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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力量
2001-10-15
1163
领域
教育公平
扎雪乡格老窝中心小学，这是一所在海拔近4000米的青藏高原上的乡完全小学，位于拉萨市东北90公里。随着太阳冉冉升起，我们驱车离开拉萨市区，在崎岖不平的石子路颠簸着，一路上偶尔看见年轻的牧人和成群的牦牛在湛蓝的天空下缓缓而行，沿着碧绿而蜿蜒的拉萨河，3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来到了这所学校的门口。
学生们正在上课，简陋的操场上也没有看见学生的身影。琼达，现在是这所小学的校长，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1个年头，从1991年学校的建立至今，“我看着这里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琼达的汉语并不是很流利，可是他的表情流露出的喜悦和自豪却无法掩饰。
学校现有276名学生，超过一半的孩子要住在他们教室后面的简陋宿舍里，因为，很多学生要经过7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才能来上学。学校里没有采暖，这里的温差极大，而且阴晴不定，我们刚才还能感受到一丝丝的阳光，一会儿，就飘起了细雪。“现在我们学校有13名教师，8间教室，我们也按照国家教育部门的规定，开设了自然、科学、思想品德等课程，可是，因为没有老师可以教，也缺少课本，很难开展。目前我们可以保证的是语文，藏文和数学。这里没有美术课，也没有音乐课。”
在外表看，这是一所典型的西藏小学，可是，不同的是，这里的老师经过英国救助儿童会拉萨河谷基础教育项目的培训，而教师办公室一角堆放的纸箱子和教师自制的卡片，看着这些用简单实用的材料制成的教具，吸引着我们去参观一下他们的课堂教学。
这是一堂三年级的语文课，年轻的女老师刚刚毕业分配来这里不久。一走进教室，就发现孩子们并不是一排排的整齐地面对着老师和黑板，每6个人分成一组，教室的墙上挂着一些学生的作业，绿色苹果图形的算术表，一看就是自己手工制作的。讲课是藏文和汉语，因为是三年级的学生，老师并不教如何写汉字，只是用拼音教学生大声的朗读…
“原来，我们刚接受培训的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些新的教学方法， 只是觉得这样参与式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一定会引起学生的兴趣。”据一位参加过培训的骨干老师巴桑所说：“许多孩子不喜欢上学的主要原因， 除了钱之外，就是学生不喜欢老师在前面指着学生，让他们站起来回答问题。如果他们答错了就让他们在课堂上罚站。这样，有些学生恨上学，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使用以学生为核心的教学法的原因。”
现在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参与式的教学方法受到了学生和教师的欢迎，“最初的时候，很难组织学生在课堂上讨论，但是现在，他们在课堂上能自发地自己组成小组讨论了。”拉巴说。“特别是语文课， 因为对这些孩子来说， 语文是最难的科目，这样他们之间也可以相互帮助。”白玛也补充了一句。
由于资源有限，这里的教具十分简陋，但是，却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一个纸片，一条绳子，甚至是一个土豆也能成为很好的教学工具，或者，就由学生自己成为教学的一部分。“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别人上课，怎么做教具。”像“Bingo”，折纸卡片，找朋友游戏，用土豆切成的立体模型，都被有效地利用为教学的工具。老师也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来制作这些教具，丰富大家的动手能力，'现在，这些都很受学生的欢迎，就是我们老师自己也很喜欢做， 喜欢在课堂上使用。'
在课程设置上，现在对汉语的教学十分重视，而且，就墨竹工卡县教育局副局长所说，原来是在三年级才开始学汉语，现在可是在一年级就有了汉语课，并且，他说，在有能力和有条件的乡村，要从三年级开始增设英语课。在我们和雪小学学生的对话中，也可以发现，他们都已经认识到了汉语的重要性，“因为考试要用”、“交流的需要，很多人来这里看，旅游”、“还有些人来这里钓鱼！”并且大家很喜欢语文课。但是由于缺乏合格的汉语老师，又没有很好的语言环境，他们认为学起来很难。当提到他们是否喜欢上学的时候，答案就很肯定了而且十分一致，孩子说离开家尽管很孤独，但是在学校里不仅可以学习还可以和同学一起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说话。尤其是现在这样，大家坐在一起学习和游戏的时候，感到非常的有趣，并且，很多孩子希望以后回来学校当老师。
