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社会组织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

为了提升社会组织对协商民主的认识和主动协商的意识，更好促进基金会行业和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CFF）秘书处特别策划“基金会参与社会组织协商”系列专访。本期发布对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的专访内容。

CFF：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被纳入顶层设计议程。中央的要求很明确：“逐步探索社会组织协商”；“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依法管理，健全与相关社会组织联系的工作机制和沟通渠道，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开展协商，更好为社会服务。”您如何理解社会组织协商？对社会组织协商的发展现状，您有何总体认识？

彭艳妮：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门课是《组织行为学》。我印象很深的是，老师讲述一位管理学大师如何让自己的孩子们分工协作可以最高效地打扫家里卫生的一个实验。比如，在高效的分工协作里，高的孩子擦玻璃，矮的擦桌子凳子，因为个子高的人蹲在地上，就不太方便。可能在我们的印象里个子高的肯定好、有优势，但是你会发现他有时没有个子矮的有优势。这个实验也说明一个道理：当有很多不同的组织或成员一起做事时，要真正用到每一方的优势，组合起来效率最高。

大家应该听过“盲人摸象”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系统太复杂，我们每个人看到的很可能只是一部分，但是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因为别人看到的和我们不一样，我们难免会用自己看到的部分以偏概全。就像盲人摸象，摸到身子的就说大象像一堵墙，摸到腿的就说大象像树干。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看到的代表了全部，所以是对的，这样就容易起争执。但恰恰要跳出这种思维，把大家各自看到的加起来，构建一个完整的认知。

回到协商民主的话题，2015年的中央文件对“协商民主”有一个框架定义：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目标是努力形成共识。

文件里还指出，由于改革开放进程中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新旧矛盾相互交织，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观念多元多样，这些新形势、新变化、新情况，使得以往的协商民主渠道可能覆盖不了一些机构或人群，这就需要开辟新的协商渠道去触达。在这种形势下，协商民主需要社会组织的参与。

正如“盲人摸象”故事的启示，我们可以用系统视角来理解。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中，面对中国目前的问题，任何单一主体都不可能对整个系统形成完整、准确的认识。比如，某个部委要出台一个文件，在北京怎么知道遥远的小山村的情况？虽然可以通过部委到省厅，再到市局和县乡，但这个结构有时并不能及时有效提供信息。

系统视角背后隐含的假设是，每一个主体都有自身的优势和局限性。政府有非常好的宏观视角，调动能力最强，这是不可置疑的优势，但其局限性在于，未必能够最及时和准确地了解处于毛细血管末端的细微情况、甚至还没被大家认识到的情况。

社会组织的优势在于和基层的联系以及与其服务的目标人群的联系更紧密。有的人本身就来自那个群体，比如病友组织、残障人士组织，参与的很多病友和家长本身就是其中一员，显然对于这些群体的需求、诉求是最清楚的。这就是社会组织的优势，它能够到达不同的细碎角落，捕捉具体的需求和动态。当然，社会组织自身也有很多局限性，它在宏观视角上普遍很弱，因为很多时候社会组织是扎根到某一个地方关注具体的问题，或者只关注某一个人群的问题。

因此，协商是要带着系统视角去看问题。协商中，我们要特别善于欣赏别人提出的不同观点或者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叠加起来，我们才能形成对系统的完整认知。

中央文件关于“逐步探索社会组织协商”的表述，意味着增加了一种新的协商民主渠道。社会组织协商目前还在探索阶段，它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社会组织负责人参与其他渠道的协商，如成为“两代表一委员”，可以反映一部分社会组织的视角，但可能是不够的，所以需要一个新的渠道、正式的机制，让社会组织的声音更加体系化地反映上去，服务于决策和实施。

社会组织行业内部的协商很重要，首先应该就一些重要问题形成内部的共识，但目前行业内部形成共识是挺难的，这和社会组织的多样性有关。至于社会组织跟其他主体之间的协商，我觉得现在更重要的是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协商，政府希望我们能够参与到决策之前的研讨和决策的实施中，我们也希望能够反映我们的视角，提供我们掌握的信息，让决策更加科学。

