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21年下半年，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CFF）秘书处联合长青文献图书馆推出“中国基金会发展40年”系列专访之后，在行业内获得不错的反响，20位前辈的人生阅历和行业经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今年，我们小范围开展了“基金会行业40年”共学活动，目前已开展8场。

2022年4月21日晚，以“公益慈善的计划与市场”为主题的共学活动上，共学小组成员结合自身体会，进行了学习分享和交流。现将内容整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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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   婕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处前实习生

回顾基金会40年系列专访，多位前辈谈到了与“公益慈善的计划与市场”有关的内容，其中，对“市场”的认知，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把三部门理论中开展经济活动的第二部门简称为“市场”。

例如，郭虹老师认为，有了经济体制改革，民间才有了钱，基金会才有了生存和发展的可能。计划经济不可能让你有民间自己的钱。改革开放更重要的一个产物，是人们有了意识，知道自己可以用自己的钱来做自己想做的事。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传统的思想就是依靠党、依靠政府，大家都觉得有事找政府，自己干不成。“有钱办事，有人办事，而且知道我可以用自己的钱来做我想做的事”，没有改革开放，这些东西都是不可能的。

例如，马伊里老师认为，社会的发展需要多方力量来联合推动，不可能只靠一个力量，所以政府、市场、社会这三方面的力量都是不可忽视的。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党政一体，没有市场的概念，社会也不发育；改革开放之后，拓展了一个市场出来，我们用市场的力量回应了很多的经济社会问题。事实上，社会力量是一直存在的，以公益为目的而设立的基金会，就是社会力量的一种表现形式。改革开放的初期，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下，你干市场的事情就通过市场去筹措资金，你要干公共的事情主要通过政府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渠道，很少会有整笔的资金拿出来说我要干公益的事情。但是到了经济发达的阶段，就会有大量资金流入到公益行业，这也符合一般的市场规律。

*2022年4月26日，人民政协报慈善周刊对马伊里老师接受“基金会40年”专访作了节选报道。

例如，丘仲辉老师认为，“与市场来比，我们的驱动力、创新力以及发展速度，在某种意义上讲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向市场学习。”他说的“市场”，是指开展经济活动的企业等第二部门。发展公益慈善事业还是要跳脱现在的框架，要去考虑市场经济是怎么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的，要去学习这种驱动力、创新力。

例如，王振耀老师认为，中国特色并不是不让慈善事业发展，而是有自己特殊的规律。如果我们合上拍，找到我们自己的节奏，慈善事业的发展可能更快。中国目前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什么让全世界都很震惊？一方面是民营企业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是政府在必要的领域内有参与，国有经济在一些关键领域发挥骨干的作用。这两个方面并驾齐驱，形成了互相融合、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局面。公益慈善事业能不能学习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机制和经验？学习人家是怎么创造奇迹的，民营企业做得很强，国营企业也做得很好。

第二类，把“市场”看成是跟“计划”一样的资源配置手段。

例如，徐永光老师认为，公益社会化是目标，公益市场化是手段。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采取竞争性方式选择社会资本合作提供公共服务，也就是所谓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理论上就是公共服务市场化。既然公共服务市场化可以登上大雅之堂，为什么对公益市场化有这么大的抵触情绪？公益不仅要有市场化概念，还应有一门公益经济学。公益经济学解决的就是如何有效使用稀缺的公益资源的问题。我们不要认为情怀和道德高于一切，从而背离市场化的效益、效率以及等价交换原则。公益投入成本和产出效益应该是等价的，更可能是超值回报的，这个基本原则跟市场的交易原则并无二致。

例如，何道峰老师认为，所谓“市场化”，就是要维护公益慈善组织之间为争取捐赠支持者投票的公开透明的公平竞争。公平竞争的核心要义在于，无论是哪类公益组织，在市场中都没有高低贵贱的身份差别，凭业绩说话。如果竞争不公平，就不可能期待着公益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是市场中铁的定律，忽悠没用。

例如，资老师认为，既然在经济发展方面要去计划化、走向市场，在公益方面就更加不应该有计划。公益事业是没法计划出来的，不可能有哪一个权威机构说我们今年计划发展3万个或者是3千个基金会。既然经济发展应该市场化，公益事业本来就是每个人自己想做好事，更加不能由政府来规划，只能由政策加以鼓励和引导。资老师还提到公益事业的三个特性：民间性、自愿性与自主性。所谓公益就是民间的，因为有了市场经济，有了民营企业、私人的财富，才有公益基金会这样一种自发的创意。那些官办基金会是一个过渡，以后一定都要发展到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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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成斌

