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3-18
485我们是两位高中生，出于好奇，走进了素有江南煤都之称的萍乡，接触了当地公益组织会长、医生、村书记和尘肺病农民，记录下他们对于尘肺病的一些回忆。
走过一段长长的山路土坡，我们来到一座自己从未见过的房子前。走进去，墙上整齐的奖状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注：梁爷爷（化名）家中
“这是我孙子的！”梁爷爷（化名）老伴从兜里掏出手机，展示了孙子在高中参加典礼的照片。梁爷爷生活在萍乡市上栗县，是一名尘肺病III期患者。孙子考上二本大学，不仅圆了他年轻时的心愿，也带给了尘肺之家跨出贫困的希望。
尘肺病主要指由于吸入了大量工业粉尘，导致肺部纤维化而逐渐丧失呼吸功能。严重时，患者无法自己穿衣服，睡觉只能坐着，走10米平地都会感觉十分艰难……
“人需要正常呼吸，肺部就要有正常收缩、扩张的功能，尘肺病患者的肺部，就像篮球一样，需要很费劲才能收缩和扩张，直到最后，只能呼吸机外力帮助才能完成这个过程，再最后，就是无法呼吸。”萍乡市中医院李志峰主任跟我们讲述了尘肺病人的呼吸之痛。
注：梁爷爷和手中的白手套，后者用于锻炼肺部功能的吹气训练
萍乡市有“江南煤都”之称，曾经私人煤矿林立。相比国有大型煤矿的职工，在私人煤矿上工作的农民群体，当初大多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购买社保，得病后无法进行职业病鉴定，无法找到责任主体。
“当时没有别的选择，家门口有的就是煤，工资在这里也算过得去，我们当年是最早盖房子的。”梁爷爷回忆早年矿上工作，他干过井下所有工种，“然而自从确诊尘肺病，现在连端一碗饭坐下，也要休息1分钟才能缓过气来，家中经济变成了村中的倒数第一了，我们不仅拖了村的尾巴，还拖了国家的尾巴。”
梁爷爷一家只是萍乡市尘肺病农民困境家庭的一个缩影，他们用身体换来时代发展所需的能源，但如今活着的成本，是一本无休止的账，没有人替他们算清楚过。
行健公益负责人肖莉在这条路上走了快十年。她说，解决尘肺病农民群体的问题，靠一个公益机构或者几个爱心人士是不够的，必须是政策，必须是制度，让这些为国家建设付出过汗水的劳动者，在人生的后半程，能像常人一样抬头看天，重拾生命的尊严 。
阳光普照。只是总有一些角落，光线还没找到入口，而住在那里的人，已经等了很久了。
小标1：煤矿记忆：矿上、井下
喻坚（化名）曾经和张海在矿上做过矿友。1981年，他在莲花县长埠煤矿下井当运输工，一直到1990年。
“那时候我们不了解尘肺病，要是早知道，肯定也不干这个了。”喻坚跟我们讲，“当时为了养家糊口，供子女教育，自己没其他技能，也没有文化，也没有现在那么多选择，确实没得选了。”
老一辈的尘肺病患者，一般有5-15年的潜伏期，这也是从感染到发现“干不动了”的时间长度。
喻坚回忆起2017年：“当时不做煤矿了，在长沙做物流，感觉很吃力，弄箱子很重，发现不对劲，后面隔了半个月，感冒了呼吸不了，住院发现尘肺病II期。”
在萍乡，似乎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关于煤矿的记忆，或自己，或家人，或朋友。
行健公益负责人肖莉也不例外，她的父亲早年在煤矿工作，如今也是一名尘肺病患者。
“我们矿上有防空警报器，当它发出持久的响声时，代表可能是矿上出事故了。大家都会到矿上看一看，是不是自己家里人。”这种响声是肖莉对煤矿独有的一份记忆。
有一次，一个很冷的凌晨，突然很多人来到肖莉家里咚咚咚地敲门。“我爸当时是井下一线维修工，16岁下矿井，37岁的时候，他在井下出意外，左手被机器切了四根手指，那天凌晨家里来了很多人。”
注：萍乡路矿工人纪念馆广场上眺望这座城市
