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的苟且，诗与她乡——残障女性就业区域性差异调查-上海远行且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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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苟且，诗与她乡——残障女性就业区域性差异调查

作者：王圣妮

2026-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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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妈对你要求也不高，你也不要对自己有太高要求。”

有多少人在过往的人生中听过类似的话，再次看到这句话时感觉如何？是否压抑、不甘、觉得不被重视和认可？这是我，一个听障患者，和我的无数残障女性朋友们时不时、甚至隔天就会再听到的话。或许你听不到，但是你和你的城市正在每句判词中穿梭。

无论此刻你身处何地，正经历着怎样的气候与天气，在你工作生活的地方，都有着许多你看不见的残障女性——我国8500余万残障人群，她们占了其中的一半。

残障的分类包括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障等。‌从东南发达地区到西北偏远山村，残障女性的就业境遇成为了版图上深浅不一的沟壑：超一线、一线城市及南方地区的残障女性就业总数相对更大，生活质量相对更好，创新性就业相对更发达；西北部分农村地区的残障人士就业率看似升高，背后的真相却是偏远地区对就业标准的不明确、不规范施行；东南沿海地区——主要以江浙沪、珠三角地区为主的发达地区——对残障女性的就业及生活包容度远高于其他城市，社会福利和保障也相对更完善。

许多落后地区的残障女性们仍在为“家门口”的技能培训资源匮乏而发愁。“在老家，残疾后想要回归以前的生活是不被理解和认同的，寻找合适的兼职以赚取零用钱也十分艰难。”李薇（化名）在接受访谈时说。

她15岁时得了偏瘫，无奈辍学，后来辗转北京、广东东莞，最后回到山西老家县城，在三个地方均有过工作经历。

资源分配的地区差异、政策的落地状况，乃至你与朋友随口的一句话、一个观点，都很可能成为影响残障女性就业的因素之一。

政策落实不及时、性别主流化致使同工不同酬、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导致无学可上、家庭强制圈养以作生育工具……残障女性面临的是残障与性别并行的双重歧视，导致她们的就业率仅为32%，与残障男性相比低了20%（《中国残疾人发展报告（2023）》）。而与亚洲其他发达国家如新加坡相比，我国残障人士就业率低了22.7%，差距从职业发展空间到社会关注度全面显著不足。

为了进一步了解残障女性就业在不同地区的状况，除了做访谈外，我以残障女性的身份到招聘平台做了相关调查，发现即使在省会、直辖市城市之间，不同地域、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也会造成残障女性就业状况存在一些显著的差异。

“为什么我只能呆在家里？”——残障女性就业影响因素

对于残障女性而言，人生中每个时刻都像雪崩时的一片雪花，导向了就业困难的最终后果。

“你哪都不用去，就在家里呆着吧。”李薇回忆着自己刚发生意外时母亲的话。

这样的雪花落在了十五六岁少女的心中，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反复掩埋着原本光明的前途。“我学习当时很好，妹妹跟我差不多，她最后考了清华，我原本想考北大的。”李薇对我说。

这些雪花，是从哪里落下来的？

奇途无障碍创始人纪寻老师在访谈中提到：“有些病症在早期进行干预是可以被预防或有所减缓的，但残障女孩们的家庭往往会出现放弃治疗的现象，认为她们不值得更好的资源，而残障男孩通常在初期便得到了家里全力的救治。”

选择性治疗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教育困境。

2023年发布的《残障女性发展报告2022》，对1083位就业年龄段的残障女性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有54.3%未工作，有33.0%曾被劝不要继续读书。

拉赫曼博士在自己的系统回顾研究中指出，残障女孩往往比男孩接受更少的教育，更有甚者被家庭成员阻止参加就业培训并就业。这种幼年至青年时期的剥夺的后果是长期叠加的，获得教育干预与支持的残障女性，其职业路线及成果显著高于被教育体系排除在外的女生们。

不可否认的残忍事实是，教育的缺失带给残障女性的影响并非仅仅局限于工作技能的开发，而是隐蔽地削弱了她们的自我认同感和对工作可能性的畅想，例如对新兴工作的了解不足，很少有人主动了解数字就业等便捷的就业方式。