《慈善法》出台前召开过很多会议，专门邀请社会组织、公益组织参加，这是立法者和实务界的直接协商，是一个“开门立法”的典范。在很多立法的流程中，前期都要与利益相关方沟通，做一些调研和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去年南都基金会和基金会论坛一起开展培育和发展慈善事业系列研讨，将实务界的声音汇集成报告，提交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我认为也属于社会组织协商的范畴。但这些还不是体系化、机制化的社会组织协商。

路是靠人走出来的。中国的实践就是这样，不会因为有一个文件提了几句，就有现成的方法和体系来做，而是从局部试点开始，从局部做起来，有成功的经验才能推广开来。

*彭艳妮在由南都公益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9年会平行论坛“规模化思维：多元探索与行业发展”中担任圆桌论坛环节主持人（图/CFF）

CFF：您大学毕业后，有过6年在民政部以及8年在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British Council，简称BC）的工作经历。在正式加入南都公益基金会之前，您还短暂担任过跨国公司的公益基金主任。在不同的工作经历中，您有哪些跨越政社、企社边界的互动协商经验？

彭艳妮：我很幸运有这些不同的工作经历，使我建立了对不同体系的比较深入的认知。

在政府工作的6年，让我理解政府是如何运作的，政府的语言是什么样的，特别重要的是帮我建立起了宏观思维，这是特别宝贵的。在政府工作期间，我也了解到政府协商的具体形式。一方面，每年全国两会之后我们要集中答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提案建议，这也是现有的协商渠道中的两类。在正式答复中，我们要说明情况、做出解释，或者提出一些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我1996年到2002年在民政部工作期间，体会到政府协商机制在逐渐建立和完善，比如在重要政策的制定前举办专家研讨会，当时我所在的司局邀请很多法律界专家对收容遣送制度的改革作过深入讨论。此外，非常重要的是部门间的协商。一些政策文件涉及到不同部委，需要会签，这些部委都要提出他们的意见，所以要转一圈，让大家提出修改意见，负责起草的部门再来看怎么修改完善和确定。

我在BC工作8年多，让我了解到一个成熟的大型慈善组织是如何运作的，包括项目怎么做、机构怎么管理等等。我当时是做英国和中国之间的合作项目，在具体工作中，和中国一些不同的部委、媒体和公益组织都有过合作，这帮助我建立了更广泛的视角。英国在政策出来之前也要做协商，叫consultation，比如委托一个专家或一个专业团队做一个很深入的项目，把利益相关方的声音收集起来，最后形成一个报告。

在跨国公司的公益基金的工作是很短暂的，我对企业的了解非常有限。到南都之后，我增进了对中国本土公益组织和公益行业层面的了解。

刚才讲，协商最后的目的是形成共识。形成共识的前提是，起码你说的话我听得懂，我说的话你也听得懂，才能跨越不同的体系，更好地理解对方。现在很多社会组织看政府的文件，并不能琢磨出来其中的意思，政府其实也看不明白我们社会组织说的是什么意思。协商的前提是，你要站在对方的立场理解对方看问题的视角和话语体系，理解他讲的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觉得自己是很幸运的，我的工作经历能够让我理解不同方面的语言体系。

CFF：您加入南都公益基金会已近十年，亲身参与“支持民间公益”十年，如今您对草根/基层社会组织的角色和作用有何新认识？

彭艳妮：草根/基层社会组织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们的价值首先在于贴近客户、贴近需求，能够了解基层和他们服务的人群的问题、需求、趋势。不管是政府还是全国性社会组织，他们在宏观视角上有优势，但是在一些具体的事务上未必有清晰的了解。比如自闭症，很多老百姓接触到和自闭症相关的公益募款时，看到的都是自闭症儿童画的画，就认为自闭症的孩子都是画画特别好的，但其实并不是，可能只有少量儿童能够做这种艺术创作。