在英国国际发展部的资助下，救助儿童会的拉萨河谷基础项目从1998年开始启动，每年投入150万人民币。开始是在拉萨周围的7个县，后来慢慢地集中在墨竹工卡县，并和当地的教委合作，进行教师培训。由于来的老师很多（一般一个村有两个完全小学，一个是村完小，一个是乡完小，在下面， 还有很多的教学点），现在不得不开始限制一下名额了。正如救助儿童会的教育项目官员白吉所说的，“开始时，我们工作人员也少，覆盖面太广，感觉看不出效果，经过外国专家来评估之后， 认为要将项目缩小，这样，就做成一个新的模式，在拉萨，在西藏逐步推广。这些老师学完之后，真的将这些教学方法带回每个完小、每个教学点了。”
英国救助儿童会还与拉萨市教育局合作，出资将小学1-4年级的《数学每日一练》译成藏文；将小学数学教案（1-12册）由汉语译成藏文，并免费发放。除了给西藏的教育带来这样的“软件”，与此同时，救助儿童会为了在经济上帮助这些学校，也有一个配套的创收项目，支持学校开办一些小卖部，功能性扫盲项目也一直伴随着，一方面为成年的文盲脱盲，另一方面，还资助了实在无法上学的孩子在夜校读书，使他们摆脱文盲的困扰。
为了使每个学生都能上学，使他们得到受教育的权利，国家要求2003年在西藏普及9年义务教育。在这样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为了使教育遍及到每个角落，通过教育扭转当前城乡发展不均衡及性别不平等的局面, 中央政府在今年八月份发布了一项新的政策，从今年九月份开始对西藏的村完全小学、乡中心小学、县完全小学及各级初中的农牧民子女住校生实施“三包”措施。符合“三包”条件的小学生每人每学年600元，初中生每学年800元。享受“三包”以外的学生可以享受助学金，并配合以奖学金制度。白吉认为如果这个政策能真正的在每个学校都推行、搞好的话，救助儿童会的创收项目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可能会发展职业教育的培训。而且目前进行的创收项目本身，也是希望学生能在这个过程中，学到课本以外的知识。
素质教育是什么？对生活在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孩子来讲，意义是相同的吗？有没有必要建立一种统一的教育模式呢？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高素质教育部的负责人Kaisa Savolainen在今年6月北京召开的《国际素质教育论坛》上提出的问题。
众所周知，素质教育是我们应该遵循的教育思想。现在有实施素质教育的各种办学模式，如愉快教育、成功教育、主体教育、创造教育、和谐教育等。而在北京东城区的史家胡同小学正是这样一所学校——他们正为实施素质教育探索着这样的一种办学模式。
这是一所公立的六年制小学，深藏在老北京的胡同里，周围弥漫着北京特有的风味儿。四合院儿、细长的小街、前清贵族的花园包围着她。
目前这里有一千多名在校生，八十多位教职工，立体化的体育场地，楼顶操场，1200m²的地下体育馆，体育馆内设球场、舞蹈厅、乒乓球厅、游泳池、健身房、台球厅等塑胶的操场，尽管整个学校只有五千多平方米，这里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史小有着数不清的第一，第一个修建了小学塑胶操场，第一个办起了学生营养配餐，第一个开通了166 语音信箱，第一批建立了小学计算机校园网，第一个安装了德育语音电铃系统，第一个在全校每间教室都创设了多媒体环境（安装了大屏幕正投、多媒体投影仪、网络计算机、环绕立体声音响等）……这一切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只是确保教育质量的手段，史家胡同小学更注重的是给孩子营造民主、平等、和谐的学习环境，激励学生树立自信，让他们能够根据他们的个性特点发展特长，面向全体学生，因材施教，使学生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
这里的老师在上岗的第一天就开始接受“和谐”教育的意识培训，慢慢地内化为老师的理念。很多老师也认为在这个内化的过程中，使自己也发生了变化。“我现在不再想怎样整学生，如何罚他们，而是学着用怎样的方式来帮助问题学生了”。为了提高教师的素质，现在有30多位老师在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学习了解儿童的心理。
在课程设置上，除了北京统一安排的课程之外，全校都安排了英语课，尽管有的时候一节小课仅有20分钟，但每天都有。“手球队”“红领巾电视台”“朗诵组”…… 除了传授知识的课程之外，课余生活也非常丰富多彩。
最有意思的是，这里的学生，从三年级起就开始参加“小博士”评选活动，大家分成小组，选定题目，就开始进行“博士”研究了。这些题目五花八门，既与自己的生活相关又新颖有趣，象“玩具和性别差异”“北京的天气”，甚至连最近的“反恐怖主义”也被学生请进了课堂。小学生们自己主动关心时事，社会问题、环境保护、性别差异都成为他们的关注对象。
而每个星期的网上家长会，则是简单有效地拉近了学校、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学校的动态，家长的意见和学生的表现都在互联网上展开了互动、沟通和交流。
看着在塑胶操场上跑来跑去的孩子们，我无法把他们和拉萨雪小学的孩子们联系在一起。可是，他们真的是在同一个蓝天下。
