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11月7～8日的第三届教育公益组织年会上，一开场主持人就说要开一个和以往NGO会议不一样的年会。两天的会议听下来，盘家底儿、破圈子、从有关教育的行动开始进行“何为教育”的思考，是笔者感受最强烈的三个特点。作为一个教育公益领域的局外人，虽然看到的可能尽是热闹，但还是忍不住赞叹此次会议在内容上有深度、有突破，设计的板块和布局有韵律感，原来会议也可以组织得如美文，如乐章。

 

 

笔者曾参加过2011年第二届教育公益组织年会，当时觉得和其他领域相比，教育公益领域的整体性已经开始显现。在那次年会上，与会者提出行业生态链及链条上公益组织的不同站位和组织之间的合作。2013年的年会在整体性推进方面做了更扎实的基础工作，将教育公益组织的家底儿做了更仔细、更认真的盘点。

 

整个公益领域的家底一直是个谜团。中国有多少家公益组织？至今没有相对确切的数字，只能靠推算和估计；每年流入公益领域的资金有多少？也仍然是个零散、局部的数据。近年来各界对这种真实数据的需求呈快速上升趋势，但至今没有部门来做一次普查，不过局部的、地域性的、各行业内的数据整理工作和分析多了起来。此次教育年会提供的报告和名录，算是一个难得的多角度对教育公益组织家底儿的盘点。

 

教育公益领域的参与者有哪些？都在做什么？怎么评价公益组织发挥的作用？这次年会中组织者提交的《2013年教育公益组织名录》（以下简称《名录》）、《中国教育公益组织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中国教育公益组织工作领域分析报告》，界定了教育公益组织的范围，细分了工作领域，收集典型项目并做评价，初步做了全方位的呼应。

 

2009年曾经有一个粗略的统计，教育类公益组织有150家左右，2011年第二届教育公益组织年会时，估计有160~200家活跃的组织，到了2013年，活跃的组织已经有300家。这次名录收录了216家，它们主要聚焦于针对幼儿及至青少年的常规教育，以及不针对特定年龄段人群的社会化学习及研究，并不包括特殊教育、儿童福利等机构。《中国教育公益组织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中，教育公益组织有223家。从教育公益组织所在地分布看，北京（54家）、广东（27家）、四川（20家）的教育类公益组织最多，按照东中西和海外划分，分别为111家、17家、83家、12家。 。大陆教育公益组织发育的两头大中间小的态势，与公益组织的整体发育态势一致。

 

这些教育类公益组织都干什么？最为大众所知的是支教和资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学，事实也是如此，助学类教育公益组织占到了52%。虽然近年来教育公益组织的工作领域在细化，这次名录梳理出10多个领域（编者注：与下文提到的工作领域分析报告的划分有差异），但调查显示，28%的机构涉及5个及以上的领域，大多数组织还是一片混沌初开的阶段。另外，实操类教育公益组织占到了83%，各类支持和资助类机构只占9%，可见教育公益链条生态还很不平衡。

 

在年会前的一次筹备会议上，业外人士提出：相比其他领域，教育公益领域有更多的活动空间和更多的资金流入，教育公益组织这些年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次年会提交的几份报告中，《中国教育公益组织工作领域分析报告》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份报告将教育公益分为10个领域，从公众熟知的免费午餐、爱心包裹项目，到一些教育前沿的实验探索、多元教育资源提供的案例等，分类汇集起来。它的难得之处在于，这不是一个常见的项目总结式的简单汇集，而是将这些项目、活动置于整个政策和宏观背景之下，有历史沿革和动态变化的梳理和分析。尤其是项目聚焦在要解决的问题上，对其实际效果进行评价。一些案例分析精到，是了解该领域公益活动的一份很不错的参考资料。以最为公众熟悉的支教领域为例，报告分为短期支教和长期支教，分析了这场与自上而下官方支教同时并行、得益于互联网发展的自下而上的民间支教行动的诸多特点和困境。如民间支教志愿者主力来源发生变化，原来的工薪族、城市白领、退休人员等非主流支教志愿者现在成为主力，他们的“逆袭”使以短期支教为主的民间支教组织陷入困境；长期支教组织只有7～8家，累计派出的长期支教志愿者也不过千人，而政府最近几年实施的“特岗计划”以及撤点并校，在短时间内师资状况得到改善，但长期支教仍无法有效化解农村教师的缺乏问题。这些冷静、理性的分析和评价恰是探寻教育组织向何处去的基础。