还有盲人群体，北京冬残奥会的开幕式盲人运动员点火炬那个环节在网上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我的朋友圈里有三种观点，完全不接触公益的人认为特别正能量，了解一点公益的在讨论能不能把无障碍设施做得好一点，长期服务盲人群体的则会更合理地解释当时的情况。你会发现，只有长期深入服务这些群体的人，才真正了解实情。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好多盲人其实知道自己每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他们不是随便穿的。这是好些年前我和专门服务视障人群的公益组织一加一的创始人解岩聊天时他告诉我的。你能想象出他们用什么方法标记衣服的颜色吗？他们会在衣服里面缝一些东西做标记，这样一摸就摸出来。我们不去深入接触这些群体，根本就不知道，根本也想象不出来。

第二，草根/基层社会组织能够让一些隐性的问题浮现出来成为显性的问题。协商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政府形成决策前要不要推动在某个方面给予一些政策。有些社会问题并不是政府早就知道的问题，而是做具体服务的基层组织在工作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是他们坚持不懈地通过已有的渠道或者通过地方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议提案，以及与政府人员沟通去推进问题的解决。

事实孤儿现在已经全部纳入民政系统的救助体系，而事实孤儿的问题在以前是被长期忽略的。我2013年刚到南都的时候，到四川开会和当地的公益组织聊起来，才知道在农村有的家长结婚回来把孩子生了，然后又出去打工，之后爸妈离婚，孩子根本没人管，当地的公益组织就为这些孩子提供一些救助性的帮助。经过社会组织很多年的持续服务和推动，直到去年，事实孤儿的救助与保障才实现了政策全覆盖。让隐性的社会问题逐渐浮现出来，让政府去了解，最后政府出台政策，为这群人提供相应的政策服务和国家支持，草根/基层社会组织不可或缺的作用就体现在这里。

另外，因为社会组织不是政府，有时可以在基层协商中扮演相对中立的角色。北京有个公益组织叫“社区参与行动”，它推动社会组织在社区层面的参与有20多年了，有非常成熟的技术和方法让居民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印象中北京、重庆、宁波等挺多地方都邀请他们在街道、居委会层面做居民协商。小区里要建停车位，人们有不同意见，有车的当然愿意，没车的就觉得会侵占自己的空间；要搞公共空间，居委会出面也比较麻烦，居民会说政府怎么支持这方、不支持那方？所以委托第三方来做，用一套成熟的讨论的流程和方法，让大家把意见都说出来，由居民自己逐步达成共识。

CFF：优良公益行业生态的建立，需要行业内外共识和协作机制的形成。您曾说，“基金会绝对不能只局限于行业内，一个人不能自己把自己举起来，要靠别人。公益行业要发展，需要跟别的部门有良好的互动”。2021年5月南都公益基金会发布新的三年战略，战略举措关键词包括下沉、破圈、链接、协同。在新战略的指引下，南都公益基金会将为中国民间公益提供哪些协商协同的可能性？

彭艳妮：南都的战略关键词代表了我们要在实际工作中采用的策略。在南都基金会2017~2019年的战略中，我们的目标是“建设公益生态系统，促进跨界合作创新”，其实已经有了破圈和链接的意思；至于下沉，与我们2018、2019年关注到的行业趋势有关。

2020年做战略回顾的时候，我们又决定提出“协同”，这是因为南都的使命是支持民间公益，有什么阻碍了民间公益的发展，我们就要针对那些阻碍去发力。当时我们分析民间公益面临的问题，除了有一些老生常谈的缺钱、缺人、缺政策，还有一个新问题：缺协同。

为什么会出现协同问题？因为我们的行业发展起来，公益组织的数量多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也会相应增多。首先，可能存在很多重复性的资源投入，比如针对某个社会问题已经有很好的项目了，但是另外一家机构又开始重新研发一个差不多的项目，重复投入资源，去踩同样的坑，做得可能还不如原先的好。

还有一种情况，大家都是针对某一个问题做事，但可能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这其实是需要他们在一起合力解决的。好多基金会都关注一个问题，在一个领域的组织可以互相多沟通，有的做了很好的探索和试验，大家在一起能够更好地学习，做更加有力的推动。