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项目总监

围绕基金会40年专访的内容，我们发起“公益慈善的计划与市场”主题共学，目的是为了从我们国家40多年来颇有建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汲取力量。

中长期计划或规划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一大特点。伴随着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变迁，中国已经进入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期。首先，从五年计划/规划的名称表述来看，从最初的“国民经济计划”，到“六五”时期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再到十六大之后修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其次，从五年计划/规划的牵头制定部门来看，从建国初期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到1998年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再到2003年更名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完全依靠政府事无巨细的指令性计划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越来越强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的指导性规划，成为重要的执政方式和行政思维。

这是我们讨论“公益慈善的计划与市场”的一个重要背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重要经验之一在于越来越科学地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不断取得新的观念和重大理论突破。

在观念突破方面，为了破除传统意识形态观念束缚，邓小平多次论述：“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邓小平，1990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1992年）

在重大理论突破方面，突出表现为：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影响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关键在于社会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社会体制改革推进至今，并未产生理论指引的重大突破，推动建立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进程总体缓慢，尤其是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的社会化、市场化改革方向和路径并不明确。

2013年，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有一段重要讲话：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这段讲话启示我们，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同样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本质上或许不是之前所寄望的“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而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延伸。这是我今天想表达的核心意思。

计划与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手段，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手段，也是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生态发展乃至政治发展的手段。只要有社会分工、产品交换和效益比较，就一定有计划也有市场。这一点，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也不例外。

回到今天的主题“公益慈善的计划与市场”，我分享几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要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不成熟的判断，希望能够启发更多讨论。

第一，慈善既是社会行为（私力自主自愿帮助解决公共问题），也是经济行为（重要手段之一是私有收入、财富、技术等要素的让渡）。作为慈善事业的主体，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也需要重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处理好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关系。

发展慈善事业同样需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遵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或决定性作用的先导理论，使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的活动符合某种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和供求规律的要求，以增强慈善事业发展的活力和效益。慈善事业的价值规律与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最大区别在于交换关系更为复杂。

第二，发展慈善事业同样有竞争、讲效率、会淘汰，同样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同样有必要加强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而，慈善事业的发展计划/规划，要研究慈善市场，服务慈善市场，反映慈善市场变化；要引导慈善市场，调控慈善市场，培育慈善市场体系。

不管是哪个层级的慈善事业发展指导意见，还是慈善事业发展五年规划或远景目标，都要考虑在可预见的未来，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服务提供方面扮演怎样的角色，达到怎样的体量，起到多大的作用，与政府部门一起解决哪些社会问题，以及为此需要培育或储备哪些方面多大规模的专业人才，全社会的公益意识和慈善文化如何培养，等等。这些抓大放小的指导性规划，属于对慈善市场发展的宏观调控范畴。并且这样的指导性规划，应当是有方向、有目标、有路径、有举措的。目前看来，我们国家的慈善事业主管部门，对这方面的系统思考和长远布局还是很不够的。

第三，对慈善市场的重视与否，本质是对慈善资源的稀缺性的认知以及对慈善资源要不要珍惜的选择。对慈善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负责，这是一个真问题。为此，必须高度重视慈善领域的两个市场要素：一个是投资，一个是价格。

在投资方面，之前我们共学了“基金会的金融属性”，核心观点是基金会要重视金融属性，在投资增值方面发力，主动跟服务财富人群的组织合作，为高收入人群提供更好的慈善产品。做大蛋糕的同时，要分好蛋糕，做好行业内的资源配置，而不是“与民争利”抢蛋糕。

投资方面有一项关键的百分比，即非公募慈善组织8%的年度支出最低门槛比例。在投资增值机制未被完全激发的条件下，非公募慈善组织很难在自身水池水位不保的情况下真正做到授人以渔。

在价格方面，我们需要引入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慈善事业的价格问题和效益问题。“价格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效率的‘牛鼻子’，抓住了它，就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2006年）目前，慈善资源浪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反映慈善资源产品稀缺程度和供求关系的价格形成机制尚未建立。忽视价格，空谈价值，就会变得非常微妙，慈善产品的价值几何，大多无法言说。

价格方面有一项大家老生常谈的百分比，即公募慈善组织10%的年度管理费用限高比例。且不说国际比较，单从国内行业比较来看，这显然是极其少有的歧视性规定，为此大家用了好多技巧，作了好多妥协，造成的结果仍是：行业低水平运作所造成的社会财富损失和慈善资源浪费，远大于限制其管理费用和薪酬水平所减少的经济成本。对价格形成和成本控制的不合理干预，实则压制了慈善市场的发展。