 

 

这次会议有逾500人参加，成为历届规模之最。加上前面三天的媒体倡导培训，后面两天的德鲁克公益培训，在西安组成了一个为期7天的公益教育活动周。笔者参与的7～8日会议，主会场几乎都是座无虚席，在NGO会议中实属少见。

 

这次参会者中有一部分是自费的。进入圈子，见见老朋友，免费的尚可，自费就需要思量是否参加了。笔者好奇地逢同行就问：参加这个会有什么用？行动者需要抬头看看路，是其中的一个诉求。这个“看前方的路”就体现在7号上午的三个主题发言中。

 

7日上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做了题为《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和挑战》的报告，作为教育公益领域中的一个智库型机构，它很熟悉这个领域组织的需求，为同行提供大环境的变化和政策趋势分析，针对性很强。另外两个报告分别是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副主任胡平平介绍县域基础教育水平监测指标的变化和西北大学REAP项目组史耀疆教授的《中国农村寄宿制学校管理培训和学生的身心健康的影响》报告，介绍了城乡儿童身心成长与教育资源差异的调查数据。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是这次会议主办方之一。秘书长来超表示，关于监测评估一直是教育公益组织的软肋，也是特别希望解决的。基础教育质量评估因为是综合的评估体系，可以系统地帮教育公益组织分析怎么去监测和评估教育质量；REAP是一个关于农村教育的研究倡导团队，大样本、长期的跟踪、对比试验研究等方法，相比国内一些惯常的描述性分析，让还习惯于粗放决策和行动的NGO耳目一新，希望从这种扎实的研究和数据分析获得工作思路上的启发。

 

会议的发言嘉宾并不都是活跃在教育公益领域的人物，参会者的多样性也让笔者惊喜连连。饭桌上是最好的交流场所，第一天午饭时间，旁边坐着的陕西商洛地区一学校校长说，当天上午的专家是真的专家，和他们教育体系内的专家讲的不一样。当天晚饭时，同桌上坐着的三位女士，都来自广州市少年宫，在参会者名单上“少年宫”的出现已经让笔者有些讶异，有机会同坐一桌，就很快热烈攀谈起来。黄筱瀛是广州少年宫的高级教研员，面对我的疑问，她说：“你不要以为少年宫还只是培训孩子唱歌、跳舞了，我们也做了很多公益活动，在全国的少年宫中很有名的。”她将随身带的广州市少年宫的两本儿童公益活动画册赠送给发展简报，回京后同事们对画册展示的一些项目设计赞赏有加。第二天中午同桌的是北京大学的一位老师，她评价和她专业相关的一个分论坛的内容前沿又接地气，对她的研究很有帮助。一位NGO同行将自己在出版社工作的妹妹也带来了，这位同行说，本来她并不想参加，是妹妹从一个出版者的角度认为这个会议值得来，才有了这次姐妹同行。在业内大名鼎鼎的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一次参加年会，秘书长刘文奎说此次算是投名状：“我问同事为什么我们不参加，答曰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我们不重要。”刘秘书长说，扶贫基金会从成立起就做教育扶贫的工作，但却一直没有加入这个圈子，首先要检讨自己，同时看到教育公益组织封闭的自我操作。

 

NGO早已意识到需要打破以往自觉或不自觉形成的小圈子及小圈子话语，这次年会能够吸引各界参加，本身的影响和吸引力可见一斑。

 

 

8日上午，21世纪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黄胜利发布了《中国教育公益组织现状及发展趋势》的研究报告，报告的内容在这个板块中并未成为主角儿，倒是几位点评嘉宾的观点交锋，促成了这次会议的又一个高峰时段。