一边是没有器械空荡荡的操场，一边是欢声笑语的课间十分钟；“我现在开始想怎样做一些教具，有钱再买一些”，另一个声音却是“我们现在共有200多台电脑，每个教室都是多媒体教室”…… 但是，唯一相同的是，所有的老师都在努力地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用不同的方法和理念,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发展教育。素质教育的观念是一样的，只是针对不同的经济和文化条件，实施起来有所不同。
目前，推进素质教育的实施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作为素质教育这架车子的其中一个轮子—“学校行为和教师行为”正在国际非政府组织、学校和教育专家的努力下运转，而这架车子的另一个轮子-- “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也正在加大运转的力度，如教育体制改革，教材和课程设置的改革，升学考试制度的改革等。
从1985 年开始，中国开始提出了基础教育的任务是：提高民族的素质。到了90年代，逐渐形成了“素质教育”的概念，虽然，到目前为止，关于如何定义这个素质，教育学专家和国家教育部门并没有形成共识，但是，教育改革已经开始了一系列政策的颁布和执行，和关于素质教育的思考，表明“素质教育”已经浮出水面，切切实实地来到了我们的面前。而问题是，面对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民族地区的文化差异，性别不平等的现实，随着城乡流动造成的打工子弟就学的实际状况，如何全面的推进素质教育，真正的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呢？国家的宏观政策和政府职能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截至2000年底，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地区人口覆盖率达到85%以上，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1%，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8.6%，全国小学在校学生达到13013.25 万人，初中阶段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为6256.29万人。与此同时，男女童入学性别差距基本持平。——《中国全民教育发展国家报告》
课程改革是提高教育质量的核心。为了改变课程过于重视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知识和技能的过程合而为一；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设置综合课程、适应不同地区和学生发展的需求，1998年，对现行的中小学教育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删减要求过高、重复的教学内容，降低部分教学内容的要求，将部分内容改为选修，改变课程中存在的偏难、偏多的倾向。一时间，“减负”成了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从小学三年级起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例如国家教委和世界自然基金合作在中小学开设的环境教育课程，使学生提高环境意识。不仅加强了学生参与社会的能力，丰富了学习生活的内容，并且加强了国家政府部门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而如何自主地结合地区和学校的实际开设课程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与拉萨墨竹工卡县教育局副局长的谈话中，我发现他认为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设置英语课，可以和国际接轨，当我问以目前的师资和学生的情况，这样的设置是否可行的时候，他却不置可否，一再强调英文的重要性。而当我建议为什么不结合当地的实际，在丰富教学内容的同时（因为很多自然和社会课这里也没有开设）增加一些有关农牧业的知识教育的时候，他却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
在课程改革的同时，教材也开始转变了长期以来全国使用统编教材的状况。各地根据教育发展的状况，教学水平的差异，国家提出了在统一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教材的多样化的方针，全国已经编写出版了多套中小学教材，并在2000年秋季入学开始投入使用。更加适合当地发展的新的课程和教材纷纷出炉。
考试制度的改革一直是众说纷纭，从取消小学的升学考试以来（尽管这样取消了考试，但是，因为学校之间的差距，其实大家还是运用各种方法和手段选择心目中理想的学校，如高额的赞助费等），关于高等考试方式的改革也在探索中。放宽入学年龄限制，允许学校根据条件的实行弹性修业年限和灵活的学分制，并开始允许学生分阶段完成学业。
在新发布的《第十个五年计划》中，更将实施素质教育工程摆到了第一位。
