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影响与风险不断加剧。作为全球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之一，东南亚各国在适应气候变化时面临资金、技术和能力方面的挑战，需要国际合作与支持。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长期开展南南合作，但适应合作较少，在气候风险日益严峻的今天，有待从机制建设、需求对接和资金动员等方面进一步构建区域气候韧性。

2024年8月21日，北京绿研公益发展中心（简称“绿研”）在乐施会（香港）北京办事处的支持下，举办了“气候韧性未来：中国-东南亚南南合作展望”国际研讨会。来自政府，政府智库，本土、东南亚与国际的智库和社会组织，以及金融机构代表作为嘉宾发言，从中国与东南亚的适应需求、治理现状、合作机制与投融资动员情况等方面展开讨论，并展望了提升区域气候韧性的机遇。会议吸引了来自中国和东南亚的社会组织、智库、高校、媒体与企业的代表参与，其中约60位参会者线下出席，80余位线上参会。

本篇总结撷取了发言与讨论环节的精华，与各位共享。

北京绿研公益发展中心   摄

开场致辞  

Madhurima SARKAR-SWAISGOOD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减少灾害风险委员会副主任

亚太地区是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据预测，气候变化可能给该地区带来高达1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未来可能使GDP减少6%。因此，该地区需要加快实施适应相关政策，尤其是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东盟灾害管理和应急响应协议》为东南亚各国提供了协作和分享先进经验的平台。通过南南合作，各国可以共享关键知识、技术和最佳实践，提升社区的气候韧性，降低经济活动的气候影响。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挑战，各国必须团结一致，通过创新解决方案努力确保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UN-ESCAP）与其他国际机构合作，推动区域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的建设。同时，UN-ESCAP推出"亚太风险与韧性平台"，为政策制定提供信息支撑。多捐助方的信托基金也正在支持适应领域的创新项目。

宋扬 SONG Yang

乐施会（香港）北京办事处高级项目官员

自1987年在内地开展工作开始，乐施会累计实施项目超过4100个，投入资金逾18亿元港币，近1500万人受益。近两年，乐施会聚焦儿童、灾害救援和气候适应这三大议题，一方面在青海、河北、内蒙古等地实地开展适应项目，一方面通过与智库和社会组织合作，通过实证调研，为促进气候适应南南合作提出建议。

适应对提升脆弱群体应对气候风险的能力至关重要。研究指出，每年在农业领域投资160亿美元，可防止全球7800万人因气候变化而面临饥饿；每投资10亿美元应对沿海洪灾，可减少14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目前，发展中国家的适应资金缺口高达数千亿美元，是2021年实际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公共资金的10-18倍。发展中国家许多适应行动依赖外部资金，融资不足可能导致其适应行动的停滞，从而无法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风险。

绿研团队的研究表明，东南亚国家评估气候风险的详细程度不一，许多国家的气候适应政策尚未将脆弱人群的适应能力作为政策中的重点领域，且缺乏相应措施。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加强合作与交流，分享政策制定、在地实践和技术，并吸引更多资金支持气候适应行动。

主旨发言  

中国—东盟气候变化合作的发展与挑战

陈天阳 CHEN Tianyang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中国与东盟的环境合作始于2003年。2021年，双方合作迈入新阶段，共同发布了《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及行动框架2021-2025》，将气候变化与空气质量提升作为区域环境合作的优先领域，与环境政策对话、可持续城市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议题协同推进。

经过20余年发展，中国-东盟环境与气候合作框架日趋完善，气候变化已成为区域合作的核心议题之一。在此框架下，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FECO）开展了气候创新网络和全球绿色价值链伙伴关系等旗舰行动。气候创新网络由中国与东盟国家政府和联合国机构共同发起，重点关注红树林保护和脆弱群体的韧性提升，推动气候适应技术与产品库建设，形成气候适应投融资项目库。绿色价值链伙伴关系则聚焦区域重点产品价值链，促进绿色价值链水平提升和可持续管理，探索农业与可再生能源结合的解决方案，并推动了国内重点省份与东盟在低碳贸易、绿色工业园、生态安全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引导地方政府成为绿色价值链的重要节点。

对话机制方面，自2011年以来，中国与东盟成功举办了12次环境合作论坛及对话活动，建立了1.5轨的对话机制，累计超过5000名政府官员参与。2022年，部长层面的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对话正式召开，成为中国—东盟环境合作的重要政策对话与合作平台。