“我妈开始哭了，喊我们起来穿衣服去医院，我弟弟问‘爸爸怎么了？’我脱口而出‘是不是死了’，结果被我妈打了一巴掌。”回忆往事，肖莉仍历历在目，“也正因为这次事故，当时在医院检查发现肺部有阴影，半年后确诊尘肺病一期。”
用肖莉的话说，这是因祸得福，不然不能早发现早介入，等到走路大喘气、睡觉不能躺着睡的时候，就晚了。
萍乡市中医院李志峰主任也有一段关于煤矿的记忆。
大概是1998年前后，他接到一个来自小煤矿上的急救电话。“那时候我刚毕业没多久，萍乡一个私人小煤矿给我们医务站打电话，矿上出事了，去救人。”李主任回忆当时的情景，“就是这个人的所有地方都是黑的，我看了很久看不到人在哪儿，后来是我们的护士用水慢慢一点点冲刷他的手，扎针的时候找了很久才找到血管。”
70年代开始下井工作的海生（化名），2012年确诊尘肺病，他说他在矿上边干活边咳血，实在扛不住了。
海生为我们讲述了煤矿工人的工资变迁：“70年代每天1.5 元，80年代2元，90年代4-5元，20世纪初20-30元，后来最多可以100多块一天。”海生说，他最少呆过二十个矿，很多本地人，也有外省人，最小的私人煤矿十个人，最大的一百多人。
对于李志锋提到的矿上事故，海生表示司空见惯了：“看见过很多矿难，有一次亲眼看到那个人被埋了，手伸出来，听到声音，在喊救命，但就是拉不出来了，最后赔三万左右。我们是有心理阴影的。”
赵迁（化名）也是一位“老煤矿”，他回忆自己20多岁开始下井干活：“早中晚三个班，第一班8-16点，第二班16-0点，第三班0-8点。我负责打引子的，用冲击钻打炸药洞，放炸药。一次炸不完，为了赶工时，领班的让我们马上进去再钻引子，粉尘很大，看都看不清楚。”
他说，做挖煤的岗位是最累的，炸药刚炸完，粉尘没落地，就要进去挖了：“不可能等粉尘落地的，粉尘在洞里得大半天（落地）。”
那时候，挖煤岗位最快乐的时间就是吃饭，大家互相看着，只看见对方雪白的牙齿，赵迁给我们打趣说到。
这些当时看着“无害”甚至有点“幽默”的粉尘，如今成了羁绊尘肺病农民余生的阴影。
从学术上而言，尘肺病的形成是由于患者长期处于充满尘埃的场所，吸入大量灰尘，导致末梢支气管下的肺泡积存灰尘，一段时间后肺内发生变化，形成纤维化灶。形象化解释，就是文章开头李志峰提到的“篮球说”。
“尘肺病跟工业化大生产密切关系，古代为什么没有尘肺？比如做个手镯，是在水里慢慢打磨，没有电动砂轮那种尘土飞扬。”李主任说，70年代煤矿上大多是人力打洞，粉尘颗粒很大，“一下就排出来了。后来，发展到电钻，粉尘就细了，容易附着在肺部上面。如今，不只是煤矿，一些板砖、金属加工业，粉尘更加细。”
李主任说，很多人不知道，没有体检，身体也没有明显症状，“老煤矿工人潜伏期5-15年，新型工业，可能只有2-3年。现在已经有00后的尘肺病人了。”
因此，李主任和肖莉都觉得，到职校、技校讲课意义重大，“不要让他们成为新一代尘肺病人。”
不过，有些印记，留下了就再也消不掉了。
通过各方支援，行健公益在萍乡市建设了三座尘肺病康复中心，周边尘肺病农民经常会来到这里，做康复操，与昔日的同行聊天、倾诉、说笑。
其中一位尘肺病农民向我们展示了他手上的“刺青”，“下过矿的人基本都有，我脚上还有，一直会留在体内。”
注：尘肺病农民展示手背“刺青”
这些深深的、嵌在皮肤里的灰绿色印记，是煤矿工人在接触煤炭时，被煤渣划破了皮肤，碳永久留在体内所造成的。
小标2：维权：一道几乎跨不过去的门槛
“像这里某个村60岁左右的老人，70%都去过煤矿工作，他们有80多个尘肺病农民，还有一些是没有登记在册的。”某地村书记对我们说。
对于国内尘肺病人存量数字，坊间普遍流传着600万人的估算，而对于萍乡，肖莉估计是2万人左右：“我们重点筛查过莲花县和上栗县，整个萍乡估计两万多吧，我们机构只覆盖了三千多人。”
肖莉从2017年开始接触尘肺病农民患者，一次偶然地送物资上门工作，让她真正明白尘肺病是怎么一回事：“那天那位农民，在我面前走20米都很艰难。”
行健公益会长肖莉（左一）
那一年，她开始做尘肺农民的公益帮扶，走访患者家庭，见到的第一个场景是：一个病情严重的人，坐在家里，不去医院。她问为什么，对方无奈地笑了一下：没有钱。她追问，看病要钱吗？对方说，要的，他没有工伤鉴定。