在一系列政策改革的同时，国家用于教育的财政性投入也进一步增多。1998 年全国教育经费为2949.06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5%。按照《第十个五年计划》的设想，到2005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但就滋根的韩嘉玲所说，在她的实际经验中，尽管是号称免费的义务教育，然而免除的只是几元钱的学费，初中的辍学率仍然很高。每年100 元的小学学费，和近千元的初中费用及各项住宿费、杂费，一般的贫困的农村家庭无法担负。而初中毕业之后，这些孩子又面临着选择，高中的负担更是无法承受，相对的职业教育又很匮乏。“我们没办法资助每一个孩子，但是，当我看到他失望的眼光，听他说他为了读书眼睛都坏了，一心想读大学……每年收到这样的信不计其数”。“ 教育其实还是国家的职责，我们这样的组织本来是想在小规模中树立一个典型，让国家意识到在教育上国家投入很少就能起很大的作用，就我们这样的小组织这样也能做的事情，国家更能做到”。
其实，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资助者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在自己的领域上辛勤耕作。他们也由最早的资金投入，资助学生，修葺校舍，建立希望小学转变为进行更有效的教师培训、参与课程设置和教材改革干预。从简单的增加入学率，向如何帮助提高教育质量转变。（仅以香港的苗圃行动——中国基础教育助学计划为例，就筹集六千四百多万人民币用于修建学校342 所，资助91633 人次。并出资培训苗圃希望小学的校长和骨干教师）
早在10年前，英国救助儿童会就开始了在西藏的教育项目，现在更用自己的行动和当地的教育部门积极合作，逐步地引介合理的教育观念。在云南，也从1999年开始，接受云南教委的建议，经过近一年的调研，从2000 年起在思茅地区的普洱县，大理州的巍山县和临沧地区的双江县实施为帮助提高这些少数民族儿童接受教育的质量和扩大这些地方基础教育的可及性的项目。在英国国际发展部的资助下，项目总投资超过11，500，000元人民币。
滋根，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滋生根植于教育扶贫的工作中。从最早的设想，村村有图书室，到1988年，从西北四省，甘肃、宁夏开始，与当地政府合作，配合希望工程积极投身到女童教育中。“当初为什么要关注女童教育呢？ 因为我们到了一个特别贫困的乡，女童入学率只有27%。当时是1988年。现在，已经达到了80%多。尤其是我们在雷山的女童教育项目，效果特别明显。我觉得我们要将一个项目持续下去，不能总想我们只是起一个带头作用，现在我们要将这个包袱扔了。这个项目已经持续了两个六年，我们就一点点的募捐，看到一个当年的小不点儿，现在已经亭亭玉立，站在你的面前了，而且有些人从师范毕业，又回来教书了，而且非常有性别意识。”“我现在特别愿意去那里，每遇见一个女孩子，都有可能是我们资助的，每次都有新的兴奋，真的看到了人的成长。”
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的甘肃基础教育项目，和甘肃教委合作，除了提供奖学金之外，也正在从教师培训入手，编写适合当地的乡土教材，增加实用技术的课程。但是，对于大多数非政府组织来说，对于课程和教材的干预是不切实际的。而且韩嘉玲认为，这种教育项目受环境的影响太厉害了，当地政府的影响十分严重。一些地方为了“达标”，不惜手段。
国内外的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也根据不同问题，在从事有针对性的项目。例如，这两年对城市边缘的打工子弟的教育的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石景山区进行了长期深入的定点调查，英国救助儿童会也在2000 年对广州、上海、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进行比较，而香港乐施会则是资助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师生深入打工者的流出地，看看他们的子女如何在当地生活、入学。
而对女童教育的关注更是长期以来的焦点，也是取得进展最多的一部分。随着社会性别意识的渗透，对女童教育在经费的倾斜、鼓励的政策上国家功不可没。1990 至199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在甘肃、青海、宁夏、贵州等省区实施的“改善女童及处境不利儿童初等教育实验”项目是最早将女童教育单独立项的国际合作。而国家教育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进行了十多年卓有成效的合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女童为重点，促进贫困地区九年义务教育”的合作项目，在四川、广西、云南、甘肃、贵州五个省区执行，选择国家级贫困县的乡镇中心小学为试点，提高女童入学率，并通过提高女童教育的质量从而促进当地的义务教育水平。宋庆龄基金会的女童助学计划的重点在宁夏贫困山区、河北及山西的农村小学，世界宣明会也分别在宁夏西海固回族地区、固原县的黑城镇和炭山乡开展了回族女童教育项目。
扫盲教育和扫盲后继续教育，也是全民教育的重点。由于中国目前还有近8700万成人文盲。非政府组织的做法是结合小型信贷项目，进行社区扫盲。