能力建设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开发了"中国-东盟绿色使者"品牌，开展了30余次专项能力建设活动，为3000余名青年学者和官员搭建了沟通与合作的桥梁。"气候领跑者"计划也将进一步针对气候议题开展能力建设。

展望未来，中国-东盟气候合作将聚焦政策对话和能力建设，推动示范合作，借助传播平台促进知识产品传播，构建政府、国际组织、研究机构、私营部门、金融机构和社区多方参与的伙伴关系。气候创新网络和区域绿色价值链建设将继续作为重点合作方向。

推进中国-东南亚南南合作中气候韧性的主流化

萧赛骞 XIAO Saiqian

北京绿研公益发展中心项目专员

东南亚地区正面临高温热浪、极端降水、洪涝和海平面上升等关键气候风险，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等领域产生了显著影响。2022年，东南亚地区因气候变化导致的GDP波动在全球范围内最为显著。

东南亚国家不断出台、完善包括国家适应方案（NAP）在内的适应政策，其政策文件基本识别了全国层面的气候风险，但尚需完善地方和部门的风险识别。部分国家在健康、水资源、林业等适应重点领域制定了专门政策，但能源、交通等生命线基础设施的气候风险评估和适应措施编制都有所不足。柬埔寨、马来西亚、缅甸、越南等国已明确提出适应领域的资金需求，初步估算需求在296亿至663亿美元之间。尽管所有国家都在政策文件中提到了气候脆弱人群，但针对性的适应措施尚需明确。

中国的南南合作经历了规模和领域逐渐扩大、合作形式逐渐多样化的过程，应对气候变化逐渐成为中国南南合作的重点领域，但适应的主流化程度仍然有限。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尤其是在水资源管理和农林牧渔领域的投入占比仍然较低。目前中国与东南亚的适应合作主要集中在农业、生态系统、韧性基础设施和灾害风险管理四个领域，且合作项目较少、资金规模较小。

全球发展项目库的建立为动员更多适应资金提供了契机，这一机制能够调动包括国际发展机构、金融机构、企业、基金会等在内的各方资源。此外，2023年发布的《对外援助项目评估体系》可以作为评估适应效益的参考。

在南南合作中推动气候适应，首先可以将气候风险和韧性视角纳入全球发展倡议的政策框架，强调适应与减缓并重，并明确各相关部门的职责，畅通协调机制。第二，扩展适应的合作领域并丰富合作手法，发挥对外援助和海外投资的协同作用，优先支持那些能够提升当地社区韧性的"小而美"项目。第三，监管部门可以发布气候风险评估和生命周期管理的指南，鼓励金融机构和企业提高对气候物理风险的识别和管理能力。第四，逐步建立和完善全球发展倡议（GDI）项目数据库，公开披露项目的气候风险评估结果和融资信息，增强区域互信。第五，多边开发银行通过技术援助与能力建设，帮助东南亚国家完善适应政策并落实行动。最后，包括研究机构与社会组织在内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南南适应合作，以促进交流、了解需求、保障弱势群体参与，并推动中小型项目的实施。

东南亚地区的气候风险、应对行动与适应需求

Albert SALAMANCA

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亚洲中心高级研究员

现代东南亚地区包含11个国家，其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9%，对全球GDP贡献率为6%，占全球能源消耗的4%。据预测，到2050年，东南亚的人口将增至8亿。在该地区，已有大部分国家宣布了2050年碳中和的目标，包括新加坡和泰国等国。然而，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能源结构的60%仍为煤炭。

相较于全球主要经济体，东南亚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对较少，但该地区面临的气候风险却极为严重。因此，对于东南亚而言，相较于减排，适应气候变化显得更为紧迫。东南亚国家面临的灾害包括频繁的台风、干旱、海平面上升、地震和海啸等，根据世界风险报告，东南亚地区对风险的暴露程度和脆弱性极高，其中菲律宾、印尼、缅甸、越南和泰国在全球风险指数中排名靠前。例如，在东南亚，1月和2月期间，跨境秸秆燃烧导致的雾霾现象普遍。3月后则可能进入极端热浪期。6月至9月为季风季节，菲律宾等地常常遭遇台风和洪水，年底台风还可能卷土重来。极端天气事件已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尤其是农业。数据显示，气候变化对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等农业主导型国家的经济损失占GDP的比例高达7.1%。

