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婷

编者按：2012年10月，南都公益基金会第三期“银杏伙伴成长计划”评审落下帷幕，16位来自教育、助残、社区发展、劳工服务、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公益组织负责人成为新一批银杏伙伴。自2010年该计划推出以来，已有三批共37人入选，获选后的3年内，她/他们将获得每人每年10万元的个人成长资金以及相关的海外考察、伙伴协作、专家资源支持。继2010年访谈四位首期银杏伙伴后，本期《中国发展简报》再度访谈四位2011年、2012年度的入选者，以深入追踪她/他们在公益领域的成长之路及银杏伙伴计划对入选伙伴的支持路径。

作为在业内奋斗近十年的资深公益人，这四位伙伴的个人成长经历并非都是一帆风顺，她/他们也有过迷惘、彷徨、甚至退却，值得一提的是，银杏计划对每位受访者经历的不同层面的成长困境都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此外，与很多公益伙伴相比，她/他们的成长中或许有更多的个人坚持与适时反思，但更不可忽视的是长期在她/他们背后提供支持的机构，以及太多的同事、伙伴、志愿者和领域内前辈的支持与贡献。

银杏计划自实施以来，通过对机构领导人的直接支持，间接助力草根机构的发展，很多机构因此获得更多公众影响、伙伴支持网络、专家与资助方资源，甚至实现了机构的战略转型。但是，对不少草根机构来说，银杏计划仅仅支持机构负责人，如何将领导人的个人飞速成长与机构一线员工的经验和需求相对接，实现公益机构人才发展的整体飞跃，仍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中国发展简报》在本期另一篇文章，也同时关注一线公益人才的发展问题。与中国公益领域的整体人才需求相比，当前基金会对人才发展的投入和项目实施还远远不够。

齐丽霞：一位农村女性NGOer的社会流动样本

人物档案：生于河南，曾做过乡村教师、报社采编、乡镇企业会计、工厂女工，后供职于广东公益团体女工关怀，2009年创办北京木兰社区活动中心，致力于创建打工姐妹社会支持网络，提高打工姐妹精神文化生活，通过文艺让世界听到打工姐妹的声音，2012年获选银杏伙伴。

农村女性向上流动

年少的时候，齐丽霞有过两个人生梦想，或成为口若悬河主持正义的律师，或成为路见不平以笔为刀的记者。

高考时，丽霞把第一志愿定为河南省高等司法学校，分数失之毫厘，于是后来的人生路相异千里。调剂到高等师范学校，又是不喜欢的历史系，本想复读，但念及教师是铁饭碗，学费全免又包分配，还是去读完了大专。毕业后分回初中母校，也曾想踏踏实实教书干出一番成就，却发现在乡村的教师群体，一个有进取心的人很容易就成了异类。两三年后，丽霞辞职闯世界。

离开体制的庇护，丽霞在开封郑州一带饱尝流离之苦，做过小生意、卖过各种书，也进过些小公司，还有半年时间，她成了一名“记者”。拿到采访证时，丽霞欣喜万分，以为实现了年少时的抱负之一，后来才知道，那是挂着某报的名头，实际被私人承包的一个部门，所谓记者就是到处拉一些客户，再为他们写天花乱坠的软文广告。做了半年，丽霞对报社的幻想彻底幻灭。这时候，她也逐渐发现，虽然大专期间努力自修了法律的学位，但若想进入法律系统，没有关系，简直是痴人说梦。

晃了几年后，丽霞嫁到南阳。南阳产玉，闻名远近，夫家也做玉石小生意，有韩国老板来投资设厂，丽霞去厂里帮忙，后来老板招会计，这个位置相当重要，很多人都紧紧盯着。年轻的韩国老板和报名的人们挨个面谈，轮到丽霞的时候，从产业发展到工厂管理，她侃侃而谈。老板颇为意外，在他印象中，南阳是个偏僻的内地城市，工厂里多是思想守旧的农民，丽霞的见识和大专学历让老板扭转印象，任命她为会计。此举让许多本地家族不满，人们觉得，这种关键的职位应该让一个男人、也就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来做，而非丽霞这样从外乡嫁过来的、刚刚生完孩子的女人。丽霞顶着压力，做了一年多会计。2003年，由于一些矛盾利益纷争，工厂散了，见过世面的她不再满足当家庭妇女，南下广东打工。

被规训的“机器”

南阳玉石厂脱颖而出的经历，让初到广东的丽霞对自己自信十足。如小说一般，她应聘时收起大专和高中的学历证明，只拿着初中毕业证，去了中山的一家台资箱包工厂。当时的规划是，做几个月普工，竞聘成为基层管理人员，再往中层走。

她很快适应了工厂的军事化管理，每天早上听到起床号时甚至觉得干劲十足。厂里规定7点吃饭，7点半上班，她6点就起，看些古诗散文，晚上七八点下班后回来还要写日记。但两三个月后，工时越来越长，从起初的12个小时，拉长到14个小时，甚至16个小时。再下了班，她只想闭上眼睡觉，再不会想着写东西。人成了机器。但那时候，她并没有这样的意识。工厂时常组织生产竞赛，宣传拼命工作的才是英雄、稍微落后的就成了狗熊。随处可见的英雄狗熊宣传成了挥舞在工人身后的无形之鞭，鞭打着疲累不堪的工人们像机器一样无休止的运转，累到倒下的工人们甚至不会认为自己被压榨的太厉害，反而心生惭愧，以为自己能力不足、拖累班组。

这期间，丽霞也想竞聘一些基层管理岗位，但都没结果。后来才发现，工厂的基层管理只要够厉害，能让工人干活。那里的基层管理者没有女人，因为所谓的管理方式，即是对敢于反抗的工人，比如女工，就斥骂、加工作量，如果是男工，就叫上几个要好的老乡，拉到厕所连打带踹，服帖为止。至于选拔机制，更无从说起。厂里以河南、江西、广东三省员工为主，人员的上下都和三个省的上层权力斗争有关系，哪一派得了势，这一派的亲信就都成为管理人员。

丽霞很快明白，血汗工厂需要的只是听话的“机器”，这里根本没有向上流动的机会。而为了扣住规训出来的“机器”，工厂一般不批准辞职，除非自己走人，但工人又都被压着一个半月的工资，虽然苦虽然累，但因为舍不得那些工资，很多人这样一年年熬下去。偶尔有能辞工的人，要走关系，还要写一些编出来的理由，比如回老家结婚、父母生病。

丽霞很倔强，辞工书上直接写：我要辞工，因为这里不适合我。组长看到后，为难地说：“这个理由我批不了，就算批了，上头也不会批。”丽霞一遍遍和他磨，保证说：“只要你批了，上头的事你不要管，我自己去找。”缠了很多天，组长批了，说：“我批就为了看你怎么叫上头批。”丽霞拿到组长的批文后，如法炮制，缠完主任缠科长，一层层往上，缠了很久，终于辞了职，当然也拿到了应得的工资。

