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资讯 > 资讯详情
公民社会的缩影——CCM选举和武汉会议记事
2006-12-15
1204
领域
乡村振兴
编者按：由于现实层面上的诸多因素，中国公民社会在艾滋病防治领域发生的事件和暴露的问题显得格外复杂而醒目。随着中国全球基金国家协调委员会（CCM）改革进程的实施和推动，这些矛盾愈加突出和尖锐。国际方、政府、NGO草根组织等相关主体之间，处于不断博弈的过程之中。
2006年底，一场非政府组织大会在武汉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组织经历了一轮新的碰撞和融合，显示出全球基金在中国问题上面临的复杂性。但同时这次会议更是一种对话、沟通和学习的大会，人们得以在会议上聆听现实的声音。
为此，本刊编辑亲赴武汉，作为观察员出席这次会议并撰文对今年以来的CCM风波及其后续发展进行梳理分析。同时，本刊还特别邀请了艾滋病领域的研究者和行动者，从不同角度对CCM选举做了探讨。我们希望这些文章和来自嘉宾的多元化乃至相互碰撞的观点，能够成为求同存异、沟通理解的起点，能够对中国艾滋病领域，乃至公民社会领域的发展带来某种启发。
2006年12月7日的这一天恰逢农历节气“大雪”，武汉的天气骤然降温，天空洒落起冷雨，整个城市笼罩在雾蒙蒙的水汽之中。一场名为“艾滋病、结核、疟疾防治工作非政府组织会议”的百人大会在武昌的第一场冬雨中悄然开启，来自全国各地的选举代表和观察员陆续入住酒店，在大会拉开帷幕之前便积极进行着非正式的交流。
会议产生的背景是今年初以来由中国全球基金国家协调委员会（CCM）组织的“非政府组织部类选举”所引发的公民社会的思考、讨论乃至争辩。4月底，一个有着近十年“防艾”工作经历的草根组织“爱知行”及其领袖万延海对于CCM的工作程序和选举规则发出质疑，引起强烈反响，一时成为艾滋病工作领域的社会焦点。明确下一轮非政府组织部类选举的机制和规则，使各方充分对等地交流，已成势所必需。
选举风波：民间争取空间
6月13日，《新京报》以《中国CCM的选举难题》为标题，报道了“这一掌控3.9亿美元的中国全球基金项目国家协调委员会在改革中面临的诸多困难”。中国CCM是为了帮助中国申请和执行全球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简称全球基金）项目而建立的协调机制，中国CCM与全球基金在世界各地的国家协调委员会运作方式相似，其成员除CCM主席及工作组主席外，还包括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和非政府方代表。
此前，中国CCM由于没有相关经验，代表并非由选举产生，也没有草根组织的参与。自2004年底起，CCM进行一场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各类别组自主选举CCM代表成员，中国CCM的“难题”也伴随此项改革而生。
难题首先来自作为选民的非政府组织的难言之痛――按CCM章程规定，只有正式注册的草根组织才可以参加选举，然而在中国，众多的草根组织无法实现注册。“注册需要挂靠在政府部门，可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试图寻求当地的卫生医疗部门解决挂靠问题，但是人家不理睬我们。”河南的一个从事艾滋病救助的草根组织负责人王先生如是说。
既然无法取得注册资格，即便在抗艾第一线做了再多的实际工作，也没法获得跨进CCM选举这道“高大”的门槛。而对于众多乏于资金和资源的民间组织来说，全球基金提供的无疑是一笔不菲的数目。但是，万延海表达了另一种声音：“全球基金不是民间组织的唯一通道，如果政府给予民间组织很大的空间，全球基金对我们来说也许并不重要。”
真正让万延海感到愤懑和困惑的是，CCM选举机制的晦涩和过程的不明――他认为这样的选举是不公正的。针对4月27日中国CCM秘书处召集召开的“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或其它非政府组织”选举及其结果，由于发现“一些没有注册的组织参加了此次会议，一些政府部门办的组织参加了会议……”，万延海指出：“本次选举存在严重的不透明、不公正、有双重标准，组织者有很多的随意性。”随即，爱知行研究所宣布退出全球基金中国CCM以社区为基础组织类别组代表选举。
自此，中国CCM改革面临的问题进一步激化。针对万延海的责难，作为中国CCM秘书处的处长，强正富认为，此次选举作为新生事物，有需要完善的地方，需要“多理解、多支持、少对立，才会有更多更好的合作。”然而，万延海则表示，自己始终在寻求与政府的合作，希望获得政府的支持，但是却得不到积极的回应。
草根组织注册之痒，CCM选举机制之诟，一并成为横在全球基金在中国面前的难题，也成为中国CCM改革的症结关键所在。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难题和困境影响了中国更好地利用全球资源，去解决中国区域内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防治问题。万延海说：“CCM对中国的投入和在中国运作的现实情况应该保证三个原则：公开透明、公民参与、促成人权。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糟糕，全球基金在这里将化为泡沫。”