南都在目前的战略下，我们讲协同基本上是指行业内部的协同，是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同。我们希望去搭建一些场域，让在同一个议题或者同一个地域内的组织增强交流和信任。首先让大家能够坐在一起，看到彼此，知道别人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人家怎么想的、我怎么想的。通过这样的场合帮助他们建立理解和信任，之后，协同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而不是说南都认为这个问题需要你们在一起干些什么，这是无效的协同。我们事实上是在催化协同。

CFF：依托“好公益平台”的规模化社会创新是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战略主轴之一。公益项目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优质公益项目的稳定推广和有效规模化，有赖于机制化的沟通、协调渠道的建立。在打造“好公益平台”的过程中，南都公益基金会在建渠道、建机制、催化协同方面，有怎样的探索历程和经验？

彭艳妮：“好公益平台”发起的背景，我们概括为三个“不匹配”。第一，有钱想找项目的主体很难找到好的项目，这样的主体包括地方政府，也包括一些基金会和企业；第二，有好项目的机构想去服务更多人，把项目点扩得更多，但是受到能力、渠道和资金等几个方面的限制，很难扩大；第三，基层有些新的组织和志愿者，他们特别有做事的热情，但是他们缺乏好项目，他们自己可能也不擅长设计项目。针对这三个“不匹配”，我们想做一个好项目平台，希望能把这几个方面打通。2016年，我们把这个项目取名为“好公益平台”，年底正式启动。

*2019年，好公益平台在重庆举办项目推介会（图/南都公益基金会）

我们在第一个阶段，其实是验证了对三个“不匹配”的假设，半年时间里，我们在地方做了很多路演，类似项目推介会。“好公益平台”的建设需要不同类型的多方组织参与，其中一种类型就是地方枢纽机构。他们对本地情况很了解，跟本地政府的关系比较密切，有的地方政府会把公益创投项目委托给枢纽组织做具体管理。枢纽组织先看我们平台上有什么样的项目，根据他们本地的需求，请我们把“好公益平台”上的这些项目邀请过来，我们平台和枢纽组织都会出一点钱来组织路演，当地有很多社会组织来参与。项目路演之后，地方的社会组织跟项目之间会签订一些合作意向，后面再具体落地。这个路演特别受欢迎，地方有很多合作意向的签订。我们第一场路演是在鄂尔多斯，凡是“好公益平台”的项目，鄂尔多斯市的政府部门都会资助几万元用于项目落地。

除了地方枢纽机构之外，“好公益平台”上还有拥有好项目的“品牌创建机构”；还有一种是“联合共建机构”，类似南都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腾讯公益等，大家要共同投入资源支持平台；还有“战略合作伙伴”，它们也提供资源支持；还有“项目示范机构”，指好项目（即优质公益产品）落地的合作伙伴。

围绕有好项目的“品牌创建机构”，实现项目更好的规模化，会涉及到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或协同。品牌机构首先要意识到，开拓项目点并不是所有事都要自己亲力亲为的。比方说想去一个新的地区开拓，到底是跟哪个机构合作，往往是两眼一抹黑。如果你跟了解当地情况的枢纽组织沟通合作，就可以获得很多信息和非常有价值的帮助，比如帮你鉴别合作伙伴，对合作伙伴做一些基础性的技术支持，类似项目管理的培训，也许人家当地的组织就可以提供。

要看到每一类型组织的优势和特长，看看怎么能形成合力，其实挺不容易的。这两年多，因为疫情的原因，搞线下活动很难，“好公益平台”上一次线下活动还是在两三年前，在山东济南和湖南长沙，我们做过两次品牌创建机构和地方枢纽机构参与的活动，大家面对面会更加知道各个优质公益产品是做什么的、怎么做的，这比给他们发送新的产品手册更加直观和有用。

有一个大家在一起能够互相看见的场域是最关键的。我们作为项目的主办方，实际操作中面临很多挑战，所以我们自己每天也在想怎样能不断优化，促进大家之间更加深入的了解。我们尝试了很多方法，做线上分享、微信推文，或者组织一些小规模的学习交流，希望帮他们建立更加紧密的连接。