“我因为罕见病，手部萎缩。国内教育环境是非常卷的，卷子做不完，当时申请更多时间做卷子，但是被拒绝了，就这样与自己理想的大学失之交臂。”纪寻回忆起高考的经历，“我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不平等的机会？”不过也正是这个契机，让她走出国门，分别在美国和欧洲获得了两个硕士学位。

政策落实的滞后与偏差是就业困境的另一大因素。政协委员兼残联理事杨洋在今年两会上以农村残障女性就业培训为例指出，现行补贴政策多与当地培训机构绑定，许多农村女性因年龄、经济条件无法参与培训，陷入政策仅仅只是纸上谈兵的尴尬境地。

偏见、治疗、教育、政策执行、就业机会……这些影响我国残障女性就业的因素，在不同地区有着不一样的特点和程度。

李薇得病后，经过治疗身体状况有所恢复，但一直无法正常走路，她始终觉得家里没有尽全力为她治病，“我自己买了到北京的车票，希望去把病治好，那是第一次坐火车，残疾人可以先进站，他们把我带到那个站台就等着，当时心里很慌。”

北京也没有治好她的病，回到老家呆了一段时间后，李薇决定要出去闯一闯，第一站仍旧是北京。“不想这样在家里颓废了，希望出去看一看。”

李薇的第一份工作是北京的一家电话销售公司，后来又和老公到了东莞，考了会计资格证，但面试了20多家公司也没有成功，最后还是做回老本行。

“北京那家公司不给交社保，而且同样的工作内容，把我们残疾的和正常员工分开两个地方，我觉得不够尊重。”李薇说，“东莞的公司交社保了，我也说不上来，感觉南方比北京更好，东莞这些老板不会歧视你，有能力就用你。我曾经帮助一个客户贷了一百多万，很有成就感。”

与老公回到山西老家县城后，李薇有不同的感受。

“回老家后我找了家附近的工作，网店客服，老板后来找了一个健全的，用了一个理由把我辞退了。”李薇回忆起来，现在她做一些新媒体编辑的兼职，不再到线下工作，“我现在也不想出去走走了，没孩子自己一个人肯定会出去的，有孩子了就牵绊住了。”

李薇说，她在北京认识了一个大姐姐，见过照片很漂亮，她问她晚上一个人会不会很伤心，她说：你以后就会好的。

李薇伤心过吗？她现在好不好？我希望下次见面时问问她。

同时作为女性和残疾人，她们所遭受的现状其效应大于两者单独相加的总和——漫长的冬季仍然覆盖着残障女性的工作困境，她们的就业现状天差地别。

上海、昆明、兰州——区域间部分残障女性就业现状调查

地区之间的明显差异，让同一条件、同一情况的她们经历着天壤之别的待遇。

上海、昆明、兰州三座城市，不仅地理位置有较大差异（东部、西南部、西北部），而且代表着中国一、二、三线经济梯队的就业现实。

因此，在接下来的抽样调查中，我将以这三座城市为基准，进行多维度的横向对比。

Boss直聘是一款热门招聘app，我在上面以“需坐轮椅的残障女性”身份完成了三地的调查，恰好为这种区域差异提供了一个微观注脚。

因各地区口癖有所不同，我选择搜索“残障友好”或“残障人士”的关键词，使用搜索结果最多的关键词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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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截图自Boss直聘app

定位上海，共跳出12家相关公司，其中9家明确设置了“职位支持残疾人沟通”，甚至详细列出可接受的残疾种类。

注：截图自Boss直聘app

岗位从基础行政、活动专员到聊天主播，乃至工程开发——只要学历够，轮椅并不会成为技术岗的阻碍。在这座城市里，“残障友好”的岗位月薪平均6-8k，甚至实际许多机会高于这个估算值。

注：截图自Boss直聘app

在昆明，同样是12家公司，明确设置“职位支持残疾人沟通”的只有5家，岗位集中在销售、后勤、资料专员这类传统职业，新兴数字行业几乎不见踪影。人们的月薪平均为3-4k，总体2-7k之间浮动，与上海相比呈现出稳定的下降态势，私信后台也并没有人主动联系我。