CCM选举过程暴露出来的问题，事实上恰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发展中出现的必然结果。学者张北川评价道：“由于政治、文化和经济及风俗习惯的原因，我国防艾工作中正在或已经出现了数种力量的权利搏弈，各种力量表现出了不同的权益诉求。然而，中国向公民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决定了部分权利由政府和国际力量等向‘民间’转移的历史趋势，这也是我们今天经常讲到的向民间组织和公民‘赋权’或民间‘增权’的转变历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次规模宏大的非政府组织会议在武汉召开，它要促成和解决的问题都和CCM改革的进程息息相关，也同样地，和中国公民社会，尤其在防艾抗艾领域的发展态势密不可分。
武汉会议：公民社会的缩影
选择武汉这个城市作为此次“非政府组织大会”的举办地，除武汉高校在该领域有着长期的研究之外，或许另有深意。武汉，自古以来的九省通衢，在地理上以它为中心可以辐射四面八方，贯通东西南北。当来自中国各地的感染者、工作者和观察员汇聚在这里，为一个共同的话题和目标进行切磋和交流的时候，这多少有些象征着团结、取得共识和凝聚的意味。
这里距离任何地区都不太“遥远”――这也是个现实的考虑，因为此前曾有众多的草根组织和感染者或因路途遥远或因旅费问题而无法充分参加任何选举和会议，使非政府组织和感染者部类选民的自主选举在一定程度上接近空谈。
7日开始的武汉会议得到了与会草根组织代表空前的密切参与和关注，会议现场紧密围绕有关该类别组CCM临时代表沈阳爱之援助负责人贾平提交的《关于CCM以社区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代表选举核心方案》进行热烈的讨论。为期三天的大会，严格按照计划程序进行：讨论民间组织在三种疾病防治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与政府的关系、针对CCM的工作情况及选举方案的修改意见、非政府类别组选举程序及相关领域的讨论和会议总结。
会议伊始，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的罗玫声明会议规则并获得通过，CCM中国秘书处处长强正富致辞后随即离开――对此有人揣测这是由于作为官方代表的强担心在这样的会议惹上麻烦（此前与万的激烈摩擦就是先例），但是更有人回应，认为强的匆忙退场是允诺会议规则和遵从机制要求的体现：作为非政府组织会议，政府方理应减少干预，适时避开。
正如贾平指出的那样，希望“CCM相关各方应在积极配合、推动非政府组织部类代表选举的同时，保证非政府部类在制定选举规则及在整个选举进程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整整三天的大会，荡漾在与会者耳边的全都是民间声音的巨浪――哪怕是面红耳赤的辩论和唇枪舌战的争执，至少，如一位观察员所说，民间组织大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会议的焦点集中在三个核心内容：第一是关于类别划分的标准（按工作领域划分还是按地理区域）、第二是未注册组织的合理性问题（类别组成员可否有未注册组织的加入），第三是非政府部类代表席位的数目（在原有规定一名代表的基础上可否增设）。
尽管外面的世界风雨交加，阴冷异常，会议现场的气氛却不断升温，几度人声鼎沸。在对于一些问题讨论的高潮点上，即便作为观察员也不能不为之感同身受，情绪难以平静。当来自河南的代表呼吁在按照三种疾病进行选区划分的同时，附设一个河南区域的位置作为补充时，其它区域如新疆等地的代表也发言表示虽然河南的情况比较严峻，但其他地区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每当会议进行一个议程前，都要进行分小组的事先讨论，然后由该组总结出意见推举发言人上台表态，有时候同一小组内部的争论也同样激烈甚至产生冲突；尤其是四十余名感染者代表，发出了会议的最强音，这些代表慷慨陈词表达自己的意见，让观者闻之动容。
综观武汉会议的历程，其间虽然充斥矛盾和冲突，情绪和不满，但这正是所谓的民主，正是该领域现实的正常折射，而民间终于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抵牾和摩擦都在情理之中。更何况，会议讨论的结果有效达成了相当的共识，这就是进步和成功。不妨可以说，它树立了中国政府与非政府方协调合作的实践典范，也树立了民间社会有效沟通和民主协商的样本，尽管它是不完善和稚嫩的，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武汉会议是防艾等领域公民社会的一个缩影。
成就反思：人类自理机制
按照初始的核心方案，选举/被选举人社群分为六大部类：MSM、吸毒者组织/参与吸毒者行为干预的组织、感染者组织、年轻人/妇女组织、流动人口/性工作者组织以及综合类艾滋病组织、其它类型和肺结核，疟疾组织。选举人在这些被选举人当中选出一定数量的代表，再由这些代表于来年2月，在北京进行最终的选举。