这是她的第一课。尘肺病是职业病，职业病的治疗和赔偿，走的是另一套程序。没有工伤鉴定，你就是个普通病人，自费。有了鉴定，才有保障，但前提是，你得先找到那个应该承担责任的人。
找那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入户走访见到的李师傅（化名）坐在堂屋里，头顶的吊扇停着，扇叶积了灰，轴上锈迹漫开来，不知道多久没转过了。他说话有点喘，说几句停一下：“我问过律师，他说时间太长，没有办法证明是在那里得病的。像我们这样的人，很难成功，耗不起。”
萍乡市中医院李志峰主任说，职业病鉴定的第一道门槛不是医学诊断，是一张介绍信：“鉴定不了，因为你没有单位介绍信，他们当时大多没有劳动合同，你身份怎么界定。”
没有单位，介绍信就是空谈；没有介绍信，鉴定程序就无法启动；没有鉴定，责任认定就无从开始。这个闭环，堵死了大多数患者。
行健公益走访了3200余个家庭。肖莉回忆，真正完成职业病鉴定并实际获得赔偿的，只有一个。这一个，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当年工作的单位是村办集体企业，主体是乡镇政府。“跑不掉，而且买过工伤保险。虽然保险是不记名的，但300个工人买了150个名额，谁出事就记谁名下。”
肖莉接着说：“还有好几个工人，他们拿到了工伤鉴定，但是私人老板都走了，人也没有了，企业注销了，享受不了工伤待遇，找不到责任主体了。”
注：康复中心门口 尘肺病农民在聊天
李志锋提到某地的一起案例：几年前，某地的一家医院的三名医生，出于同情，帮十几个没有介绍信的尘肺工人完成了职业病鉴定。事情传开，随后被查处，起初被指控受贿，后来定性为“医院不具备职业病鉴定资质”。
绝望是偏方最好的土壤。当正规渠道走不通，当医学诊断清晰但法律路径堵死，人的判断力会在长期的焦虑中松动。
李志峰说，有个患者拉着他看网上买的排毒药，吃完吐黑痰，他深信是在排毒，还鼓动身边的人买。“年前的时候也有个人，忽悠村干部说他能治尘肺病。他给所有人开一样的药方，一样的克数。我从医三十年都没这个把握，他凭什么有这个把握？"
劳动合同、工伤保险，在私人煤矿上基本是不存在的，加上私人煤矿也大多不复存在了，取得职业病鉴定且获得赔偿，变得难上加难。取而代之，在尘肺病农民群体中，被提到最多的就是低保和大病救助。
低保可以报销90%的医疗费用，但有明确的准入条件，而且尘肺病的并发重症往往突如其来，来之前家庭经济尚可维持，来了之后则快速陷入困境，低保难以及时覆盖。
大病救助则是另外一种情况。
“2019年，尘肺病就是大病救助范围了，但很难把身份认定下来，说到底尘肺病是一种职业病，还是得去找劳动合同等材料做职业病鉴定，不容易，很多人卡在这里。”肖莉说，“有些医生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以其他相似症状的大病做诊断，帮助尘肺病农民进入大病救助。”
肖莉认为，这不是长久之策。
“尘肺病的主体责任是企业主，如果企业主都逃避风险，国家是兜不起这个底的。”肖莉说，“现在国内官方几乎没有关于尘肺病的预防、康复手册，几乎没有。”
肖莉建议，可以效仿香港建筑行业，企业按产量比例缴纳安全生产保障金，建立起一个保障工人权益的大资金池子。
“我认识的一位尘肺病农民，打官司十几年了，他说就是这个鼓励自己活下去的，一定要把这个官司打赢。”肖莉回忆起一位朋友，“后来官司打赢了，没拿到赔偿，2023年几次进ICU，一次清醒的时候，他写了两个字‘放弃’，不要为自己浪费资源。”
某地村书记认为，这是一个制度性问题，很难追究主体，“某种程度，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政府也只能尽量兜底，特别是贫困户，在这边有不少就是尘肺病农民群体。”
后来我们了解到，这位书记的父亲，也是一位尘肺病农民。