随后，丽霞跳槽到深圳一家港资电子厂，并在这里结识一家为劳工权益服务的南方公益组织。

开启NGO之门

对于丽霞这样出身乡村家庭、也未通过高考独木桥进入城市干部体制彻底改变自身命运的打工女性来说，在南阳那样更多保留选贤任能传统的小生产单位中，也许还有凭借能力实现向上流动的路径，但她在广东的打工境遇，充分展现资本全球化之下的跨国工厂对劳动力的压榨以及劳工流动渠道的进一步窄化。然而，全球化潮流势不可挡，如何与资本的力量抗衡并实现工人的自我成长与向上流动？丽霞加入NGO的经历不仅是她个人命运中的重大转折，也可为这一问题作出回答。

那时候，南方一家公益组织的“妇健快车”项目每天开车到厂区做法律、健康知识宣传。刚开始，丽霞经过时只是看一眼，看到写着“免费服务”，她就想，骗人吧，天底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后来见多了，心里想：要不去试试吧，我也不笨，就算是骗局，也看看他们怎么骗的。上车后，正好赶上文学小组活动，顿时觉得投缘，聊到结束还恋恋不舍，当然也确实没收钱。慢慢的，丽霞开始去做文学小组的义工，再往后，她给项目投稿，还在工厂里向姐妹们宣传。

虽然丽霞以前曾学过法律，但那些法律法规和现实完全不搭界。直到走进NGO，丽霞才接触到劳动法，也才明白工厂里那么多违背法律的事情，应当在姐妹中宣传组织，大家共同抗争。用丽霞的话说，她从此从个人的际遇，看到了群体的问题。

眼界打开，丽霞不再满足于工厂里简单重复的劳动，她开始打听怎么加入公益组织。为此，丽霞积极参加相关的培训和学习，当时工作的厂子距离培训地点有一个多小时路程，为了协调出学习时间，她还换了家工厂。

几个月过去，丽霞成功入职“妇健快车”项目的活动干事。义工做久了，新工作其实没什么挑战，只有一个，她晕车很厉害，而项目大部分时间都在宣传车上。丽霞坚持试试，第一个月上车时天天吐，好在那时候年轻，吐完了，漱漱口就缓过来马上投入工作。一个月后，不吐了，她晕车的老问题竟也就此好了。

丽霞深深喜爱这份得来不易的公益工作，非常投入，她兼职负责的热线电话有规定的工作时间，但她24小时都开机，任何时候接到求助都热心帮助姐妹们。就这样，丽霞在这家公益组织做了近四年。

这期间，丽霞对当地政策环境感同身受。她曾经去东莞跑项目，以商业书店的形式，为女工提供一个活动的空间。一是能实现些收益，负担部分活动开支，此外商业书店的形式也许会更有空间。但是，在东莞折腾了大半年，机构的注册手续还是没有批下来。区里没问题，但到东莞市一级，就卡住了，批文始终下不来。一趟趟跑了很多次之后，好心的工作人员告诉她，不要再来了，你这个批不下来，原因不明。

另起炉灶艰难创业

2009年，丽霞离开深圳，应同心实验学校之邀来北京散心。她很快感觉到，对劳工组织来说，北京更有发展空间和机会。当然，吸引她的原因还有同心学校可以让女儿在身边读书了。南下五年多，女儿一直在老家让公公婆婆带，长到七八岁，相处的日子屈指可数，回乡时看到孩子陌生的神情，做母亲的歉疚难以释怀。就这样，丽霞来到北京。

女儿念书的事情落定，丽霞和几个朋友一起，商量办一家机构。北京现有为外来女性服务的组织中，已经有为家政工服务的打工妹之家，为家庭妇女服务的同心希望家园，因此新机构定位为其他行业的外来女工群体服务。

机构选址大有学问。考察之后，定在当时外来人口集中的昌平东三旗，那里离地铁五号线终点站只有几站地，不管是活动参与者还是志愿者都能相对方便地到达，更关键的是房租相对低廉。至于机构名称，她们希望读起来朗朗上口，又能一望便知是为打工女性服务。丽霞和伙伴们想到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打工姐妹们背井离乡，为个人、为家庭在大都市中寻找向上的生活，这是一种木兰精神；木兰又是一种美丽的花，二者结合刚柔并济，因此定名为木兰花开。

计议已定，丽霞和三个朋友凑了几万块钱，够了房租，同心希望学校又捐了些闲置的办公设备，桌椅板凳什么的，就办了起来。那是2009年的冬天，机构起步时，先对社区妇女是什么年龄段、打工女性有什么样的需求，进行了基础调研。为了吸引女性们，寒假前后还做了些儿童活动。

过完2010年春节，丽霞开始筹备后来走上《中国梦想秀》舞台的木兰文艺队，也为社区组织兴趣课堂，很快申请到乐施会的项目资助。开局顺利，丽霞更加自信。但没想到，半年后项目结束，乐施会资助范围收窄，机构顿时陷入困境。丽霞和她的伙伴们只得多方筹措，硬是在没有项目资助的情况下，撑过了一年多。她们一是向亲戚朋友告急，募一点小额资助；二是减缩开支，机构从东三旗搬到更远的东小口镇，房租便宜了些，且租到的房子是临街的铺位，这为下一步开源打下基础；第三步，木兰花开和多家高校联系，开办社区二手店，在高校、后来又扩展到很多公司，募集二手衣物，售卖给社区的外来工群体。那时候二手店一个月的收入差不多有两千来块，勉强能支付房租。为了继续机构的运转，她们将一间铺位一分为三，前面一部分用作二手衣物售卖，后面一部分布置成图书室作为义卖点，中间小小的一块作为活动场地，开展社区活动，也让木兰文艺队继续排练唱歌、舞蹈、小品、戏剧……机构发不出工资，大家自己做饭吃，饭菜只有咸菜馒头，来了客人也是如此，木兰的馒头大餐渐渐在圈子里声名远扬。

从2010年乐施会项目结束，整个2011年，除一些零散的小额资助外，木兰花开始终没有稳定的项目资助，直到2012年，丽霞才和新公民计划、打工子弟爱心会等资助方谈定了未来几年的合作计划。

回想这段特别艰难的日子，丽霞没觉得太难就过来了，原因也在于在木兰文艺队中释放出的梦想。这个由打工妹组成的文艺队两年多以来，在社区、工地、高校乃至联合国妇女大会的中国论坛，都留下了歌声与舞蹈，还在2012年4月走上了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的舞台，让无数观众关注到草根边缘女性向上的力量与对梦想的渴望。

配图：木兰文艺队的打工姐妹走上《中国梦想秀》舞台

木兰花开遍地香

丽霞参选银杏计划，缘于首届银杏伙伴孙恒向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推荐。从提交申请表，到专家前来考察，再到参评培训，以及最后的评选，丽霞印象最深刻的是参评培训中南都请往届银杏伙伴为候选人进行的一对一指导。和丽霞配对的是2011年银杏伙伴，雷励中国创始人陆丰，他非常擅长演讲，在丽霞试讲后，陆丰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指导，让丽霞觉得受益匪浅。其他往年银杏伙伴也毫不吝啬意见建议，如2011年另一位伙伴沈旭，建议丽霞和评委们交流时演唱木兰文艺队的经典曲目《木兰花开》，这首歌从歌词到曲调都非常动人。