武汉会议的成果之一，是向“只能由注册的非政府组织才能参加选举的规定”说“不”，一方面是现实的考虑：有大量的非政府组织是未经注册的，而且这些组织实际上所起的作用要远大于一些“正规军”。另一方面，这些未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在CCM章程中却“没有受到与已注册非政府组织平等的对待”。因为《章程》规定：任何机构和组织，必须满足“合法注册”这一条件才能成为类别组成员。
一名来自云南的与会代表张恩名（化名）说：“这实际上就等于说我们这些未注册的非政府组织不但不属于类别组的成员，而且我们要是参与类别组的活动就是违反CCM章程的‘非法’行为。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公正的！”
对此，会议通过讨论后的结果是：CCM《章程》规定任何机构和组织必须“合法注册”才能成为类别组成员，这一规定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符合中国现实的。代表们呼吁“CCM尽快修改章程，取消关于任何机构和组织必须‘合法注册’才能成为类别组成员的规定。”此外，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现状和前瞻考虑，一些感到受到“歧视”的草根组织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够正视未注册非政府组织存在的合理性，支持未注册组织开展工作，为他们正常开展工作创造条件。
另外一项会议成果是增加席位的建议。根据原来CCM章程的规定，草根组织类别在CCM的二十二名代表中只有一名代表。万延海介绍说：“全球基金会规定国家协调委员会（CCM）成员中至少有40%来自国内国际的政府组织以外的部门。而在中国，来自‘非政府’组织的成员比例实际上大概只有10%，而真正活跃的公民社会正是那些感染者和草根NGO。”
12月8日，武汉会议的“各小组报告选举程序建议”阶段，有会议讨论组就增加CCM成员非政府组织代表席位提出了意见，当场得到与会代表的强烈呼应，掌声雷动。9日，会议代表经讨论认为，原有席位数量显然是非常少的，“不利于加强农村地区的三种疾病防治工作，不利于加强在高危人群和少数群体中的防治工作，也不利于保障CCM章程所规定的‘公开透明、广泛参与、高效运作’原则的严格贯彻实施。”他们建议“将非政府组织在CCM中的代表从一名增加到两名” ，并向CCM发出呼吁。
对于这两项意义显著的会议讨论结果，几乎获得公民社会的一致认可。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在武汉会议后发表的声明中对此高度评价道：“《呼吁书》和《建议信》的产生和表决是在会议主持方最初安排的议程之外，是完全由与会代表酝酿起草，并且由与会代表表决通过的，体现了非政府组织对于自身相关事务的积极参与和自主决定，这是此次武汉会议在体现‘类别组自主决定’方面最值得赞赏之处！”
然而，会议的另一个侧面也表明：我们的民间组织仍然不够成熟，公民社会尚处于青春期阶段，草根组织的能力亟待提高，NGO在要求外部环境优化的同时，自身的内功同样需要完善。会议期间，一些草根组织代表的语言和行动或显露出急噪和冲动，或显得不恰当和不礼貌，或毫不避讳地表现出利益驱动的自私性，这些素质表现的确难以让人乐观。
来自沈阳的辽宁中医药大学的张军教授谈到：“一方面草根需要与政府搞好关系，加强合作，一方面自身的能力需要提高，如果素质得不到加强，就不能不让一些当地政府忽视你。”张北川教授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草根应当对自身的力量与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需要有团结合作精神，练好‘内功’，提高能力，积极搭建与各方良性互动的平台。否则，只是要求给政策、给项目和给钱，最终会被冷落。”
实际上，正如万延海指出的，全球基金也好，民间组织也好，公民社会需要的和表现的应该是一种“人类自理机制”。就武汉会议和CCM选举而言，在这一点上，既非金钱的问题，也非选举的问题，而恰恰就是自理机能的完善和体现。武汉会议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这样的民主经历会让NGO成熟，会让公民社会更理性，同时也使公正和公开的民主机制深入人心。否则，万延海的说辞未必夸张：“如果没有透明健康的制度，公民社会就是黑社会。”
或者如张北川所说：“怎样在民主的环境中通过良性或说健康的竞争，促进形势向更有益于社区的方向发展，首先需要经过认真沟通、设立有利于和谐发展而不是引发混乱的游戏规则。”
武汉会议已经落幕，CCM的改革之路和下一轮选举整装待发，草根组织经历了一次洗礼。然而，在中国日益严峻的防艾工作和日益发展的公民社会面前，崭新的一页或许才刚刚打开。此刻孔夫子的话依然响亮而深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发布评论
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请遵守评论服务协议
表情
全部评论
0条
最新
最热
最热
加载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