小标题3：康复中心对尘肺病农民意义重大
“药品金水宝51块24片（20多块报销后），茚达特罗格隆溴铵吸入粉雾剂200多一盒（60块报销后）。每个月400多块钱医疗费，目前勉强维持付费，子女会帮助一些。”莫建斌（化名）坐在行健公益筹建的康复中心里，手提着一个便捷呼吸机。
他说，自己上世纪70年代开始挖煤，“我下井太多了，戴个帽子，挂个矿灯，充电的，刚放了炮，就去把松的挖下来，挖煤就是最前面，好大灰，中午在井下吃饭，出来都是黑的。”
2015年，莫建斌发现自己上楼梯喘不过气，有一次淋雨病了，咳嗽一直停不下来，后来查出得了尘肺病；2022年，莫建斌得过一次肺大泡，据他形容，差点要了自己的命。
注：莫建斌（化名）在康复中心
“大泡好像打气一样，慢慢涨起来最后爆了，抢救了四小时。”莫建斌回忆，“那天突然昏迷了，醒来的时候，当时衣服都脱光了，手脚都被绑起来。就想为什么到这里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尘肺病本身无法治愈，是一个不可逆的病，平日里的药物与康复，只可以减缓病情的发展。
“就算没有尘肺病，人的肺部功能也会随着年纪增大而变弱，何况是他们？”李主任对于尘肺病人的治疗有着自己的看法，“尘肺病可以说是穷人得的一种富贵病，本身引起并发症的概率要比常人高很多，同时要悉心照顾，任何一次感冒引发的剧烈咳嗽，都可能致命。”
除了承受身体上的痛苦，尘肺病农民往往还要接受极大的心理落差。
“我们发现困扰到他们的不单是生病，还有生病后整个人和社会是有脱节的，他们的心理状态有一个很大的落差。”肖莉说，“原先他们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的话，走一段路都可能会喘不过气来，完全没法劳动了。这样一来，他们就从家庭支柱变成了一个被服务者。”
康复中心梁医生回忆：“在临床中也会遇到经常发脾气骂人的，我不是一个心理医生，但我会尽量稳定他的心情，去开导他。他们往往是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比较自卑，然后抗拒治疗。”
梁医生认为，这个病是无法治愈的，只能从康复锻炼、用药以及心理赋能上，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注：行健公益康复中心里的小黑板
因此，康复中心对尘肺病农民群体意义重大，不仅能够在此指导肺功能康复锻炼，提供专业护理，还能提供一个地方，给“老工友”们叙旧聊天，释放心中情绪。对于病情比较严重的农民，康复中心专员每周会下乡进行探访和指导，确保他们进行正确的看护与康复。
自2018年起，行健公益四方奔走筹集善款，大爱清尘、远行客相继资助，如今前者运营着三家尘肺病康复中心，均在萍乡市乡镇一级，尽可能靠近尘肺病农民群体。“很多康友觉得，这里就是他们第二个家。”肖莉说。
不过，刚开始，许多尘肺病农民对康复中心有所保留。
前文所述尘肺病农民喻坚，得尘肺病后手肘很难转动了，2018年康复中心刚建起来的时候，他每天都去，但每次只是在外面观望。
“后来我们就劝他试一试，一周、两周，他手肘的转动幅度越来越大了，他很开心。”肖莉说，“后来他把康复中心里的所有康复招式都学了个遍的，而且还主动教其他康友。”
注：某康复中心两位专员正带领尘肺病农民做康复操
对此，李志峰说得很直接：“只要肺不是说烂得一塌糊涂的，你一定给我去康复。你不走路，你不去康复中心康复，你就在家里给我干活。减缓尘肺病发展，防止尘肺病并发症发生，康复锻炼很有用。”
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形象的讲解：锻炼无非把肌肉群增强，让容积增加，不能让纤维化肺一直萎缩起来，哪怕肺部功能只剩下三分之一正常，也要通过锻炼保护好这三分之一的肺细胞。
除了康复锻炼以外，行健公益还会组织尘肺病农民外出活动。
