京报：整体来看，这次救灾，NGO组织与政府的协调有没有困难的情况？怎么跟政府机构配合？

　　贾西津：这次尽管NGO的参与很广泛，但是在部门内部的协调以及NGO和政府的合作之间还是比较弱的，特别是NGO和政府的合作机制，因为平常政府对NGO的认知很少，而NGO能够介入到政府的项目工作中的机会也很少。平常就呈现一种隔离存在的景象，协调机制是很难一瞬间建立起来的。

　　问题既源于NGO内部，也源于现在的政策和政府的管理模式。NGO内部行动很散，很多组织到达一个地方，本身缺少一个部门的声音、部门的代言。比如在国际上非常重要的一种结构叫做代言组织或者网络结构。就是说NGO自己很有体系，尽管有成千上万的组织，但当他们在某些重大问题上要决策的时候，可以由一个机制协调起来，有一些代表NGO的声音，这样才能形成一个部门，才有可能更好地跟政府对话。

　　另一方面，政府现在在所有的预案和行动之中很少考虑到NGO的参与，考虑到的时候也更多是从人力的需求、资源的需求，而不是真正全面的组织的参与来考虑的。所以政府在它的行动中，可能只是在缺人手的时候，说你能不能给我100人？钱不够了，你们那是不是有1亿资金给我划过来？这种简单性的工作，很难调动NGO的参与。公民是希望在救灾过程中贡献自己的能力、发挥自己的所长参与进来。所以政府需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让NGO作为一个主体参与进来，这样才可能达成真正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