总之，理想的状态是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能有中长期的方向指引和合理规划，也能有充分的合作和竞争，重视和珍惜而不是浪费慈善资源。慈善领域市场开放太少，计划干预过多的情况，希望能有改变，期待宏观层面的简政放权、中观层面的放管结合、微观层面的优化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理论突破。（图片摄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可以展望的是，二十大之后，全面深化改革将迎来新一轮机遇期。当新一轮改革来临时，期盼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能够共同蹚出更大的空间，有更大的慈善市场去施展，在参与国家治理、解决社会问题方面体现更多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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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嘉葳

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项目经理

我个人平时比较关注体育赛事。前些年，体育界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是举国体制，也就是国家通过“计划”的手段，配置和调动资源，从全国选拔和培养运动员，代表国家参加国际赛事，为国争光。80年代初，中国的竞技体育开始在世界赛场上崭露头角。我国的第一枚奥运金牌、女排五连冠的辉煌，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这个时间很有意思。新中国最早的基金会恰恰也是在80年代初出现的，并且以政府背景发起的居多。通过成立社会组织，来实现在应急救灾、公共服务、社会救助等方面的计划。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21世纪初，人们开始反思体育界 “举国体制”的弊端。资源投入高、浪费严重，对运动员创收、成家等方面的限制，退役再就业的难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竞技体育的积极性。而随着网球明星李娜等“单飞”成功的例子出现，很多人认为应该允许更多的运动员通过自负盈亏的方式自行安排训练、比赛和生活。这些年，我国在很多运动项目上进行了市场化、职业化的尝试。

同样地，近几年，我们看到很多人讨论官办慈善组织的“市场化”，认为只有逐步脱离体制，成为独立的主体参与市场竞争，才能保持活力。甚至认为行政化和市场化是截然对立的，要推进市场化就必须摒弃行政化，而政府和慈善组织的关系就应该是市场化，慈善组织是民间运作的独立的市场主体，政府只作为外部的监督者来监督市场的运行。

市场化固然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我想提出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真的到了可以高举“市场化”大旗的时候了吗？

去年的河南暴雨洪灾中，基金会论坛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基金会参与抗洪救灾的稿件。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时我们后台收到一些留言，说“都是民间机构，没几家国字头的，看起来都不太可信”。可以看到，很多时候，公众所信任的仍然是政府主导的基金会。回顾这些年，不管是筹资能力还是媒体曝光度，政府背景的基金会都遥遥领先。这或许是大部分民办基金会必须承认的一个现实。无论我们如何说要走市场化道路，当前，越是政府运作的基金会显然能得到越高的信任、越多的资源，以及越大的空间。

而如果我们一味地推行“市场”，脱离“计划”调控的慈善组织，能够调动多少资源、创造多少社会价值，是未知的。在今年上半年的抗击疫情中，我们看到大量基金会参与其中、发挥作用，我们同时也看到，很多基金会的表现其实并不尽人意。大家都在捐款捐物，但大量重复的资源被浪费，而同时很多该有的东西没有到位、该做的事情没有人做。缺乏计划、调控和协同，就很容易出现混乱的局面。在社会的市场主体不成熟、配套设施未发育、监督和协调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零零散散的市场主体们似乎很少有底气去宣告：我们能够运行良好、发挥应有价值。与其一味地强调“市场”，不如从练好基本功开始，提高自己获取资源和使用资源的能力，把自身参与市场竞争的活力慢慢激发出来，为整个行业的逐步市场化打好基础。

无论计划还是市场，都只是手段。我们所共同希望的，都是公益慈善更健康地发展，不是吗？近年来，不少国字头的基金会、各地慈善会，都做了社会化转型的探索尝试。有初见成效的甜头，也有转型初期的阵痛。希望我们一起期待、祝福，并且持续关注这些机构后续的发展。

虽然同样是80年代初，但体育事业当时已经引发全民热情，并展现国际影响力。若是往前追溯，体育事业的“计划”在建国后50年代初就已经在布局和实施了。而对于基金会来说，80年代初只是“出现”的时间，甚至连“出现”都未必名副其实——正如“基金会行业40年”系列专访中，康晓光认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基金会根本不是基金会，而是政府成立的一些公益组织。这样来看，我们的基金会还非常年轻，仅仅初具规模。历经70多年发展的体育事业如今尚没有实现市场化。那么对于公益慈善来说，这条路显然还更为漫长。

同时，我还想抛出一个问题留待思考：无论是公益慈善，还是其他领域，“计划”是否注定是政府的行为？是否有一天可以出现行业组织来承担起“计划”的职责，来协同行业中的主体，共同推动行业发展、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