CFF：除了某些客观因素，比如因疫情而场域受限等，可能导致好的产品无法被需要的人直观看到，在您看来，推进规模化社会创新还有哪些难点？

彭艳妮：最重要的可能是我们的思维和意识。我们必须不断去优化和迭代，贴合需求，做出来的东西才能有效，花的钱才能有效。一些基金会和公益组织可能与南都基金会的情况类似，既不需要向公众筹款，也没有面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环境，如何不断地逼着自己去越做越好。保持一个机构对卓越的追求，并且把它落实到行动上是不容易的，因为相当于是在挑战自己，挑战人性中的懒惰。

此外，“好公益平台”涉及的利益相关方非常多，如何协调各方也比较难。目前，“好公益平台”有17家联合共建机构、11家战略合作伙伴、40家枢纽合作机构、58个品牌创建机构，还有6家研究支持伙伴和3个地区支持伙伴。多元的利益相关方不同程度参与了“好公益平台”，如何协调大家？我们希望不是所有事都必须经过南都基金会。在这种复杂的系统里，如果事事都经过南都基金会，那肯定是低效率的，我们希望各方彼此之间也能自发互相联系。

对平台而言，有两点是重要的，其一要有足够多的主体涵盖在其中；其二要让平台上的各方主体能互相去满足对方需求，而不是什么都由“平台”或平台的发起方来提供。好的平台需要设计摸索一套机制，让大家在平台上高效率地转起来，为大家提供一个彼此之间建立信任的场域，促进协同。

*2020年8月，近百名平台伙伴共聚长沙参加规模化学院举办的能力建设课程（图/南都公益基金会）

CFF：2021年6月21日由南都公益基金会和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处共同举办的“培育和发展慈善事业政策建议”研讨会上，您提到：基金会行业有责任主动发挥自身优势，充分调动业界资源，积极反馈实务声音。对于基金会行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商协同，您有哪些思考和建议？

彭艳妮：首先，社会组织之间需要有协同。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时，要么是抱怨，要么是单个组织自己想办法找渠道解决自己的问题，要么就不了了之。但如果这些问题对整个行业有普遍的影响，就应该由大家在一起去做一些事。这也是南都在行业建设中在做的一块业务，希望整合大家的声音，有一个理性的整体的表达。如果要和政府部门进行协商协同，首先要有一个方法和渠道，将大家的意见整合成理性的表达，并且要用政府看得懂的语言传递给政府部门。所以，做政社协同需要有牵头的，并且要主动去做这些事情。

南都基金会在这个方面，希望在今后能够更加成体系地观察行业当中的热点问题和影响行业发展的重要问题，并且能够及时做出相应的举动。例如，在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捐款后电子捐赠票据开具难的问题，是这一年来不少公募基金会和一些捐赠人集中反映的一个痛点和堵点。目前南都计划和郑功成老师领导的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合作，针对这个问题做一个研究并形成政策建议提交上去，最起码把行业普遍的声音发出来，传递给相关的政策制定者。在反馈实务界的声音方面，关注行业发展的平台型机构和参与政府政策建议环节的研究机构，都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此外，很多公益组织在做一些具体的议题，而这些具体议题往往涉及通过和政府协商的方式参与到政府的政策制定中。公益组织能够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代表服务的人群表达声音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公益项目是不能脱离政府的。例如救助孤儿的项目，一家社会组织能做的始终有限，最后需要通过推动一个政策的实施做到全覆盖，结果可能是由社会组织来做具体的服务，由国家财政预算来做支撑。因此，公益组织在做项目时一开始就要考虑到，有哪些内容是要和政府有一些互动的。如果项目的终局是推动政策，那最好能在一个点上做出非常好的样板，这个样板和相关经验今后能够在其他地方复制和推广，逐渐成为一个体制内资源可以完全覆盖的全国性的政策。所以，我们的公益组织要带着政社协同的思路去思考自己做的事，这样可以让更多的弱势群体受益。

