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阿勇/四川籍在京打工者

整理：潘愉/协作者社会工作者

编者按：

阿勇，54岁，小学三年级肄业，14岁开始外出打工，做过餐饮、搬运、建筑、矿工等工作，现在在北京远郊城区独自一人经营一个奶站。阿勇是一个单亲爸爸，带着女儿小婷一起生活。小婷今年9岁，在打工子弟学校上五年级，周一到周五住校，周末回家与爸爸相聚。

我叫阿勇，1970年出生，老家在四川达州，家里有五个兄弟姐妹，但家里穷得叮当响，一家人六七口人吃饭就是两把米，得先喂饱小的。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从最小的弟弟下巴底下捡一口饭吃，那真的好香的。但最小的弟弟在很小的时候得了肝炎，慢慢演变成肝癌，最后因为肝腹水死了，爸爸妈妈也因为这样欠了一屁股债。我还有两个姐妹，大概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因为没有人看管，被水淹死了。我觉得，那时候的人活着，连一条狗都不如。

协作者社会工作者与阿勇进行访谈交流

从学徒到矿工：拿命换钱的日子

12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帮家里挑水做豆腐。那时候包产到户，家里从生产队拿回加工工具，每年要给队里180多个人每人分一吨豆腐当租金。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往返40多米的路，要挑60担水，每担两桶，一桶就有110到120斤。13岁那年，凌晨三点多在豆腐坊干活，困得差点栽进直径和桌子差不多大的锅里，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

家里买煤炭用挂斗车，我偷偷拿父亲的烟来提神——只要好好干活，他也不说啥。父亲卖完豆腐，总爱去茶馆打牌，有时候一天赚的几块钱全输了。因为学习不好，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辍学了。14岁那年，因为家里穷，也背着很多债务，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日子，就揣着几块钱跑出去打工，在成都一家小食店当学徒。因为不想干打扫卫生、洗碗的活儿，想着要学会一门手艺，就看人家师傅怎么捏小笼包。看了几遍之后我就和师傅说我来试试，然后就开始做了。在小食店做了大概有一年时间，觉得干得不是很自由，我就从那里离开了。到一家冷冻厂里做搬运工，差不多做了得有五、六年的时间。虽然这份工作比之前小食店相对还是自由一些，时间没有那么紧张，但是我还是想着做一份能自己安排时间的工作，所以又从冷冻厂离开了。这之后我也干过不少其它工作，到建筑队也干过小工，到煤矿里也做过。

在所有工作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山西煤矿的工作。有一次，隔壁村的煤矿晚上爆炸了，80多人一夜全都烧死了，听别人说被火烧得面目全非。因为当时我还没有成家，加上家里的债务也还得七七八八，我想就算穷死，也不能把命丢在这黑窟窿里，就没再继续做了。

2003年，本来有人让我去浙江学做手工，但我看我的手指又短又粗，觉得自己做不好这份工作，后来想想我就到北京开始送牛奶了，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曾经最顺的时候我自己管着个奶站，一个月能挣三万，在老家我也盖了500平米的大房子给我妈住。

阿勇攒钱在老家盖起的房子

无奈：无疾而终的感情往事

我这辈子，还有段搁在心里的事。从小跟对门的姑娘一起长大，就差一岁，天天腻在一块——她打猪草，我割牛草，好得跟一个人似的。那年代人思想保守，20岁的我们，心里揣着事儿，却不敢说破。

1983年我们家买了电视，黑背壳的，几百块钱，在当时可是“三转一响”级别的稀罕物（三转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一响是收音机）。要是谁家能凑齐这些，姑娘嫁过去都得偷着乐。可就因为两家父母因为种地的事情闹矛盾，事儿黄了，两家结了怨。她妈放话：“我闺女当尼姑也不嫁你家。”我妈也说:“我儿子当和尚也不娶你家闺女。”

大概是1989年，有一天她说她要嫁人了，说要在五月初四办喜事。我五月初三赶回来，因为初五是端午，我妈跟我说“对门明天出嫁了”，我脑子“嗡”一下空了。赶紧写了张纸条，让小侄女捎给她，给了两块钱。晚上我们在以往的老地方见了面，她哭着让我带她走，可我没那个胆量。临走把身上300多块钱全给了她，酒席也没去吃，揣着空兜就走了。

第二年回来，人家孩子都抱上了。这是我这辈子第一个动心的女人，也是最后一个让我觉得“要是勇敢点就好了”的人。从那以后，我对感情就看得淡了，觉得顺其自然，该吃该喝该玩，别想太多。

2015年，在外打工久了，我想着得有个伴，经人介绍认识了小婷的妈妈。因为我一直单身，什么也不懂，也没有恋爱过。认识小婷妈妈之后，我就想，只要我对她好，日子就能好好过下去，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就和她结婚了。但等到小婷出生，我给孩子办户口的时候，才发现她是已婚的状态。加上一起生活久了，我也发现她的一些问题，比如花钱大手大脚等。更让我心疼的是，她不爱惜孩子。在小婷1岁多的时候，有一次因为尿床，小婷妈妈拿着衣架子足足打了她有二三十下，我当时抱着小婷就哭了。我觉得我几十岁了才有这么一个孩子，见孩子这么被打，哪受得了这个？就和她说，我们的婚姻就到此为止了。所以，在小婷1岁多的时候，我就把我的积蓄的四分之三都给了孩子妈妈，一个人带着孩子。从那之后也和孩子妈妈彻底断了联系。