 

事实上，在前一天的讨论中，已经出现了争议的亮点。杨东平提出教育理想，福特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何进提出教育哲学，郭少棠教授提出了不要俯视农村教育等等观点，已经开始跳出教育公平、教育扶贫等范畴。当天郭少棠教授的发言引起全场掌声，有位与会者私下说，郭教授是年会发言人中最懂教育的人之一。郭教授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常务副校长，现在任职于彼得·德鲁克社会组织学习中心。他说，我们真的要放下自我中心的概念，把所有的问题放在一个平台，要还农村教育尊严，给农村教师、学生、家长尊严，而不是专家带着它走。义工放弃很好的生活去农村，这种心态违背了教育的最核心概念。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思维方式来带动整个规划，农村跟城市的教育竞争是根本不需要的。我们可不可以用最新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带给农村，带给少数民族？不要用那些已经不用的、已经落后的给农村教育。越落后的地方应该用最新的概念、最好的教学方法、最好的人才、最好的教学理念，成立农村师范大学，把农村的教师带到最高的层次。

8日上午的争论中，最凌厉的一棒来自立人大学的李英强。他直接质疑教育公益组织做的是教育还是有关教育的事情？他说，NGO在教育方面的行动多是“about education”, 不是“education”本身。教育NGO中最多的三类是助学、支教和阅读推广，而阅读推广中大多还停留在送书下乡、书本扶贫阶段。 NGO的研究还远远没有触及到教育层次，围绕的只是教育的外围问题。远不如市场机构，如华德福、蒙台梭利……（这些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都是首先被市场机构研究和应用的。他痛陈年会上教育者身份的缺席，会上谈公平和理念，替政府操心的多，真正谈教育的少。吃的是民间饭，操的是政府心。他指出教育问题绝不是乡村儿童的问题，教育应该首先指向自己。不能“以己之昏昏令人之昭昭”。做教育应该回答教育的本质问题，不能以理想激情代替思考行动，用树立敌人代替自身实践学习。

 

对面这个貌似全面否定的评价，杨东平说，整个教育公益组织尚处于婴儿期，出生难，奶粉难。李英强、何进对同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研究者理应努力回应。梁晓燕说，进入真正的教育过程的组织的确不太多，但她强调应区分匮乏性需求和发展需求。当匮乏性需求还没有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既要满足匮乏性需求，也要前瞻到发展性需求。满足匮乏性需求的时候，发展性需求的一部分内容能不能带进来？

 

 最后的半天先是闪电发言的阶段，一个小时后进入了脑力激荡环节。日日新学堂的王晓峰介绍了他创办学堂的过程。日日新学堂最初是几个朋友相约让孩子在家上学，慢慢延伸出了如今的学堂。他用生动的故事和图片讲解了教育即成长的理念，经历过教育之痛的人难免不为之动容。接下来是梁晓燕和安猪分享参加世界教育创新峰会的见闻和心得，会议主办方安排这个环节，或许是希望同行能跟上世界教育最前沿的变革和创新。梁晓燕说，2012年大家都在说互联网的发展将会怎么深刻地改变教育，2013年峰会就出现了疑问：互联网技术真的会改变一切吗？第二，教师的作用是什么？教师会被替代吗？人在技术发展当中到底是什么作用？ 安猪总结的两大方向的变化趋势似乎正好回答梁晓燕提出的两个问题：一是从学习模式上，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转为以学生为中心，包括像小组学习、混合学习、颁奖课堂、MOOCs（大规模的网络开放课程）等等，慢慢成为一个主流。第二，从学科教育转变为生活教育、多元教育，未来更多关注的不是抽象的知识，而是跟我们的创造、自我认知等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

 

中国农村教育进入了“后撤点并校时代”，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底部攻坚 ——自下而上的教育变革”，“底部攻坚”本是一个官方话语，在这个年会上，又赋予了“自下而上的教育变革”的新含义。两天的会议，有很多令人心动的内容。从理想到哲学，从观点到实践，还有很多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