兰州的情况与昆明相似，11家公司里虽有7家标注了支持残疾人沟通，但私信已读不回的情况多有发生，实际多数岗位填写的预估薪资也只有2-3k，以基层业务为主，数字行业缺失——尽管依学历也可选择律师、工程师等传统专业岗位。

注：截图自Boss直聘app

期间，我给上海、昆明、兰州三地公司发送了求职消息——“我有下肢残疾，日常行动需要坐轮椅，贵公司可以接受吗”，数据背后的冷暖，也只有发出过这样的消息才能真正有所体会。

让我意外的是，即便我终止搜索，上海的公司仍不断发来就业邀请，活跃度远非其他城市可比。

注：截图自Boss直聘app

令人印象很深的是，未标注“残障友好”的公司在收到后台消息后大多已读不回。少数几次回复中，只有明确标注过的公司表示接受，其余则以“需要出外务”“简历不符合标准”等理由推辞。我甚至没有收到过来自昆明和兰州的主动私信。

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回答：东部沿海地区的残障女性，尚有机会在聊天主播、活动专员等新兴岗位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而二三线城市同等职业水平的残障女性，即便拥有同等学历和能力，也只能被推回销售、后勤、资料专员这些职业发展的老路上。

在与纪寻老师的访谈中，她曾谈起创业初期到当地残联咨询政策，对方“并不想搭理”她的场景。这种态度上的冷漠，与招聘平台所呈现的数据如出一辙。残障女性们对前途的希冀在一座座城市里被稀释，落到个体身上就是一次次已读不回的消息和永远等不到的工作邀请。

Boss仅仅只是勾勒出一系列办公室就业的区域落差或许不够全面客观，因此我进一步在小红书上开展了针对外卖骑手岗位的调查，将镜头推向了门槛低、基层可实现的样本——通过新就业形态自食其力的听障女性。

在小红书搜索栏输入“美团骑手招人上海/昆明/兰州”，私信向各地区根据搜索词弹出的4家不同的招聘主页发送询问信息。

与在Boss平台上的结果相似，上海的招聘帖子俯拾皆是，在我的主动联系之外也同样额外收获了一家骑手中介的主动联系。而与之相反的是，昆明和兰州两地需要我向下翻阅大量无关内容，才勉强从零星的消息中凑够了四个样本。

注：截图自小红书app

在后续的沟通环节中，我以统一模版——“我想应聘上海/昆明/兰州美团骑手，随时可上岗”——向共12家（排除上海一反向联系情况）美团骑手招聘方提供了初始信息。

在收到回复后，我才进一步说明听障情况，如“我有先天性听力障碍，借助助听器可以听到声音，但线下说话会有聋音，仅可以打字交流”。

其中，上海共有2家回复了我，均表示接受，并在我的询问下明确告知薪资待遇不会有差别。

注：截图自小红书app

昆明共有3家公司回复了我，其中一家沟通中断，另外两家在得知听障情况后以”不合适”“做骑手需要有沟通能力”等理由拒绝；从兰州方面收到的2家回复以同样的理由拒绝。

拒绝我的这几家均态度绝对，因此我无法进一步进行询问以得知当地骑手的薪资水平。

注：截图自小红书app

值得欣喜的是，此次调查进行沟通的7家骑手招聘点均态度礼貌、用语亲和，与纪寻老师在访谈中所描述的“被忽视”等现象已有所不同。这也说明社会对残障人士的尊重程度在近十几年有着明显的进步与提升。

注：截图自小红书app

事实上，美团早在2022年9月便上线了“听障关怀功能”，随后在2024年12月3日国际残疾人日，更新了语音转文字、展示残障骑手标识以提醒顾客避免电话沟通等功能；截至2024年底，美团宣布在8507名残障骑手中，听障群体占比79%，这一功能更是“已全量覆盖全国骑手”——听障骑手们可通过上传证件，获得电子沟通卡与语音外呼等工具。