*2021年6月，南都公益基金会和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处共同举办“培育和发展慈善事业”政策建议研讨会（图/CFF）

CFF：政策对行业发展的影响巨大。中央或部委出台社会组织或慈善事业发展政策时，进一步的落实需要各地政府和广大社会组织共同积极回应。目前似乎缺少行业政策协商的平台和通道。在我们前期对部分省市“两代表一委员”的访谈中，他们建议基金会论坛牵头组织各个层级的代表、委员以及新阶层人士，组成公益慈善参政议政议题小组，经常性开展交流活动，联合深入调研形成高质量的提案或建议，并且形成各个层级的联动，共同倡导发声。作为基金会论坛组委会成员之一的负责人，您对此怎么看？

彭艳妮：组成公益慈善参政议政议题小组的想法是挺好的，不知道咱们基金会论坛秘书处有没有足够的资源和人力来做件事。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去反映公益组织的声音，对各个地方的公益组织而言，就知道自己可以找谁了。如果能够搭建平台，在每年的地方两会、全国两会之前，搞一些小型会议，可以就一些共性且紧要的问题一起聊一聊，公益组织能为他们提供丰富的素材和思路，在此过程中促进交流协商的可能。

另外，一些公益组织有自己联系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们所在的议题领域对公益组织而言是挺重要的资源。如果能够搭建一个平台，针对如何通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做出一些提案和政策建议，进行一些有价值的探讨，会是很有意义的。

CFF：2022年3月，《求是》杂志刊发习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习近平指出，要“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促进不同思想观点的充分表达和深入交流，做到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而不强加于人，遵循规则、有序协商而不各说各话，体谅包容、真诚协商而不偏激偏执，形成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在您看来，总书记的这段讲话对于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有何启示？

彭艳妮：总书记这段讲话总结得特别好，简明扼要把关键点都点到了，但要做到又是很难的。哪怕从一个组织内部来说，要做到开放表达且有序也很难，经常会变成主要是上级在说，或者喜欢说话的人在说，而那些没说话的人的声音根本听不到。公益行业也同样很少给一线工作者充分表达的舞台。南都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策划了“一线公益人”的栏目，采访一线公益组织的负责人，我们给他们创造表达的渠道，让他们说的话能够被别人看到或听到。基金会论坛在邀请嘉宾时也应该关注到大家不同的声音。

要做到总书记讲话中对协商所描述的情形，首先要从我们自身做起，从我们自身所在的机构做起。在机构内部，我们允不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存在？以及我们愿不愿意去听取不同的声音？

我有一个小经历，对我触动很大、帮助也很大。我在BC工作时，老板是一个英国人。有一次我们在讨论工作的时候，我对老板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然后老板的回答是“太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大家都同意你的观点，那开这个会是没什么价值的，你能得到什么新东西呢？由于不同的存在，才能给你带来新东西。这也呼应了协商的主题，协商带来的系统的视角能够意识到别人的不同，意见不同才能看到更多，才能帮助你去反思，才能有更多收获。

另外，在公益行业的内部也应该思考如何创造一个让大家真的可以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开放且有序表达的氛围，不会因为别人和自己意见不一致就去批评指责。现在有很多微信群，起了一些争论，有的开始吵架，有的则一怒之下退群。这样的现象并不少。从自身做起，从小的事情做起，很重要。如果不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就很难真正做到在整个行业内更大范围的协商。

CFF：您对逐步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的前景有何展望或期待？

彭艳妮：开展社会组织协商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从2015年的文件中被提及，到现在依然缺乏体系化和机制化的设置。但是这个探索本身，就是各个主体共同构建的过程，我们不应该等着党和政府来做些什么，然后公益组织再在那个框架内来开展协商，而应该亲身参与到框架的讨论和构建中。这需要体现我们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不要等着别人来安排，对于我们自己关心的事情、关乎我们自己生存和发展的事情，要主动去想办法讨论协商。

当今社会想要形成共识非常不易，拥有促进共识形成的意识和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抓紧思考如何通过协商的方式，在政府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表达我们的声音，尽力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