笔者拜访丽霞的时候，是一个初冬的下午，由于城市的不断扩张，外来流动群体也被拆迁和高房租不断挤压外移，木兰花开更因此三迁到了北京北郊的东沙各庄。这个已近六环的村庄在迅速聚集数万外来人口之后，很快发展为热闹的集镇。红日西斜，妇女们在随处可见的建筑工地上用大锅炒着饭菜，四处飘逸的香味和她们脸上的笑容，似乎寓示只要留出缝隙，生活就能延展开来，就像《木兰花开》的歌词中所写：“远离家乡的木兰花满天飘，飘落在哪就在那生根发芽。”木兰花开遍地香，中国的底层，只要有空间，也会生长起来。

韩红梅：站在边缘拓展空间

人物档案：曾用名韩祺，先后服务于绿网和中国世贸网，从事发展教育、贸易与边缘人群权利、公民影像、社区戏剧等工作。2006年参与筹建北京第一个民众戏剧小组——糖葫芦剧团；2011年完成家政工社区影像作品《我们》；同年七月合作发起致力于公民社会思想启蒙和社会动员的一元公社；九月筹建雷民影像工作室，以影像为行动者和边缘社群赋权；2012年获选银杏伙伴。

一入公益深似海

韩红梅大学毕业的时候，原本可以选择回到家乡做一个一辈子一眼望到头的体制内小爬虫，但为了逃开熟人社会中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网，毅然决定留在北京独自闯。然而找来找去，公司都要有经验的熟手，她只得想法子积攒经验，有天看到志愿者联盟“贵州人”在招信息简报编辑志愿者，便盘算着当志愿者“混”一段经验，这样误打误撞进了公益圈。

这么一撞，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每天和朋友们谈公益、谈理想，转眼半年，又看到另一家机构——绿网，正在招募发展教育项目的简报编辑，全职有薪水，工作也近似，红梅便跳槽去了绿网。

绿网是老资格的NGO，最早是一些关心环保的人形成的网络论坛，现任阿拉善SEE基金会副秘书长的高天是公认的创立者，还有一帮铁杆志愿者。2005年到2007年，红梅在绿网呆了两年多，从制作发展教育简报，很快拓展到项目参与。

发展教育那时还刚刚进入内地，正是做活动热火朝天的时候，红梅和她的伙伴们给大学生演讲、培训、做戏剧工作坊、议题讨论会，月月都往高校跑，后来一算，一年里她一口气做了14个培训，现在回想都觉得不可思议，20多岁的年轻姑娘居然就这么大胆的培训比自己小不了几岁的大学生。

问题很快浮现。发展教育作为一种以价值观为导向的教育体系，有成熟的理论框架，清晰的发展脉络。但作为培训者，年轻的红梅对这些不甚了了。她接受的TOT（Training of Trainer）培训，主要由戏剧培训师主导进行分散的议题讨论，这让红梅难以形成对社会问题的整体概念。她记得那时候总是讲要反思，要批判性思考，但从没想过什么是批判性思考，为什么要进行批判性思考，社会问题到底是什么，现实到底是怎么样的，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和年轻人的关系是什么？

现在想来，那时候做发展教育的这批人，和这一新舶来的理念一样年轻，一样有很多要思考的问题，而发展教育的培训者应当是有一定社会阅历和经验的人，否则，培训者们接受的东西没有经过消化和思考就原封不动、甚至是有遗漏的传递给了参与培训的人们。比如说，接受培训后，她明确要传递给大学生们社会要公平的意识，就跟大学生说，我们要公平，但如何实现公平？实现的路径是什么？大家的脑子其实都是一片浆糊。

那么个人如何成长？红梅认为，是要年轻人看到和社会发展的联系，并进行连接。可以强调个人的成长和完善多么重要，但更要强调个人和社会发展的联系，不是坐在屋子里进行心灵成长，就能发展完善，也不是坐在屋里谈社会公义，就能真正发生改变。

如何实现年轻人和社会的连接？红梅负责运营的一元公社现在还在实践，组织讲座、沙龙、讨论，让更多年轻人关心社会，建立批判性的反思社会的视角；此外，更重要的是让年轻人参与到社会行动之中去，因为社会的改变只能来自于行动。为此，红梅在绿网时期就开始了进入边缘的行动。

用影像连接边缘

2006年，红梅设计了一个名为“让我走近你”社区影像活动，组织年轻人走进边缘群体拍摄纪录片。她认为，影像是一种霸权，你要去拍边缘群体，他们为什么让你拍？为什么要让你了解他们的生活？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就是和边缘者建立联系和互动的过程。

红梅从绿网申请到五千元的经费，这很拮据，场地费往往都要一两千。然而坐着发愁，不如起而行动，她四处寻找不要钱的资源，后来五千块都没花完。先找的是当时在天下溪工作的周宇，经后者介绍进入拍客云集的DV江湖，寻找专业或业余的摄影发烧友当志愿者；再跑咖啡馆，游说免费租借场地，她特别感激当时大力赞助的盒子咖啡馆，不但免费提供场地，还送了一批T恤作为志愿者礼物；拍摄需要机器，就找朋友们借，6个小组借了三台摄像机，有一台还是通过志愿者偷偷从某环保机构借的昂贵机器，价值十几万，她当时拿着都胆战心惊，因为月薪只有一两千，要出了点岔子砸锅卖铁也赔不起。

几个月过去，各个小组都出了片子，主角有修车行的小弟，还有那时候在地下通道卖唱的王旭，他后来大红大紫，成立个组合叫旭日阳刚。片子完成后去国贸放映，王旭大冬天的跑到现场支持，项目没有钱给交通费，红梅自己掏了一百块给他，后来王旭一直记着这事，成名后还打电话给红梅回忆往事。拍摄的内容还包括那一年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关闭潮，人们去金五星市场附近的打工子弟学校采访，探讨流动儿童的出路，身为打工者的父母们的愿望。片子原本有机会在电视台放映，但因为技术质量不适合电视台播放要求而作罢，不过却引来公民杂志《民间》的采访，为此在2006年的《民间》刊发了一篇文章。

这个项目对红梅意义深远，她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年轻人如何参与社会发展的行动。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特别有正义感、热情和行动力，会因为社会问题聚在一起，展现出自己的力量。但那时候，发展教育遇到许多困难，外界争议很大，很多人都说，发展教育做成了戏剧工作坊。红梅虽然有自己的想法和实践，但是她还太年轻，想的也不够清楚，也就没有做出更多的争取。