由此可见，美团官方针对听障骑手的技术方案早已相对成熟，可有效支持听障群体加入骑手行业。然而，倘若我真的是身处兰州的听障女性，我甚至连入门骑手的机会都没有，此时无论多么先进的辅助功能对我而言也不过是远方的故事。

不断发展的技术解决了“如何做”的问题，但在某些地方却无法回答“谁会做”“能不能做”的处境。

有好政策也需好执行——政策落地执行情况调查

前述两项调查，让我们看到了上海、昆明、兰州三地对残障女性就业的社会包容性和所提供的支持均有所不同，接下来，我把调查转移至政策执行层面。

政策的颁布与实施之间，从来不是一条平滑而一望到底的康庄大道。政策的落地情况解释了地域之间的就业门槛为何长期存在，甚至如今被拉出悬殊差距。

前文提到的杨洋在两会会场中的发言并非孤例。她所描述的农村残障女性被排斥在培训体系之外这一事件仅仅是政策执行偏差的冰山一角——政策设计只满足于“不饿死”，却忽略有效的就业激励与衔接机制，这本质就是一种对残障女性群体的看低和忽略——残障女性也由此逐渐放弃以劳动换取经济收入与社会尊严的可能。

杨洋在会上更进一步呼吁全社会培育广泛的基层社会组织，让社会关怀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口号，而是能被切实地送到她们身边。

吕少军委员在政协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的第02879号提案同样指出，部分地方对残疾人就业保障制度执行不力，企业雇佣残疾人的税收优惠、岗位补贴等政策未充分落地。

政策落地的偏差不仅在于是否执行，更在于如何执行。

纪寻老师在采访中曾提到让人心痛的现实情况——不合理的职业安排层出不穷：由国家官方残障机构推出的社会岗位招聘会上，残障人群所获得的工作机会通常是街头打扫公共卫生或成为保安；为达到国家1.5%的残障人士就业比例帮扶指标，中大型企业采取挂靠形式（假装雇佣残障人士，给予最低工资但是不允许上班）、餐饮企业则提出让肢体残疾的人群做洗碗工作的针对要求。

这些不合理的职业安排，表面上是“给了岗位”，实质上是将残障人群排除在真正的社会劳动之外。无穷无尽的、荒诞不经的现实问题之下，是制度末端失灵的普遍症候。

在空间维度上，政策扩散呈现出“地域间邻近效应明显”的特点：东部沿海地区往往是政策采纳的“先行者”，而中西部地区则延迟数年才接续颁布和实施，这种政策落地的“时间差”直接转化为残障女性就业机会的“资源差”。

针对《残疾人就业条例》第八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5%，具体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规定。”

及第九条：

“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其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比例的，应当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我对上海、昆明和兰州的当地政策进行了调查，并比较了支持力度。为保证公平性，资料均来自该城市的官方正式通知，即上海的《上海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昆明的《昆明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规定》和兰州的《兰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细则》（兰财社〔2022〕20号）。

就执行力度而言，三地均在文本层面严格遵循国家条例规定的1.5%比例，没有出现放宽或收紧的额外表述，表现出了统一合规的立场。

然而，在政策的细分上，上海的细化程度就显著了许多——在其《解读材料》中，上海税务局额外强调了分档减缴机制，更是大范围地设置了加倍计算规则“每一名一/二级残疾人按两名计算，每一名盲人毕业生按三名计算”，以正向激励的方式提高了用人单位录用残障群体的热情、降低了完成比例指标的难度。

昆明虽同样有近似的计算条款，但适用范围相对有所收窄，仅覆盖重度视力残障人群，未延伸至更多残疾类别；兰州相比之下并未产生任何细则。

从福利表达方面来看，仅有上海在其通知中为超比例或表现杰出的单位明确设置了奖励条款，由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受理申请、审核并实施奖励，而昆明和兰州地区并未形成可操作的奖励机制。

另外，上海更是从2017年开始对这一类政策文本进行了不断更新迭代，对残障就业进行了全力的托举与努力；而昆明的核心政策文件则十余年未见修订，规章层面明显滞后；兰州更是仅在时效性内停留在了“保基本”的层面。