《巴黎协定》提出了全球适应目标， COP28上各方进一步明确了其框架与子目标，但尚未就适应行动的衡量标准达成共识。东南亚国家制定NAP虽有进展，但整体适应行动仍难以满足适应需求。此外，东南亚还面临多重贫困问题，导致气候适应的挑战更加严峻。在东帝汶、缅甸和老挝等国，多重贫困问题尤为突出。贫困和欠发达导致适应行动复杂且难以落实，损失与损害则可能加剧当地的贫困程度，带来恶性循环。

主题讨论（一）

国际合作如何助力全球适应目标（GGA）框架下的行动落实

引导发言  

中国南南合作的发展与现状——聚焦东南亚地区

孙天舒 SUN Tianshu

前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南南合作的概念源于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第一次亚非会议，会议反映了新兴独立国家对建立新国际秩序的诉求。此后的几十年间，发展中国家通过不结盟运动、联合国贸发会议、G77等机制，发起了一系列基于共同斗争目标的对抗运动，逐渐构建了区别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合作框架。2000年之后，南南合作进入了以共同发展为目标的多样化合作新阶段。随着千年发展目标（MDG）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提出，国际社会将发展目标与全球性挑战紧密结合，进一步凸显了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形式变得更加多样化，成立了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如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新开发银行，促进了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资金链方面的合力。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在南南合作框架下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以东盟为例，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从2013年基于两个政治文件及七个合作领域（"2+7"）的框架，发展到2017年的"3+X"模式，涵盖了政治安全、经济合作、社会文化合作三个支柱，以及其他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和诉求的领域。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南南合作形式多样，已远远超越政治联盟和双边援助关系。例如在经济领域，就呈现投资、贸易、承包工程、金融合作等多种形式：中国已连续十五年保持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地位，而东盟也连续四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在东南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程承包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探索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南南合作、或者气候适应领域的南南合作，有必要重视这种合作渠道的多元性，不仅关注专门为气候领域提供的资金和政策支持，更放眼于气候要素在全渠道中的主流化，后者具有更大的潜力。

圆桌讨论

您认为国际合作对中国的适应政策制定和实施意味着什么？中国逐步完善适应政策并落实适应行动，对推动区域气候适应合作和提升区域气候韧性有什么作用？

周泽宇 ZHOU Zeyu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政策法规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

自2015年《巴黎协定》达成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在努力设定全球适应目标。各国在COP26上确立了”格拉斯哥—沙姆沙伊赫全球适应目标计划”。在COP28上，各方就全球适应目标框架达成共识，形成了适应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文件。全球适应目标涵盖了七个关键领域，包括水资源、农业与粮食安全、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健康与公共卫生等。这些领域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辅相成，中国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也全面覆盖了这些领域，体现了与全球适应目标的一致性。

在国际合作方面，中国的适应战略制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包括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在气候风险评估和战略编制方面的支持。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也积极分享经验。2015年，中国设立了200亿人民币规模的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与40多个国家签署了50多份谅解备忘录，开展了50多期培训项目，提升了100多个国家官员的能力。自2022年战略发布以来，中国更加注重将适应工作融入培训中，计划开展专门针对适应的培训，通过国际合作提升区域气候韧性，特别是帮助东南亚国家提升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您认为东南亚落实适应行动时面临哪些挑战？

Albert SALAMANCA

适应气候变化的核心目标是确保所有人口，特别是脆弱群体，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我们必须评估现有政策和措施，确保其真正符合《巴黎协定》的要求，特别要关注原住民、残疾人、妇女、儿童、老年人和贫困人口等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群体。衡量适应措施的关键在充分考虑并回应脆弱群体的需求和声音。适应行动不仅要提升社会整体的韧性和能力，更要确保弱势群体能够参与并从中受益。我们的行动需要精准对接这些群体的实际需求，确保他们不会因气候变化被进一步边缘化，实现真正的包容和公平。

您认为中国-东南亚之间的适应合作中可以包含哪些关键要素或模式？

Hendricus Andy SIMARMATA

印尼城市和区域规划联盟主席，印度尼西亚大学高级讲师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持续的国际合作。在国家层面，适应政策需与《巴黎协定》等国际气候协定保持一致。在地方层面，适应技术与当地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融合存在挑战，因此需要积极的沟通对话，让当地社区参与到解决方案的制定与实施中。在企业层面，企业通常认为适应措施成本较高，且外部性较强，保险公司等可以提供更多管理风险的方案。