扩大的视野

发展教育项目遇到挫折的时候，红梅也有挫败感，她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坚定的有信心的做发展教育的人，但是却做不下去了。那时候，她也曾尝试向资助方继续申请项目。项目官员说，你来解释，我为什么要把资助款给你？说服了我，才可能给你。红梅更觉得受挫，她觉得，资助方应当是在和合作伙伴做一件共同认可的事情，双方平等的坐下来谈，寻找共识，而不是合作伙伴有一个想法，再想法设法照着资助方的思路，去说服对方。这其中有权力平等的问题，也有双方的认识是否处于同一出发点的问题。

2007年底，关注全球化背景下贸易议题的NGO网络——中国世贸网招人，红梅跳槽过去成为协调人。这份工作一直持续到2012年年中，对她有多方面的影响，部分解决了红梅在发展教育项目中遗留下来的问题，也为后来成立拓展公共空间的一元公社打下多方面的基础。作为一家旨在为入世之后的内地NGO提供全球化背景中贸易公平视角和意识、能力提升的NGO网络，世贸网的工作视野厘清了红梅从事发展教育工作时的困惑，让她得以学会看到社会问题发生背后的结构性逻辑。举个例子来说，知识产权有时候是对创新的保护，有时候背后却隐藏着资本利益的最大化，比如涉及到传统文化的时候，很多时候中草药方剂的专利化，实际是将传统社区无数人历经多少辈积累的经验据为己有，之后对社区缺乏反哺，甚至对社区带来害处，如中草药专利化后的昂贵价格反而让社区的人难以承受。

但是，世贸网也有局限，由于发起人的国际背景和高端视野，跟进、讨论的议题往往来自国际层面，而非从本土的社区中自下而上的产生，加之贸易议题的包罗万象，单凭红梅一己之力，很难做深做精，因此有些议题很难在内地的社区层面得到呼应。

世贸网的几年，红梅也在业余时间继续社区戏剧的演出、社区影像的尝试，她总觉得，自己内在的情感还是和社区联系在一起，到了2010年前后，她再度谋求转变。

边缘群体的力量

2010年底，由于旭日阳刚的走红，红梅和一些劳工组织联系增多，在打工妹之家的支持下，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家政工影像项目。

起初，红梅的设想还和做发展教育时一样，请年轻人来拍摄边缘群体，以促使他们发生改变。但是2011年初，红梅在一次培训上看到台湾劳工组织南洋姐妹会拍摄的纪录片——《姐妹卖冬瓜》，顿时明白了影像发声的真正脉络是什么：工作者要做的是介入社区群体本身，促使她们发现自己的力量，让她们自己为自己发声。

红梅改进了项目策略，她把机器给了家政工姐妹们，让她们自己拍。这起初很艰难，她发现，虽然有些姐妹在一个社区里，平时见了面也认识，但没人会为了拍摄去联系另一个人。两周后小组再集合的时候，大家什么都没拍。从个体到集体的过程是需要不断培力的。在破冰阶段，必须要有社会工作方法的介入，红梅没学过社工，但是她意识到问题后，自学社工。之后尝试小组活动，让姐妹们先为了一个好玩的事情如唱歌跳舞聚起来，彼此看见，再在相处的过程发现共同的需求，如工资、保障的需求，还有家庭暴力、子女相处、与雇主相处时的种种问题。发现问题之后，再将社区戏剧融进去，让姐妹们讲述自己与这个问题之间的故事，并找出大家问题中的共性，从而演化成一个集体的故事，成就为一出社区戏剧。最后，大家一起讨论如何解决问题，每个人有什么特殊的策略，有什么可以分享的生存技巧。

从这个角度上说，社区影像并非诉说悲情的故事，而是发现边缘者的力量、边缘者的价值。经过六个月的培育，姐妹们真的成立了合同小组、维权小组，并开始解决问题。红梅觉得，如果只是为姐妹们提供法律培训，由上而下，无法对接家政工自身的经验，而从社区得出的朴素经验，往往比法律上规定的条文更适应她们的生存。

从边缘拓展出的公共空间

家政工影像项目转变方向的时候，红梅希望给每个小组找一个督导，联系到社工专家曲平和性别专家吕频。但项目没有督导的预算，找来后，红梅说：“我这里只有一百块，你俩分了当路费呢，还是大家一起吃顿饭？”不出红梅所料，大家凑一起吃了顿饭，就是这顿饭，三人敲定了合作发起一元公社的计划。

建公社的想法起源于为家政工姐妹提供周末活动空间的愿望。当时，红梅的世贸网和吕频的妇女传媒监测网络正好都在寻找办公室，两家预算凑一凑，能合起来租套不大的办公室，会议室空出来，就可以当作活动场地。很快，她们在城铁柳芳站附近找到合适的办公室，房租超出预算，她们又向一些朋友募捐，凑到第一年的房租，2011年7月，一元公社开张了。

开张之后，姐妹们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但她们只有周末有空的时候才会来。NGO没有浪费的习惯，红梅、吕频们开始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从关注权利和社会发展议题的彩色放映室、发展悦月谈、女行论坛、倡导沙龙，到关注青年人发展与培养的青年社会性别读书会与重视人文关怀的小泥屋青年读书会，以及为NGO提供能力建设的培训、为缺乏资源的NGO提供免费活动场地……一年多下来，一元公社发展出许多在公民社会的多个领域中小有名气甚至形成品牌的公共活动。这些活动让不同阶层和领域的人们在这里聚集，彼此看见，不仅提升了公众对社会议题和公益组织的了解，引导公众参与社会发展思想的辩论与传播，也促进NGO之间的交流，促进对社会议题的反思。

配图：一元公社活动现场

一元公社开张一年多，常常组织关于权利和倡导的讲座、沙龙，很多人会觉得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公共空间具有一定的敏感性。红梅却认为，在从集体社会向资本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们丧失的很多东西之中，就有进行公共生活的空间。当前的我们处在一个极度缺乏公共空间的时代，很多人丧失了作为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公共空间鼓励更多的人有意识地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让更多人不只是关心自己的生活，而且更多关心社会问题和边缘人群的生活，然后再去做公益。公共空间对于当前这个缺乏弹性与润滑剂的社会来说，不是反对派集结的场所，而是寻求社会向更美好的方向转变的途径。

误解起于隔膜，一元公社进行活动的时候，也曾遇到过误解者，但和误解者坐下来坦诚以待，双方都会发现这只是一种相互了解的过程。做事如此，申请资金也是如此，有时候国内基金会的开放度也会超出倡导类NGO原有的预计，比如红梅这次银杏伙伴的申请。

身为倡导者的银杏伙伴

2012年8月份的一天，一个小伙子在活动结束后上来问红梅：“你这里缺钱不？”几个活动间忙的团团转的红梅说:“我们不缺钱，缺人。”小伙子很意外，和红梅聊了起来，最后下结论，你这里还是缺钱。他亮出自己的名片，南都公益基金会传播部的李玉生，建议红梅申请银杏伙伴计划。红梅确实缺钱，之后的一个多月，她寻找推荐人、写申请材料，做了认真的准备。对她来说，这是个难得的反思机会，沉淀下来完整梳理了一遍从贵州人以来的公益发展轨迹。