协作者社会工作者与阿勇女儿小婷约定每周填写监测表

孩子，是我努力生活的动力

2020年，我想着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做奶站不好做，看我两个朋友在湖南开起了奶茶店，做得还不错，我想着当老板，哪怕利润少一点，一个月万儿八千的够用，可以好好陪伴孩子。我去湖南实地做了考察，投了得有30万进去，但最后失败了。因为当时正值疫情，在老家带着小婷我打不了工，挣不到钱，没有办法生活，我就在老家请了一个亲戚认识的老太婆帮忙带小婷，我自己又回到北京送奶了。

前年我回家过春节的时候，孩子看见我特别开心，因为我是她唯一的亲人。在我老板开顺风车接我回北京的时候，她哭得撕心裂肺的……还没等我出四川的时候，照顾小婷的老太婆的儿子就打电话给我说，她妈妈被小婷咬了一口，说她不帮带孩子了。没办法，我就让我哥哥去带回了孩子，后面我就把她接过来北京和我一起生活了。

因为孩子本来就缺母爱，从小就没有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我觉得自己挺亏欠孩子的，所以现在我都尽量在物质上满足孩子的需要，只要不是太过分的要求，像衣服我自己好几年也没有换过，也都老男人一个了。但孩子我每年都会给她买一些衣服。我心里想的是要尽最大责任把她抚养成人。

从送奶工到经营奶站，为了更好的生活

2025年初，因为经济形势不好，鲜奶订单量下降很多，尽管我每天风雨无阻从凌晨就开始送奶，但每月拿到手的就2000元，还不如在老家。我琢磨着这样下去不行，就开始想办法。后来，公司这边说在远郊有一个奶站，原来是一个河南老乡在干的，打算不做了，让我可以过去做。因为客户不好招揽，公司说可以免费让我去做，还会帮着搞促销。我想想我自己也不需要承担什么成本，就接手了。

刚开始就130多个客户，现在慢慢经营涨到140多个。我每天5点起床送奶，上午跑附近几个村，下午5点再去附近片区送另一批，最远的地方骑电动三轮车12分钟就到。比起以前凌晨一点多就得出门，现在算轻松了。我一边送奶一边也在看还有别的机会，我看市场上有卖熟食的三轮车，我想着如果奶站实在做不起来，我可以做盒饭、面条和包子什么的，骑个车也到市场上去卖。

未来的期望：孩子能自食其力

小婷现在在北京上五年级，周一到周五住校，就是周末回来和我一起住。我对她在学校的事情不是很了解，我想我作为一个父亲，也就是只能教她在学校不要和别人打架，不能做过分的事情。但再过两年，她就要进入青春期了，所以我也和他们老师拜托过，请女老师给小婷讲一下女性自我保护和生理卫生的知识，因为这些我就不太了解。但在学业方面，我现在就是尽量让她在这边能够上学，我尽量多挣钱，把债务给还了，她上学能走多远，我就算砸锅卖铁也会支持她走多远。她能学多少就是多少，我想着也不能给孩子太大压力了，说实在的，看到很多孩子因为承受不住压力轻生的。我自己本身也不会，也没有本事给她辅导。虽然很多人可能希望孩子成龙成风，但我想的是她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地成长就好了。

我自己的话，身体没什么毛病，还能坚持下去。以前我跑六层楼1分钟不是问题，但现在也得70、80秒了，我的体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像牙齿早就不行了，我的牙齿是石灰石（做的假牙），去年奶站老板回家一段时间，我一边送奶一边帮忙接货，还给宿舍的工友做饭，有一次上火牙根疼，急得不行。我想去诊所拔牙一次至少200元，心一横我忍一忍就直接自己动手拔了，现在上面一颗没剩。

虽然现在比较困难，但我觉得自己有手有脚，不能把自己的责任强加到别人身上。随着孩子慢慢变大，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加上家里还有债务，所以我申请了协作者的流动书桌助学计划，但未来如果有能力了我也希望能够帮助别人。

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是在老家盖起大房子，带孩子回家时，全村人都羡慕。现在虽然难，但看着孩子长高、笑出声，就觉得值。有人问我啥是幸福，我觉得就是陪伴支持孩子成长，她能自食其力，我就没遗憾了。

2025年，协作者持续在为阿勇家开展个案服务，其中为阿勇协调了永康口腔诊所为其提供口腔治疗，费用8000多元（公益收费，基本覆盖材料费用）。目前阿勇借钱支付了第一阶段3000元费用，但新学期借钱交清小婷一万元的学费之后，阿勇第二阶段的口腔治疗费用存在困难，如果您有相关的医疗资源可以支持阿勇，欢迎联系协作者，让这个家庭前行得更有力量。

北京协作者：刘社工，010-84043576，15311557894（微信同号）

协作者始终将目光聚焦于困境流动人口，深切关注他们的发展状况与多元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工群体的故事丰富而深刻：有人背井离乡，在陌生的城市中努力打拼，只为给家人更好的生活；有人遭遇挫折困境，却凭借顽强的毅力，一次次重新站起。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中的很多人“因为淋过雨，所以愿意为他人撑把伞”，他们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从受助者成为助人者，用自身的经历传递温暖与力量。基于此，协作者将用文字和影像记录、分享这些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