在推动国际适应合作时，需要加大技术援助力度，不仅展示成功案例，更要确保这些技术和解决方案能够应用于当地，并根据情况调整，实现真正的本地化适应。同时，投融资和金融支持对于气候适应项目的实施至关重要。印度尼西亚采用了可持续投资项目的评估工具，为长期情境分析提供了有力支撑，对国际投资者也具有参考价值。通过项目评估和国际对话，可以更有效地识别适应方案，更好地回应当地脆弱群体的需求。

在南南气候合作与全球发展倡议的框架下，可以采取哪些行动增进各方在适应重点领域的合作，并多元化合作形式？

孙天舒 SUN Tianshu

在推进南南气候合作的过程中，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实现目标所需的政治意愿和资金资源，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可能在于制度和机构建设。例如，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机构在支持气候适应和减缓行动时，需要形成有效的协调机制，将援助机构、环境机构和气候专家的资源和知识整合，比如对外援助的部际协调机制和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在统筹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在国家规划层面，将气候南南合作纳入总体气候工作和国家发展战略，对促成适应合作也非常重要。

除了在全球适应目标框架下的合作，我们还需充分挖掘已有项目中的气候适应元素。例如，在非洲建设的道路、高原地区的医院，以及东南亚潮湿地区的太阳能光伏电厂项目均具有一定适应效益，能够提升当地的韧性。对于气候风险评估和更好地适应当地气候条件，并在财务模型中纳入气候相关的保险机制，这些适应元素在项目的工程制度和工程监理等方面都可能有体现。通过进一步挖掘这些元素，我们可以让项目团队认识到气候适应工作的重要性，并有针对性地优化项目设计并配合行动。

基于已有的合作基础和未来广阔的合作空间，您认为在现阶段，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深化和扩展合作？

Albert SALAMANCA

东南亚当地社区需要提高对适应概念的认知，目前的适应项目通常集中在政府或专家层面，与普通居民的距离较远，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打破信息孤岛。通过中国与东南亚伙伴的交流，我们有机会探索适用于当地和脆弱群体的创新解决方案。虽然政府间合作在资源分配和信息传递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多利益相关方参与也非常重要。以菲律宾为例，尽管当地适应项目很多，但存在不良适应。这提示我们需要反思并优化现有的工作方式，通过更深入当地的对话和合作，落实有效的适应和减灾策略。

周泽宇 ZHOU Zeyu

全球适应目标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将适应行动分为风险评估、规划、实施及监测、评估和学习四个阶段，其中，气候风险评估是适应行动的基础。早期预警方面，中国在南南合作中取得了显著进展。例如，2016年，中国与埃塞俄比亚签署谅解备忘录，通过发射卫星提升了该国的气候风险识别能力。中国积极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2023年，生态环境部、气象局与国际气象组织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早期预警能力。此后，中国陆续与巴基斯坦等国家开展了合作，包括卫星气象站、早期预警系统和能力培训，帮助这些国家更深入地认识风险。目前，中国的风云气象卫星已经覆盖了中国、东南亚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部分非洲国家，使120多个国家能够实时获取气象数据。中国有望通过为受影响国家提供实时监测服务，为南方国家提供更坚实的气象基础能力支持。

Hendricus Andy SIMARMATA

近年来，全球各城市遭受的洪涝灾害凸显了强化早期预警系统的重要性，在此方面，中国可发挥示范作用，向东南亚国家推广先进技术。同时，这些技术的推广需克服语言障碍，提升本地化程度，并考虑城市和农村等不同群体的需求。区域合作的关键在于明确目标受众以及他们的需求。中国与东南亚的合作可依托现有平台发展新的合作项目。去年，印尼努桑塔拉与深圳启动了一项城市规划合作，我们可以探索如何在其中融入更多气候适应要素，例如提高城市抵御森林火灾和洪水的能力。

孙天舒 SUN Tianshu

进一步深化气候适应国际合作可以从四个层面入手。首先，将适应在现有合作机制中主流化，包括将气候适应的良好实践从官方主导的援助拓展到商业主导的投资承包工程中。其次，国际合作需要强化规划和部门间协同。再次，国际合作需要关注包容性，通过前期和后期评估了解适应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并建立监测和激励体系，以评估结果指导实践。最后，我们需要思考南南合作和气候资金不足的问题。根据OECD统计，2022年发达国家首次实现了当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目标；“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建议，到2035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届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当和如今大有不同，如何平衡国内发展与坚持“共区”原则的关系，是我们在此之前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