由于往届银杏伙伴绝大多数都是服务型机构的领导人，红梅原本以为自己机会不大，认真走完申请流程后也就慢慢淡忘了，因此获选后，她相当意外。现在想来，一些国内基金会应当是超出很多人原本估计的开放，红梅曾经听徐永光谈及维权组织的作用，指出维权组织的另一种功能是维稳，这当然是一种辩证的说法，在红梅看来，这也反映出徐永光是个有胸怀的公益领袖，并且有足够高的眼光，有策略的将国内基金会资源与维权类草根组织的需求相对接。

获选银杏伙伴之后，红梅可能会听从评委的建议，去读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课程，也会继续参与一元公社的管理运营，但随着中国世贸网的结束，一元公社的租金已有半年只靠妇女传媒监测网络的租金预算独立支撑，原本就有的预算缺口越来越大。随着北京的房租猛涨，租金更难筹集，她们甚至萌生过关张的念头。但一念及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它的意义和价值绝不限定在那小小的几十平米，在那里碰撞过的边缘观点和草根智慧，激荡过的社会批判和行业反思，在主流观点近乎占据所有讨论空间的当前社会是如此珍贵，而它的存在和延续，也让更多人看到，这样一个场所也有生存和生长的空间，因此，她们依靠着朋友们的捐款，支撑至今。为此，红梅还在努力为新成立的机构——“雷民影像工作室”筹款，从而继续以机构租金合作的方式，让这一空间继续生存拓展。

沈旭：做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结合的教育

人物档案：2004年起担任绿网总协调人，先后统筹乐施会与社区伙伴支持的多个能力建设项目，为国内发展教育网络创始人之一；2007年11月与伙伴共同筹备北京灵动珊瑚·发展教育工作室，并将发展教育与华德福教育相结合，在城市社区和流动人口社区实践儿童、青少年教育及家长课堂，于2011年当选为银杏伙伴。

与教育结缘

1999年的一次出差中，沈旭像往常一样在飞机上依然忙于工作，不同以往的是，下飞机时，旁边的外国老人送给她一本英文小册子，是本华德福教育的书。在她看来，这次偶然是和华德福命中注定的结缘。

两三年后，沈旭去河南、贵州的一些山村进行短期支教，这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沈旭从小在城市长大，家境小康，工作稳定，从没经历过苦难，但见到山里的孩子之后，常常会触动到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一个她至今难以忘记的画面是，夜晚在乡间操场讲故事的时候，很多孩子会捧着萤火虫，围坐一圈，似乎要留住这得来不易的一点光。此外，尽管食物匮乏，有些孩子也会把一周唯一的一个水果或者他们认为好吃的，送给外来的老师，在送完这“珍贵的礼物”之后，迅速的跑掉。面对这种带着些许羞怯的质朴情感，沈旭觉得无法辜负孩子们的期待。

支教的时候，她带着孩子们做游戏，一片欢闹中，有内向的孩子孤单的站立一旁，她让这些孩子闭着眼睛摸大树，让树的眼睛和自己比比身高，认识一个新朋友。一年后，有孩子来信说：“因为有了树的朋友，现在有更多同学愿意和我做朋友了。”她发现，即使你只做了一点点，但在孩子的世界里，你可能改变她们很多，甚至会改变她的整个世界。

因为这些原因，沈旭萌生做教育、进入NGO工作的想法。2003年非典期间，她结识了更多环保圈的朋友们，时常在一起聚会、讨论问题、参加活动，得知环保志愿者们结成的联盟——“绿网”需要一位全职来做事时，决定去试试。就这样，沈旭成为绿网的协调人。

绿网时期：从水土不服到柳暗花明

从企业乍到NGO，沈旭很不适应。首先让她头大的是，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要自己来。当时的绿网除沈旭外，只有志愿者组成的协调小组，要发展下去，必须先筹款、申请项目；跑了半年后，沈旭筹到草根NGO网络建设、社区支持农业、发展教育三个项目，80多万的经费。钱来了，下一步要招人。2004、2005年的NGO，招来的都是新人，沈旭自己也没有经验，面对各种繁杂的事务，顿时觉得压力如山大。此外，她还觉得NGO的工作不专业，做项目都是一个活动一个活动的赶场，不扎实，但又不知如何改进……总之，离原本理想中的教育工作很远。

尽管如此，绿网的三年经历，为沈旭后来从更多元的视角和更广泛的视野切入教育打下了基础。

沈旭最初进绿网，部分原因是受到和社区伙伴（PCD）合作的生态农业项目吸引。在社区支持农业（CSA）的框架下，她们去村子里找种植有机作物的农民，比如安金磊，订购有机农作物，收获后农民按协议将有机蔬菜送给绿网，由其代为销售。目前这种CSA的概念在国内十分流行，但那时候还非常新颖，因此，到了最后一个环节——销售，很难做下去。PCD认为，除了环保热心人士外，项目还应该让城市社区的居民更多的参与，但2005年的时候，网络不发达，绿网人手少工作忙，平日里能接触的只有办公室周边的平房回迁社区，不可能让那些为了一分钱两分钱菜价而斤斤计较的大爷大妈们去购买一斤八毛钱的有机白菜，因此买来的有机产品只能在绿网的工作人员和以环保工作者为主的志愿者圈子中自我消化。

然而，CSA项目临近尾声的时候，为沈旭开启了另一种视角。2006年，项目结束后还有些余款，沈旭向PCD申请为安金磊拍一个纪录片，她拉着寇延丁一起去安金磊的农场，看着自己亲手种下去的棉籽，在几个月内逐渐长大。片子从春天一直拍到秋天，收获的时候，看着那些棉花，她忽然觉得，这是一个生命在孕育、长成，你怎么给它提供土壤，让它健康的长大，让它成为自己……每一朵棉花都是不一样的，而这跟教育密切相关。当天晚上，沈旭给成都华德福的徐添打了个电话，询问华德福小学培训是否还有名额，徐说，你来就有。她很快飞到成都，为另一段人生的开启拉开序幕。

不过，一段新人生得以开启的因素显然不仅仅限于收棉花时的顿悟，更与绿网另一个关键项目——发展教育密切相关，由于后者和她的教育从业理想最相关，沈旭跟进得更多更深入。

2004年，乐施会开始在国内推行发展教育，沈旭参加了4月进行的第二次培训，讲师包括很多有名的戏剧培训师，如欧怡雯、陈玉兰等，让参与者通过戏剧的方法，不止看到自己的问题，更看到自己和整个世界发展之间的联系。沈旭觉得这种教育很有必要——即使在NGO中，很多人也只是在埋头做自己的事情，而没有把自己的事和整个行业乃至整个世界相联系。她对发展教育产生了兴趣，向乐施会申请，并于2005年初开始推行发展教育项目。