“我们组织过看摩托车越野赛、游览景点等，摩托车那次去了不少人，很多人都是年轻时骑摩托的。”肖莉说，这也是他们年底写在纸上的心愿之一，“有一个人想自己骑车上去，太陡了，没成功，我们一路跟着，中途接他上去。”
作为三家康复中心的运营方，行健公益面临不少挑战。
“每家康复中心都有两位专员和一位医生，专员不仅要在康复中心指导，还要兼顾每周的下乡入户。”肖莉说，“两位专员拿的都是很低的补贴，两人一个月合计3800元，但我们依然要不断地筹款，才能维持下去。”
康复中心梁医生谈到了设备问题：“按照目前来说，呼吸机、制氧机、康复单车等设备都有，但我觉得数量是不够的。但行健公益只是一家公益机构，能做到现在这样已经很难得了。”
阿青和阿平是行健公益康复中心的两名专员，去年他们分别为尘肺病农民申请了40台和65台免费制氧机，三所康复中心的专员和10几位一线志愿者均可申请，机器由大爱清尘基金会免费提供。
注：康复中心一角
“我最早的想法，就是为了一份工作，方便在家带孩子，公爹也是尘肺病患者，他来了这里后，告诉我我才知道有这个地方。”阿青说，“他们都是60、70岁的老人了，喜欢忍，有不舒服不说，我们会督促他们。下乡工作会很重要，因为很多人来不了的，下乡要看他们吸氧是否正确、滤网有没有及时清洗等，老年人讲很多遍，还是会错的。”
时间长了，康复中心专员会与尘肺病农民成为了好朋友，面对生死往来，他们有的至今也无法轻易放下。
“你们可能很难想象，尘肺病人有可能吃一把瓜子，或者上厕所稍微用力一些，就突然不行了。”阿平是康复中心最早的专员之一，“跟他们熟了，突然听到离世的消息，至今还是会难过很久才能平复。”
至今，行健公益依然坚持为去世的尘肺病农民送上慰问帛金。“我也会去，专员、志愿者也会去，看时间安排。”肖莉对我们说。
小标4：家庭之殇
“感觉很厉害的时候好难受，不如死掉。去年住院了七次， 自己不能穿衣服，会喘不过气来，一口痰也可能会致命。”喻坚的妻子患有尿毒症需要透析，“我住院的时候还要请别人送老婆做透析，很困难，本来一个人好，一个人不好，可以照顾，现在两个人都不好了，很不幸。”
注：喻坚（化名）在康复中心
尘肺病对农民家庭的影响，虽然不像急性病那样骤然，但它是缓慢的，像水渗入地基，渗透很久，直到塌的时候才让人意识到。
在资源型地区的乡村社会中，成年男性长期被视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与经济支柱。下矿井、进工地，是许多家庭维持生计的核心方式。一旦尘肺病确诊，这种角色结构便迅速发生逆转。
肖莉描述患者的角色转变时说：“原先的话，是家里的一个顶梁柱，到现在的话，他们都可能会喘不过气来，要休息好久，完全没法劳作了。他们就从一个家庭支柱变成了一个被服务者。”
照料的重担，几乎无例外地落在妻子身上。她要照顾患病的丈夫，照顾双方父母，照顾还在读书的孩子，还要想办法挣钱补贴家用。
正月初十，林琳（化名）家的堂屋里没有什么过年的气息。
她十六岁开始做裁缝，到现在没有停过。每逢二、五、八，村里赶集，她就挑着裁缝机去墟里出摊，风雨无阻。一个月下来，能赚五百块左右。这五百块，是她撑着这个家的方式，也几乎是这个家全部进账。
丈夫确诊尘肺之后，她就成了那根顶梁的人。顶梁的人不能生病，不能喊累，不能有情绪，因为没有人接得住。
去年九月，丈夫脑梗，进了ICU。尘肺让他的身体底子早就薄了，这一梗，病情叠着病情，住院时间一拖再拖，治疗费一笔一笔地垒上去。那段时间林琳怎么度过的，她没有细说，只是说：“钱的事先不想，人先出来再说。”
人出来了。但出来的那个人，已经不太像从前的丈夫了。
“他现在脾气很大，整天闹。早晨五点就在闹，把被子都踢走。我经常醒来照顾他。”林琳顿了一下，“真这样下去，我都要垮了。"
说到这里，她开始掉眼泪。不是嚎啕，是那种忍了很久、实在忍不住才漏出来的哭，眼眶红了，泪沿着脸流下来，她也没有去擦。
尘肺病对患者是身体的慢性消耗，而对林琳这样的人，它的折磨不是疼痛，而是看不到头。积极的情绪被一点点磨走，留下的是压抑，是爆发，是爆发之后重新归于沉默，然后等待下一次。