主题讨论（二）

如何动员多方资金支持区域韧性构建

引导发言  

金融支持气候适应的创新解决方案

陈蓥婕 CHEN Yingjie

北京绿研公益发展中心项目主管

当前，全球适应资金面临巨大的缺口，无论对公共还是私营部门来说，适应投融资都存在规模不足、意愿不高和动员环境不佳的情况。目前适应政策编制不够完善，发展中国家对适应资金需求的评估不明确，投资者缺乏足够的指引。由于项目周期长、回报率有限，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对私营部门的撬动作用有限。同时，信息披露和效益评估方法的缺位，使投资者很难计算项目的综合收益，增加了进行投资决策的难度。

在此背景下，全球也已涌现很多创新金融解决方案，支持适应项目的落地。例如，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采用的PPP模式，通过建造、运营和移交（BOT），成功吸引了社会资本的参与，有效管理了气候风险。华盛顿水务的环境影响债券通过与适应成效挂钩的设计，实现了与私营部门的风险共担。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应急贷款项目针对2021年河南洪涝灾害，为应急和长期韧性提升方案提供支持。

为动员多元资金支持韧性构建，国家、区域和地方应开展气候风险评估。同时，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现有绿色金融目录，推动其纳入适应视角。此外，智库和社会组织可以考虑设计适应效益的评估指标和方法。在国际合作中，可以进一步推动基于需求的适应合作，提供包括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在内的多元支持，并增进与利益相关方的互动。

圆桌讨论

在您的观察中，气候资金对适应领域的支持情况如何？我们可以利用哪些资金来源，改进现有的资金动员环境，以更有效地引导资金流向气候适应领域？

Sunil ACHARYA

乐施会（亚洲）区域政策与倡导协调员

乐施会在2022年的一项研究指出，据不完全统计，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到2030年的累计气候资金需求高达11.8万亿美元，即平均每年需要约1.3万亿美元。2013-2020年间，这些国家实际获得的气候资金为年均140亿美元，且只有约三分之一用于气候适应，远低于实际需求。其中，赠款占到12%，其余为贷款和其他债务。随着偿债压力上升，获得气候资金可能加剧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负担。

由于适应往往未被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发展中国家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中，经常忽视或并未充分动员适应资金。面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考虑通过如下方式扩大气候适应资金的规模。首先，发达国家应承担起责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官方气候资金和赠款，并确保资金使用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其次，应充分利用区域性多边开发银行这一渠道，中国也可考虑将资金投入多边开发银行，以扩大气候资金规模。最后，应确保受影响群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拥有发言权，让当地组织参与到项目的监督和管理中，兼顾国际适应目标和当地特殊情况，并建立透明的报告和监督机制。

您认为国内气候投融资在完善标准、识别活动和评估效益等方面可以如何发力，以动员更多资金流入适应领域，助力韧性提升？这些国内实践对于促进适应国际合作有哪些启示和借鉴价值？

孙轶頲 SUN Yiting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气候投融资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我国正在积极探索和创新实践，动员更多资金投入气候适应领域。我国的绿色金融和气候投融资工作都体现了“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的协同作用。就“政府引导”而言，首先，政府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为投融资提供政策引导和激励，如《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和《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强调要对气候适应领域加大支持力度，通过财政和金融政策推动解决气候问题的创新机制和模式。其次，通过制定如《气候投融资项目分类指南》、《气候投融资试点地方气候投融资入库项目的参考标准》等相关标准，为投融资机构提供了明确的支持项目分类和气候效益评价指标。此外，通过建立气候投融资项目库和产融对接机制，加强“政企银”协调联动，推动促成气候友好型项目与资金的有效对接。最后，要加强对气候适应效益的评估，确保资金的投入对适应气候变化产生实效。

以上国内实践都为开展气候适应国际合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我们应挖掘和总结国内外良好实践的底层逻辑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同时要充分了解和考量不同国家和地区特有的资源禀赋、气候脆弱性和自然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发展路径等因素，选择适合当地条件的合作机制和融资模式。

保险行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推出了哪些创新产品？在实际应用中面临着怎样的机遇和挑战？随着气候风险不断攀升，保险行业可以进行哪些策略性的调整，以确保业务持续发展的同时助力应对气候变化？

焦洁 JIAO Jie

瑞士再保险公共利益风险业务部中国区副总裁

保险行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并逐步推出如气象指数保险等创新产品。气象指数保险利用气象部门的客观参数，当自然灾害发生时，可以根据客观参数自动触发赔付，从而简化了查勘流程，提高了赔付效率和客观性。该保险已经在由政府主导的海外巨灾项目中得到应用，并逐渐在农业保险和地方政府主导的巨灾保险中推广。设计这一保险产品需要结合气象和保险两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其挑战在于高质量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用户对创新保险产品的科学认知。