然而，喜欢归喜欢，与CSA一样，发展教育在国内也是一个全新的舶来品，后来反思，她们那时候并不是很清楚该怎么做。经常在工作坊结束的时候，沈旭看着很多人的眼睛就知道，他们没有听进去，而且不会再来第二次了。她知道没有触动到参与者。主办方希望在工作坊中建立起多元性，让人们包容多元的价值观，但事实上很难做到，很多人的视野已经那么窄，已经有固定的价值观，很难改变。而那时，作为主办方的她们也都缺乏实践，拥有的只有理论。何况，在近十年前推行发展教育的价值观，也有些水土不服。发展教育兴起于西方，西方国家的人们已经有这样的视野，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国家，大多数人还没有这样的视野，推行中肯定会出现适应不了、消化不良的情况。

沈旭认为，每个人看待事情的方式都和他们成长的背景密不可分。反思之后，她希望在发展教育的设计中更重视个人成长的部分。但是，那时候她还分不清这是一种治疗还是一种个人和社会的连接，虽然她隐隐约约觉得这不单单是心理治疗。在困惑中探索了一段时间后，沈旭进入到灵动珊瑚的发展教育时期。

灵动珊瑚：以个人成长推动社会发展

沈旭离开绿网后，另一位伙伴李媛独自将发展教育项目坚持了下来。一段时间的华德福小学培训之后，沈旭和李媛开始商议另建机构专心做发展教育。此时的沈旭，以参加华德福小学培训的视角，再来看发展教育，视野不再相同。华德福小学和幼儿园的教育有很大区别，幼儿园注重为孩子提供一个温暖的环境，唱儿歌、做手工、讲故事等，但小学除了这些之外，更重视人心灵的发展成熟，以及孩子和这个世界的联系，她想把华德福教育的理念融入到发展教育的成人培训之中。

新成立的机构叫做灵动珊瑚·发展教育工作室。和很多NGO的名称一样，灵动珊瑚也寄寓着三位创始伙伴沈旭、李媛、刘欣琰对所从事的发展教育事业的期待：“灵”代表“心灵”、“动”代表“行动”，“珊瑚”则是一种多元的生物，寓意吸纳多元的理念，同时珊瑚又是死的生物，“灵动”可以让她活过来。

2008年9月，灵动珊瑚开始推行视界工作坊，她们把发展教育分成三个部分，一是个人成长，二是社会议题，三是关于行动。为了回应外界对发展教育偏重个人成长轻社会议题的争议，工作坊对社会议题进行了重点设计，包含四个议题：社会性别、流动人口、环境保护和生命意义，并计划由个人成长切入，与社会发展相结合。

在第一天的社会性别议题中，工作坊请参与者反思：你如何认识自己的身体？怎么认识自己的性别在人生中的位置和意义，以及和别人关系的影响？她们引导参与者从自己身体的探索来思考社会性别。反思之后，女参与者会探索平胸被歧视、脚大被歧视的原因，男参与者也开始寻找男性身材纤细、性格文静被歧视的社会原因。

第二天的议题是流动人口。以放映日本NHK的纪录片《穷人与富人》切入，请参与者分享观后感：每个人都有家，都有离开家的时候，哪怕是上班。你离开家时是什么感受？为什么离开家？你想为家做什么？你对家的怀念是什么？……离开家和个人有关，也和社会有关，她们希望启发人们对流动人口漂泊在外的同理心，同时也思考，为什么这个社会背景下那么多人离开家？

在环境保护议题中，工作坊选择气候变化为具体主题。她们假设地球变暖后已经毁灭，参与者作为幸存的地球人来到另一个星球，那里有一些痕迹是关于地球的，请人们去寻找这些地球被淹没的痕迹，并在过程中发现气候变化和人类和地球的关系，以及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你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生活。

最后一天，在以上探索的基础上总结思考：已经思考了几天这些问题，之后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为你的生命赋予什么样的意义……[1]

视界工作坊越来越成熟，但不久之后，资助就断了。那时候批评的声音很大，有人说，发展教育在国内发展这么多年，成了单纯的戏剧培训；也有人认为，个人成长的部分太个人。沈旭觉得很可惜，因为刚觉得找到方向的时候，就断了。

华德福教育的本土实践

灵动珊瑚的资助断了之后，沈旭再度转向华德福教育，她继续参与华德福小学培训，筹建幼儿园和小学。此时，带着发展教育的视角再深入接触华德福，又让她学会从社会发展大背景切入个人成长。她认为，中国的教育缺乏视野，也缺乏对内心和社会连接的关注。华德福教育可以补充这些，让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更完善，而不像已经定型的成年人，还要花更大的力气来补课。

由于强调优质教育，加上不菲的房租与人力成本，在许多大城市里，华德福成为中产以上阶层才能享受的教育乃至出现媒体所称的“贵族化”趋势。但在沈旭来看，没有国家投资的私立幼儿园、学校成本原本就昂贵，华德福教育的门槛一时半会儿降不下来。如果不希望华德福贵族化，就得有人去做一些事情。

之后，沈旭在一些和社区服务机构合作的青少年项目中融入华德福教育的内容，比如新公民计划资助的魔法数学课程，80%的内容都是华德福内容，用游戏、故事、绘画将华德福的数学模块变成孩子们能接受的东西。她在项目实施中，还注重向家长提供培训，主张课程由社区里的妈妈们而非外来的培训师去上，社区里的妈妈学会了，才能更好地教给孩子，并改变原来带孩子的方法。实践之后，沈旭发现，华德福并不是那些已经吃饱了饭的妈妈们才能关心的事情。

和在广西实践华德福教育的卢安克一样，沈旭并不认为自己高尚，她一直赞同卢安克的观点：不要将非主流教育的实践者当圣人，他们只是在做一种教育实践。沈旭也是如此，感谢并珍惜实践教育理想的机会。

当选银杏伙伴之后，评委高小贤介绍国际计划的减低校园暴力项目给沈旭，问她要不要做。沈旭本有生孩子的计划，接了项目，会有很多行程奔波在山路上。她很犹豫，但项目诱惑力实在很大，国际计划已经打好了学校、教育局的铺垫工作，平台是现成的，这是个极好的实践机会。权衡之下，沈旭还是接手了。目前项目正在陕西的四个县市、十六所学校铺开，覆盖八千个孩子，沈旭负责指导其中四个学校的四个试点班。

她希望这个项目结束之后，可以对外说，华德福在中国本土有自己的实践，不光有在城市中产阶级中盛行的华德福学校教育，也有结合了乡村现实和NGO发展经验的实践。

银杏伙伴始末

沈旭很了解自己，她清楚自己出身成长的背景，也明确由于成长背景，自己不具有很多NGO人时刻感受到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她明白自己有小资情调，如果没有压力很可能一直随遇而安。但深入了解了发展教育和华德福之后，她更清楚，如果华德福教育不做改变，在国内就会成为小群体小圈子的事情，乃至贵族化。如此继续，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差距会越来越大。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得有人站出来做事情。

这是沈旭决定申请银杏伙伴的一大缘由——成为银杏伙伴可以带来压力，提醒自己把事情做完，如果没有这个名头和这些钱，以及随之而来的压力，她可能继续随遇而安。简而言之，银杏伙伴让沈旭更有社会责任感。