其实，民族、性别、贫困对普及基础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有重大的影响，每个项目的实施和设计，每个政策的制定和推广都不会只孤立地关注某一点，而且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政府和非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政策的指导和协调与社会的干预和辅助，也是唇齿相依。
在国家政策转变的同时，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望子成龙，考上重点大学，挣大钱似乎是每一个家长的理想，而作为学生，他们也自然而然的将升学、考高分作为自己学习的目标，是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第一步。如何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重新认识教育的目的和教育的价值呢？
考试，作为衡量学生学习效果的一种方法，已经被我们接受，但是，如果作为唯一的准则似乎又太武断。为了成绩而学，为了升学而学；作为传业者的老师，就为了提高学生的成绩而教，为了班级和学校的升学率而教，大家都围绕着考考考，分分分，而忽视了学生学习的意义和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无奈的是家长，老师，学生。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全国约半数的中学生学习超时、睡眠不足，46.9%的中小学生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睡眠时间（9 小时）。给学生减负，让孩子的书包不再沉重的呼声不绝于耳。
曾在网上网下炒得沸沸扬扬的“黄高神话”，似乎是正式地向“应试教育”发难了。面对刚刚开始的考试制度的改革，考试这一个评估教育成果的方式看来是已经成为素质教育的障碍了。黄冈中学的洛书记也无奈地说“真正的素质教育不在于这些形式，只要高考制度不进行根本的改革，全面推行素质教育就没有可能。”
由于我们现在高等教育的机会十分有限，到2000年，在校人数为1100万人左右，毛入学率为11%，而根据《第十个五年计划》的目标，也只是能让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到1600万人左右，毛入学率增加到15%。这个成材的门槛似乎是越来越高，我们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社会有没有其他的价值体系去看待那些没文凭的学生呢？如何让每个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既是知识的接受者，又学会在社会中的生存能力和自我的心理调节能力，应对生活的挑战呢？
“必须转变那种妨碍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发展的教育观念、教育模式，特别是由教师单向灌输知识，以考试分数作为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标准，以及过于划一呆板的教育教学制度。”江泽民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给每个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实现这些转变，靠政府的改革？教师观念的转变？还是社会各界齐心协力？
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给社会培养所谓的适应时代发展的人才，主要还是运用适合每个学生的教学方法，激发和发挥每个人在不同领域的能力和创造力。正如，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何进所说的：我们现在的教育仍是培养人才的教育。是不是只有北大清华的学生才是人才？可是，什么是人才呢？教育学家虽然对于将学校和学院看作人力工厂的观点不满，但在高唱增加教育经济的投入的环境下，还是曲从于了经济学家的实利主义的、粗糙的教育观。
教育者的责任是把每一个学生都看成是人才加以培养，为他们成才铺平道路。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教育的四大支柱即：让学生学会认知、学会事、学会共同合作、学会生存发展。
早在1924 年，梁漱溟就曾说“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素质教育就应该是这样一种教育理念， 它给每一个人受教育的机会，给每一个人提供适合自己的教育方式，给每一个人接受终身教育的权利。
对于如何推动素质教育的发展，政府在行动，国内外的非政府组织也正在局部的探索着适合当地的模式，并积极地和政府沟通，直接面对学生的学校也开发和摸索着适合自己的教育方式，各种力量似乎也在磨合中得到了“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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