由此可见，政策的执行在中国不同地区有着极大差异。国家政策、法律的推出不过是落实到民众身上的第一步，若仅仅停留在“有法可依”的初级阶段，那么隐形的政策缺口——奖励机制缺失、规章滞后、实施细则粗放——都将成为残障女性们求职道路上的隐性壁垒。

行百里者半九十，政策的最后十公里，才是决定残障女性能否真正走入职场的分水岭。

结语

所谓平等，并非削足适履地塞进状似高端精炼的模具，而是让每一个人——无论以何种方式行走、以何种速度抵达——都有同样的机会去感受世界，自行取舍。

看得见与看不见，残障女性始终存在于社会当中，她们不曾缺席于这个时代，而是时代忽视了她们。她们有着与任何人一样的自尊与热情，她们所穷尽一切努力追寻的并非怜悯的俯视，也不是指标的填充，而是一扇真正敞开的门——一个没有被预设终点，没有被刻板印象禁锢的未来。

或许某一天，每座城市都会愿意为轮椅留出无障碍通道的面积，为沉默留出另一种语言模式的倾听，为缓慢留出耐心。那时，我们真正给予的并非仅仅一份便利，而是于她们而言迟到的公正。

残障女性等待的并非特殊照顾，而是一次次首肯——被允许尝试，被允许失败，被允许在亲自劳动中获得收入与尊严。她们始终在我们身边，在时代的褶皱或光亮处，等待着同一个起点，同一次开始。

附表：Boss直聘调查结果统计表

因大数据检索存在不准确问题，每次刷新结果参差，仅挑选输入关键词后的首次刷新内容做截取统计。

向未明确标注“职位支持残疾人沟通”的公司或主动私信联系的公司统一私信发送“我有下肢残疾，日常行动需要坐轮椅，贵公司可以接受吗”，多数公司已读不回，在少数几次回复中标注“残障友好”的公司接受，其余以“需要出外务/简历不符合标准”等理由推辞。

城市	“残障友好”或“残障人士”关键词（各地区口癖不同，选择弹出数量最多的搜索关键词）
上海	- 共12家 - 9家有明确设置“职位支持残疾人沟通”，并给出具体可接受的残疾种类 - 月薪平均约在6-8k，但实际多数就业机会薪资高于平均估算值 - 就业机会多，公司活跃，在资料中填写“接受上海、昆明和兰州的公司”，但实际后台只有上海公司不断发来就业邀请 - 就业岗位新颖多样，从基础行政/活动专员到聊天主播，按学历甚至可就职“工程开发”等专业
昆明	- 共12家 - 5家有明确设置“职位支持残疾人沟通”，并给出具体可接受的残疾种类 - 月薪平均约在3-4k，薪资在2-7k浮动，不超出平均估算值太多 - 并未收到来自公司的私信主动联系 - 岗位选择相对局限很多，多为销售/后勤/资料专员，新兴数字行业选择少
兰州	- 共11家 - 7家有明确设置“职位支持残疾人沟通”，并给出具体可接受的残疾种类 - 月薪平均约在3-4k，但实际多数就业机会薪资预估填写为2-3k - 并未收到来自公司的私信主动联系 - 岗位选择相对局限很多，多为基层业务，无数字行业选择，但依学历可选择律师、工程师等行业

参考资料：

《面对面|委员建议放宽残疾女性手工技能培训补贴年龄限制打通增收赋能“最后一公里”》

https://news.youth.cn/jsxw/202603/t20260314_16556921.htm

《当残障女性遇见就业困境》

https://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detail/66093.html

《残疾人就业保障政策：内地与新加坡比较》

https://api.artdesignp.com/uploads/file/asp/2025062414343013d633487.pdf

《农村残疾群体，如何更有尊严地生活？》

https://c.m.163.com/news/a/KNO5EK6J0514DG98.html

《国际劳工组织最新报告指出，劳动世界存在巨大的“残障导致的工资差距”》

https://www.ilo.org/zh-hans/node/667981?trk=article-ssr-frontend-pulse_little-text-block

《外賣騎手等新就業形態托舉“小小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