面对愈发严峻的气候风险，保险公司需要适时校准模型和更新定价策略，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此外，我们还在产品和应用场景方面进行创新。例如，瑞再与国内保险公司合作，在宁波的杭州湾地区试点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保险，旨在通过保险机制促进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实现。我们还与印度的当地社会组织合作，开发了高温指数保险，当极端高温的连续天数超过特定阈值时，将赔付给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发放资金补偿弱势女性零工因高温导致的收入短缺。

生态系统是气候适应的重要领域，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NCS）的融资现状如何，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为了动员更多资金，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实现多元效益？

袁明嘉 YUAN Mingjia

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项目绿色金融高级经理

根据大自然保护协会（TNC）的初步研究，八个具有较大自然气候解决方案潜力的国家中，中国在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NCS）方面的资金缺口约为250亿至340亿美元，印尼的缺口则要再多约300亿美元。资金来源方面，中国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共财政，占比超过90%；相比之下印尼的资金来源更为多元，公共财政资金占比在40%左右，也包括私营部门和国际援助资金。然而，自然项目通常无法产生现金流，支出主要依赖政府支出、慈善或援助，撬动私营部门难度较大。

为应对这些挑战，TNC主要在政策和影响力投资两个方面推进工作。政策方面，TNC倡导建设高质量的碳汇林，推动符合国际"气候、社区和生物多样性（CCB）标准"的市场标准建设，引导更多市场主体的参与。此外，TNC正在探索潮间带、湿地减灾效益的方法学以及生物多样性信用交易，以推动更多资金流入气候适应领域。影响力投资方面，TNC正在探索亚太地区的自然影响力投资项目和机制。通过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TNC开发水基金、林业投资项目，致力于提升自然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标准与资金使用效率，确保资金能够有效支持自然气候解决方案的实施和推广。

面对适应资金差距与动员多元资金来源的需求，智库和社会组织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区域间的交流、对话与合作机制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Sunil ACHARYA

民间组织和智库可以追踪气候资金流向，确保发达国家的有效兑现其承诺。这样的追踪与评估可以扩展至气候投融资领域，提升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和透明度。同时，民间组织和智库还可以通过能力建设提升当地社区对气候适应的理解，并深入社区获取一手经验和见解，将在地的声音和案例纳入全球的对话。此外，通过了解私营部门的投资需求并展示适应项目的效益，民间组织和智库也能够动员更多私营部门参与适应气候变化。

孙轶頲 SUN Yiting

由于气候适应项目的复杂性，其投融资往往不能仅依靠商业部门和金融机构，解决其融资难问题还需要政策、规划、财政、标准、评估等非金融手段的协同。智库在此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包括提供能力建设、技术支持、搭建平台等。当前，国际社会倡导的混合融资模式强调多方参与与“协同”融资的重要性，要求各方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共同目标，建立有效协调的制度安排和工作机制，发挥各自的优势和活力，携手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投融资。公共部门、公司企业和金融机构等不同领域的参与者可以与社会组织和智库加强合作，实现协同配合互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全球挑战。

焦洁 JIAO Jie

智库和社会组织在市场主体中扮演"润滑剂"的角色，这种合作模式的有效性在瑞再参与的项目中得到了体现。通过将智库、学术机构、商业公司与地方政府联合起来，合作成果兼具学术知识与市场经验，可以为地方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参考。此外，社会组织在发起试点项目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创新项目中，社会组织可以进行小规模试点，为政策制定者和市场主体积累经验并提供验证，帮助项目的实施和推广。

袁明嘉 YUAN Mingjia

作为连接各方的桥梁和协调者，社会组织和智库能够在学术机构、政府机构和企业等不同领域之间建立紧密的合作。面对可能存在的语言交流障碍、标准差异和不同的市场情况，社会组织能够作为“翻译”，促进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合作。

总结

李来来 LI Lailai

北京绿研公益发展中心战略指导委员会专家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至关重要。中国南方省份与东南亚国家都面临着高温和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威胁，但目前在资金支持和适应措施上存在明显不足。一方面，私营部门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在资金投入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另一方面，作为智库或社会组织，我们需要自省是否已经充分承担起自身的责任。通过深入分析东南亚地区的气候影响和需求，我们可以提出优先行动计划和详细的实施方案，为各领域的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