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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第三卷）
2007-04-15
1062
领域
环境保护
主编：郑易生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3月
如何处理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涉及到的一系列的复杂问题，始终是环保人士关注的话题。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号召提出及实践下，旨在促使环境与经济的共同发展的种种措施，却收效甚微。中国在批判与反思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经济与环境的“两难”，所以对环境以及相关的经济政策进行深入研究已迫在眉睫。
继《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以下简称《评论》）的第一、二卷出版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7年推出了第三卷的《评论》。此卷延续前两卷的特点，主要讨论对象是近两年有明显进展以及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不同的是，第三卷的《评论》更注重对环境与发展关系所涉及问题背后的制度和政策层面进行探讨，希望找到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创新”（序言）来突破现如今的环境瓶颈问题。
《评论》（第三卷）针对环境保护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以及涉及到具体的经济政策进行分块论述。在“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篇中，研究者无一例外的站在审视的位置来看待国家的环保政策，突出国家在环境保护中的主导性作用。从国家对环保的投入、环境法治的不完善，到进一步强化国家环保意志，建立战略环境评估的制度保障。值得一提的是，两篇各有侧重关于绿色GDP核算的文章，则分别从当前的研究进展和若干争议的澄清，以及比较中外的研究状况和实施原则来论述绿色GDP核算问题。此部分强调了国家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对宏观了解环保发展的最新近况是有帮助的。
“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篇中的文章，都建立在作者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包含着深度的思考，许多报告对中国近年来正在实施的退耕还林和生态补偿政策、草原的生态保护政策、生态移民等实践和理论研究，结合实际案例进行了述评。此篇的关注点就是研究者们针对不同的生态环境提出的一系列机制、产权制度，从而为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提供制度性的保障。令人感触的是，文章结合实例对西部藏区的神山神湖，以及大兴安岭林区的使鹿鄂温克族阐述了自然保护区中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相互性关系，传达在环保开展过程中，不能割开二者的联系独自求得成功。一方面，传统的保护机制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仍值得借鉴。另一方面，在所谓的“先进的”行政管理机制面前，环境保护不能以牺牲自然保护区人们的传统生活权利为代价，从而导致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割裂。
最后的“与资源环境相关的经济政策”篇，文章主要是基于环境资源的视角，来论述经济政策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以及分析经济政策背后的利益之争。如地方和中央的税收体制的不同，从而使地方税过度依赖GDP增长，并利用吸引大规模的投资来完成GDP指标。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地理”来划分的区域政策，使得地区间的差距日益增大。在环境资源（配置低效率、资源价格偏低）、特许经营、循环经济等经济政策上，澄清了人们对一些概念的错误认识，并就各自经济政策中不同的博弈主体进行分析，及背后的原因，从而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多数文章指出，传统的管理体制在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遇到困境，亟需向现代的公共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的转变，制定的相关经济政策需与考虑到资源环境的目标，这样才有可能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同步增长。
末篇，则从业已通过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研究对中国的环境NGO的影响。某种程度上确立的NGO的法律地位，提供了环境NGO活动的发展空间。不同类型的环境NGO在境内的活动，使得NGO在环境问题的参与越发变得重要起来，从而也推动中国的环境政策以及法规的修订和完善。文章也表示出NGO发展的空间依然很局促，如遭到地方政府或企业的阻碍，以及社会对环境NGO的认可和支持度低等制约性问题。但作者还是对中国环境NGO在以后发挥更大作用抱以信心。环境NGO下一步的要做的是，在资金方面须做到更加独立，以及提高组织自行管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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