回想起申请过程，沈旭觉得和三位评委老师高小贤、何劲、杨晓光面对面的那一场面试，最为过瘾。对话非常有挑战性，让她觉得碰到了对手和老师，老师们对你有期待、又有启发，让她看到以前未曾看到的东西，视野更开阔。对话结束时，沈旭觉得，不管能不能选上，已经有了足够的收获。除了后来成为良师益友的高小贤，另两位评委也都有对她来说犹如醍醐灌顶的点评。何劲说，做事情不能只局限于灵动珊瑚，应当去看整个领域中，你能带来的新的价值观、新的视野是什么——你可以带动整个领域的发展，而不是一个机构的完善。这对沈旭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只做好一个机构的责任，对沈旭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强的推动力；但放大到整个教育领域，她明显感觉到自己沉甸甸的责任感。杨晓光则说，应当允许员工犯错误，给她们成长的时间，因为一个成熟的伙伴往往需要五六年的培养时间——这给她很大的安慰，因为之前和同事的相处中也会觉得有需要磨合的地方。当一个经验丰富的企业老总杨晓光也如此说时，她感觉到莫大的安慰，心中也就不再有那么大的压力。

不过，在银杏伙伴中间，沈旭偶尔也会觉得自己边缘，因为很多人都在说如何筹款，如何做规划，如何把机构发展的更大。她想的不是这些，而是这么多事情要做，怎么把这些事情一件件落实下来？筹了这么多款，没有懂这些东西的人怎么去做？因为，人的培养很难，找到懂得教育、会做教育的人更难，教育是一个精细活，做好教育的人往往需要更多的个人成长时间。

林炉生：让教育与内心都回归自然

人物档案：学生时代为北师大农民之子社团骨干，2006年合作创办北京农民之子文化发展中心，之后相继在密云创建自然教育基地、昌平创办打工社区学习中心，2009年在自然教育基地基础上创办燕山学堂，致力于自然教育、自然教育生活化、社会服务及青年成长支持的实践，也注重净化内心与简单生活的探索，2011年获选银杏伙伴。

从学生社团到公益机构

林炉生在闽南乡间长大，高考后进入北师大专科部读经济专业。他发现，很多同学的大学生活都在吃喝玩乐、郊游踏青中度过。炉生很难融进去，家庭经济也不允许，便将时间更多的投入学生活动中。有一回，哲学老师上课时介绍农民之子社团，那时候还是2002年，农民是有些污名化的称呼，炉生立马对这个冠以农民之称的社团产生了好奇与好感。进去之后，感觉更不一样，很多高校社团也有官僚化作风，而农民之子的成员生活方式很简朴，彼此之间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尊重。

从去打工子弟学校支教到给学校工友做培训、文艺活动，炉生一发不可收拾，还在老乡中募捐图书，自己成立了个社团——思农学社，带着老乡们寒暑假回乡支教。很快，他在读书与社团活动之间走完大学三年。毕业时，炉生留在北师大做后勤行政工作。他本以为，有这么多做项目的基础，现在又有了后勤的“官方”身份，可以继续在校内做工友改善项目。但工作后，才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后勤工作有自己一整套的框架限制。炉生那时候年轻，不懂变通和打“太极拳”，安稳的工作和内心的理想发生冲突，他辞职了。

这时候，农民之子社团毕业的老会员越来越多，不少人都想将社团理想移植到社会上继续做。很快凑了7个人、7万块钱作为启动经费，成立北京农民之子文化发展中心，炉生全职负责。

然而高校社团不同于专业NGO，炉生一腔热情投进来，忽略了可能的难度。从学生社团到一家专业MGO是两回事，社团是流动的，往往组织零散的、自愿的活动，而专业NGO是持续的、稳定的机构，要进行系统的实践工作，需要有专业能力的工作人员，而非志愿者。但农民之子机构刚成立时，延续社团时期的做事习惯，缺乏专业经验的培育和对项目的系统策划。

先是帮农民搞生计，开展乡村旅游。炉生还在北师大后勤工作时，曾经与社团同学们一起帮密云西湾子村的农民策划板栗义卖，从中一分不赚，还承担了收到假币的损失，他们的做法感动了农民，受邀去农民家里做客。大家到了村子，发现周围有野长城，农家菜也美味可口，就萌生出帮助农民搞农家乐旅游的想法，既能自负盈亏，还能帮农民致富。

农民之子组织志愿者发帖招募城里人到村里旅游，农民有了收入，也很高兴，还在村里成立乡村旅游合作社。但问题很快出现，来的人花了钱，就对农户的卫生、食品安全、住宿舒适度都有要求，而那时候那个村子的农民意识还相对淳朴，卫生间、厨房条件都相当差。游客提了意见，炉生他们反馈给农民希望改进，这就要花钱，农民觉得，我还没挣到什么钱，就要先投入，不愿意。旅游计划夭折。

后来，有个台湾老师建议做亲子农园，承包一块地，让父母闲暇时带孩子种地，既有收入，又能做儿童教育。炉生就和伙伴租了几块地，起名为亲子教育田园，邀请一些有消费能力的人，比如北师大的老师，带孩子去种地。活动很有创意，最重要的是适合炉生他们的擅长——青少年教育活动，但也有问题，一是交通太远，西湾子村离城里有120公里；二是吃住条件也比较差，家长来了几次就不再来了。

几经折腾，炉生发现自己根本不擅长搞农村生计。那个阶段在寻找方向中饱受煎熬，员工也有意见，不明白机构工作为什么总是变来变去，再加上经费压力，工作中经常争吵，先后有几位员工在短暂工作后就离去。这件事对炉生的打击也很大，他慢慢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把目光向内，了解自己的性格和特质，而这个时候，台湾辅仁大学心理系教授夏林清老师为炉生等一群青年人指引的“生命故事”方法，给了炉生很大的帮助。炉生认为这是他后来向内心探索的起点。

自然教育的萌生与成型

2006年底，一心教育服务中心给了农民之子一万四千块的资助，让他们做流动儿童教育。次年一月，农民之子组织了一期冬令营，开始使用自然教育理念。结束后，资助方非常满意，并追加后续资助。

农民之子的自然教育理念有两个起源，一是卢梭的《爱弥尔》自然主义教育，一是老庄的道法自然思想。炉生本人自幼在山中长大，更对自然有深入骨髓的热爱。但2007年冬令营的时候，他们的自然教育还刚起步，主要还用知识模块的方式，如水文、天文、地质、农业等，让学生了解、接触自然。当时密云不老屯有个国家天文台，农民之子带着孩子们去看，见到巨大的射电望远镜什，小孩子惊呼：“哇，这么大一个锅！”但看过了，也就忘记了。而另一个活动，寻宝游戏，在树林里，藏一些东西让孩子们寻找，反而更受小孩子欢迎。看孩子们写的日记就会发现，他们印象最深的不是射电望远镜，而是游戏。这让炉生体认到，教育的关键不是给孩子多少知识，而是让他主动参与体验，他们的世界是经验的世界，而非概念的世界。