李志峰展示了记者胡国庆拍摄的一张照片：郭秀琴，41岁，先后嫁了三任丈夫，三个都下过井，三个都死于尘肺。她每次再嫁，都以为找到了一个条件还过得去的人，但在这片土地上，能娶她的男人，几乎都有同样的履历。
这不是她运气差，这是一个群体性的困局，她只是在困局里转了三圈。
注：电脑中照片为胡国庆老师摄
另一张照片里，两个孩子在土砖屋里玩耍，笑得很开心。父亲死了，母亲跑了，灶台上只有15颗土豆。李志峰转述记者的问话和孩子的回答：“你爸爸哪去了？”“我爸爸在关在棺材里睡着了。”这句话像是孩子对死亡的一种朴素理解，但听的人没有办法把它当成朴素来接受。
注：电脑中照片为胡国庆老师摄
米元宝是李志峰说起的另一个案例。44岁，挖金矿，落下尘肺，女儿考上了大学。为了凑学费，他想再去广东打工，体检被老板刷掉。他借钱买了路费，出去之后发现还是找不到活干，路费也还不上。老婆早走了。
最后，他上吊自杀。李志峰说，“可能就是他自己所背的这些债没有了，第二个可能会引起社会的关注，他孩子读书的学费可能会有的。”
一个人死前还在替孩子算账，这是一种极端处境下的父爱，也是一种对这个社会仅剩的信任：死亡也许能换来别人的关注，活着换不来。
注：电脑中照片为胡国庆老师摄
李志峰说：“这个疾病和贫穷挂钩。假如说你家里现有的经济状况好，你会去挖煤吗？这个疾病来源于一个普通人想改善自己的家庭生活，而自己又没什么技能，他认知度又不高，他肯定先是出卖自己劳动力，而且要挑利润比较高的工作。下矿井，其实就是唯一的途径。职业不是由他选择的，他是没得选择。”
我们采访的尘肺病农民里，有不少提到过类似的表述，梁爷爷的“拖了村子和国家的尾巴”，李师傅“在讲到老母亲将近70岁了还要去做保姆时眼眶红了”，还有一位患者，他笑着说：“我这是要把老婆累死，天天照顾我，偶尔她也会发脾气啊，这我能理解。”
小标题5：子女教育：都不希望走自己的老路
很多尘肺病农民都会跟我们说，“不希望儿女走我们的老路，当初就是想养家糊口，供他们读书，才去的煤矿。”
刘勇（化名）是肖莉走访时遇到的一户尘肺病农民家庭。
他读过高中，外出求职没找到工作，回来继续下井挖煤，后来病重，他对公益机构说，自己可以不要治疗，但一定要把善款给儿女继续读书。
肖莉当时在场，他说：“不知道我明天还能不能睁开眼睛，如果哪一天不在了，我希望我老婆找个好一点的人，不要像跟着我一样这么受苦。我就担心我的孩子，将来如果因为没钱而不能读书，有可能跟我走上一样的老路。”
还没等到助学结果落地，刘勇已经先走了。
尘肺病农民家庭的经济压力，往往会传导至下一代。
李志锋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案例，尘肺病农民家庭的孩子考上了211大学，志愿者问他，有没有想过考研、读博，将来想做什么方向？
孩子说了一句话：“我只想尽快毕业，早点就业。”
对此，李志峰还是一如既往地直白：“励志的故事，那是万中无一。我们不要听多了那种新闻报道。”
根据大爱清尘发布的《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14)》，有16.14%的家庭因患病导致子女辍学。
“大爱清尘和行健公益都有在做尘肺病农民家庭的助学。”肖莉说：“但是有的家庭孩子很多，按照有些助学项目来说，可能只能救助一个。我们就会在当地找其他爱心人士来认领。”
前文提到的李师傅，他的女儿今年18岁，马上高考，她的梦想是考取长沙理工大学。“我就是吃了没读书的亏，一直在做底层人，就最底层里面我都没搞出名堂来。所以我一直是支持她要读书的。”
尘肺病带给农民的结构性压迫，不是意外。它是一种必然，是由经济位置、制度设计和社会沉默，共同编织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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