由此，农民之子开始注重设计更多游戏，也开始引进华德福教育、环境教育，以及其他机构的经验，在这样的摸索中，自然教育逐渐成型。

2007年的夏天，农民之子一口气办了三期自然教育夏令营，不仅继续获得一心支持，还有来自宣明会、乡村教育促进会的资助。作为一种另类教育实践，自然教育需要场地的配合，借来的场地，会限制活动深入开展。于是在当年夏天，炉生租下密云西湾子村废弃的乡村学校旧址，签了二十年协议，一年租金4000元，总共8万块。虽然场地租金超级划算，但基础设施很差。为了进一步省钱，也因为炉生认为，作为教育实践者，自己都不懂的东西，如何能教给孩子？接下来的几个月，农民之子的员工和志愿者，全部参与基地建设。从电焊工、油漆工到木工、瓦工，从建房到搬运苦力，从厨房到种地，炉生学会了做所有的工种，并明白教育是一种生活，由此提出一个理念，叫做自然教育回归日常生活。

基地建成后，参与者不仅仅是孩子们，很多成年人、大学生、NGO工作者、白领也开始参与，服务对象扩大，他们又去尝试更多元的课程设计。由于服务人群的多元化，农民之子在自然教育这个项目上，也开始有了一些经营项目的收入，由此可继续投入于基地建设及发展工作团队。

配图：2010年简单生活营合影

除自然教育外，机构也开始为社区流动儿童提供教育服务。2008年，农民之子办公室从立水桥的一个小区搬到昌平东三旗附近半截塔村，从此扎根流动人口社区。这背后也基于一个理念：对服务人群应感同身受，真正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需要。

回顾这两年，炉生认为机构走过了最艰难的初创阶段，流动儿童自然教育和社区教育得以齐头并进，工作方向逐渐清晰，工作团队也开始稳定。当时承担的项目越来越多，如面向打工子弟教师的《烛光通讯》、打工子弟师生文学联谊赛、乡村中医义诊等。炉生尤其感念的是，2008年自然教育项目开始得到香港社区伙伴（PCD）稳定持续的资助，他认为PCD是一家非常成熟的资助方，不仅提供资金，更提供机构成长支持，比如财务存在不足，就帮助培训财务人员，对自然教育理解不深，便提供更多参与培训机会以及其他外部资源。炉生再三强调请笔者为PCD记上一笔，因为这种特质如果被更多伙伴和资助方知道，对行业发展更有意义。

困惑时的退守与探索

一切走上正轨时，炉生遇到新问题。他发现自己不能很好地阐述什么是自然教育。当不了解的人问起什么是自然教育时，很难说清。很多人把自然教育完全等同于环境教育，由此造成很多沟通上的困难。有些没有深入机构的人，甚至困惑和指责农民之子究竟是教育类机构还是环境类机构，为什么农民之子的业务范围又有流动儿童教育，又有环境教育。

此外机构项目增多，也出现矛盾，比如申请到了项目，为此招人做事，但项目完成或者做不下去，人怎么安排，请人离开机构？不离开的话怎么解决？团队内部为此产生矛盾，在炉生那时的经验里，解决不了，加上他想追寻自然教育的真谛和本质，便决定往后退，将机构事务、社区项目以及《烛光通讯》转交同事管理，只专注于擅长的、让自己内心有力量的自然教育。

“退思”时期，炉生接触了甘地和一行禅师的思想。甘地对简朴生活和身心健康的探索，启发了他，他开始尝试素食、光脚走路、体验自然，越发觉得自然教育是一种自身修养和内心净化的体验。而一行禅师对佛法的阐释，也让他认为自然教育是一种改变现有生活的方式，他因此开始深呼吸，进行内观。

这些内在的探索给炉生及机构带来极大助益：大家的心开始学会往内看，遇到矛盾或问题时不再像以前只是指责别人，而开始会反观自己。这种改变逐渐成为机构重要的特质，而机构中的每个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受益。

这两年间，农民之子的机构事务由另一位发起人卫宏负责。从春到秋，炉生专注于自然教育。由秋入冬后，自然教育事务减少，他则外出游学，到福建的华南内观中心做义工。两个半年的时间，炉生学会清理机构繁杂事务及生活中诸多不如意时带来的负面情绪，并重新养成健康的作息习惯与生活方式。

在炉生看来，这两年是他对自然教育深入再思考的关键。现在炉生对自然教育已有一个简练而清晰的表达——“随顺自然规律的教育”，而在实践上，机构也形成一个完整的自然教育实践体系。自然教育不再只是传授知识、举办活动，它回到生活中，关注每个人内心的转变。当内心产生善意时，才会有对外传播的力量，让服务对象受益；负面情绪不懂排解，则首先伤害自己，其次传播给周围的人。

当2011年中，炉生重新投入整个机构的工作中时，他感觉由内至外，都充满了力量。

银杏伙伴助力机构转型

立业之外，随着年龄增长，成家的压力对炉生逐渐显现。2011年，作为工资最高的机构负责人，炉生月薪只有3500元。“像我这样一般的农村家庭，父母务农，兄弟姊妹做工，仅供一个孩子念完大学，就要花掉家里所有的积蓄”，炉生坦言，“尽管对于工作充满信心，也是内心最喜欢的职业，但我还是几次考虑过退为农民之子理事，自己去从事些能赚钱的工作”。

这时候，南都公益基金会开始征募新的伙伴，农民之子的同事们纷纷鼓励炉生参选，从初审到终审，他顺利获选2011年度银杏伙伴。也许有道德至上主义者会主张NGO从业者不谈钱，但炉生不讳言，这笔及时的资助让他整个心都沉淀了下来，也让一直为他担忧的家乡父母放了心。

当然，获选银杏伙伴带来的也不仅是钱。炉生这两年一直在探索什么是自然教育，银杏伙伴的专家来考察时，问他组织的规划是怎样的？对未来发展的预期是什么？有什么机构人才培养计划？他才发现过去很少关注这些方面。获选后他有意识地学习，借助两届银杏伙伴组成的关系网络，赴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ICS）学习，参加非公募基金会论坛，赴恩派请教……很快学到许多可借鉴复制的机构发展模式。

从2011年底，农民之子开始考虑做战略规划，到2012年底已完成，目前还开始了一次颇具野心的战略调整，他们自称为“二次创业”。

自机构成立以来，农民之子始终是自然教育和流动儿童教育两条工作主线交叉并行，就像两个交叉在一起的圆，六年过去，两个圆都有极大的发展。流动儿童教育项目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多，诸如扎根社区的社区学校计划，面向流动儿童教育领域的《烛光通讯》月刊等；而自然教育项目从最初为流动儿童服务开始，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受众多元的普遍性教育理念和方法，特别是自2009年在自然教育基地基础上创办另类学校“燕山学堂”之后，他们在另类教育、另类学校的探索上，有了更加深入和系统的发展。

这次战略调整即是将农民之子分拆成两家机构，一家为农民之子，争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