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已经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2021年，更是被视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起步之年。

近年来，公益慈善已经开始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方面助力乡村建设，通过一系列公益项目帮助村落焕发新活力，搭建社会力量参与的舞台，在乡村振兴中扮演越发不可或缺的角色。

基于此，在第五届敦和·竹林论坛暨中国社会学会2021年学术年会第三届公益社会学分论坛上，“公益慈善与乡村振兴”成为专家学者们重点关注探讨的核心议题之一。

7月17日~18日，以“公益建设社会”为题的第五届敦和·竹林论坛暨中国社会学会2021年学术年会第三届公益社会学分论坛在重庆举行。

本届论坛由敦和基金会联合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共同举办，汇聚约60位高校公益慈善研究学者和期刊媒体编辑等嘉宾，广泛讨论和深入分析国内公益慈善参与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论坛上，专家学者回溯历史，走近近代乡村，探索公益慈善在人才领域发挥的作用；回到现代，则以一现代乡村为例，观察其如何在公益慈善的支持下走向现代化，并保留乡村文化的根；与此同时，大家也聚焦到了乡村振兴中的主角——村民，探究他们扮演的角色；此外，专家学者们亦结合理论研究，在学术层面剖析现状，为公益慈善参与乡村振兴出谋划策。

过去：烽火连天的时代里，乡邦带来的教育启示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都需要人的参与，人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资源。然而，在乡村，是否也能出好的教育，产出优秀的人才？针对这一问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健刚讲述了顺德的1941~1943年，探索当年义学传统与乡邦精神的内在互动关系。

在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中，担任过顺德县长的顺德乡贤周之贞，创办义学，成立顺德青云儿童教养院。朱健刚颇为在意的是，战争时期，这样的义学机构不在少数，然而，也正是这些看起来条件糟糕，或临时救济类的儿童教养院，培养了一大批现代化的重要人才，教育效果奇佳。

当年慈善教育的效果源于哪些历史因素？回溯历史，朱健刚以顺德青云儿童教养院为例，从招生、经费以及教育三方面分析——

招生方面，顺德青云儿童教养院的招生方向不看一个人有多穷，而是根据家庭背景、身体情况以及道德品行判断这个人能不能在未来领导家乡。

经费方面，顺德青云儿童教养院一方面是由青云文社拨出经费支持，另一方面，周之贞把家中的房产全部变卖换作办学资金，同时还利用自己的“朋友圈”四处募捐。而学生进了教养院，不仅要读书，还要和老师一同建设儿童教养院，开展劳动，自力更生。

教育方面，顺德青云儿童教养院的教育方式是管、教、养、卫四位一体，师生共同生活，互相尊重，而学生也要学会自己管理自己，高度自治。“我们过去的义学只要让没书读的孩子读上书就可以了，但青云儿童教养院要求学生掌握领导力，学会爱人，将乡和国联系在一起，吃苦耐劳，守望相助，立业助人。在这一教育模式下，培养了众多不同领域的人才”。

朱健刚总结道，青云儿童教养院体现了乡贤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乡邦精神，“他们通过义学的方法培育当地具备现代综合素养的精英，引导他们建设国家和社会，实现士阶层对理想中国的想象。”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中国乡村曾带来了不一样的教育。

挑战：乡村振兴渐热，人们依恋的乡村会消失吗？

视野回到当下。

按照“十四五”规划，2021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一年，农业农村现代化是这项工作的“基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王茹薪指出，乡村振兴可以促进乡村经济与物质水平的发展，推动传统乡村向现代化转型，但从另一个方面看，现代化同样容易带来同质化，可能导致“千村一面”的现象。

王茹薪引用了《乡土中国》的观点——地方性是乡土社会的重要特征，传承着数千年来符合中国人生存方式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王茹薪分析道，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一旦出现“千村一面”的情况，乡土社会传统文化的地方性便面临着变异消亡的危机，村民对乡村的归属感也可能弱化。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高天虹则认为，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着主体性缺失的问题。高天虹分析道，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往往可以得到中央乃至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和鼓励，然而，在建设美丽乡村的过程中，村民常常是获得方，而非供给方。

高天虹以一现实案例举例分析，在某组织扶贫项目的初期阶段，建设乡村的主体是社会组织和政府，“其中，社会组织需要向政府寻求合法性，而政府也选择了该社会组织进行创新试验，村民全程游离在这场行动之外，他们只能被动的接受政府和社会组织制定的计划。这时候，这种模式往往很难持续。”

在以上学者看来，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每个环节都离不开“人”，推进乡村建设，离不开农民群众的主动参与，也离不开村民组织的积极协作，而社会组织，恰恰可以在这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展望：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针对乡村振兴可能面临的挑战，社会组织如何应对？

王茹薪认为，在乡村建设过程中，乡村传统文化其实在经历一段自我扬弃和重要转化的过程。王茹薪以民国时期的北碚乡村建设为例，指出：北碚开展的乡村建设是从组织自治和环境建设开始，实现了高效率的组织，以及对北碚原生环境的优化改造，同时，在地方历史、文化地理以及乡村仪式感方面着手，为北碚赋予了现代化的意义。

在王茹薪看来，在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根植于地方社会的本土特征及地方民众的根本需要，并动员地方成员参与其中尤为重要，具体而言，“在建设乡村的过程中，过去的物质景观和文化遗存是重构乡村的客观基础；集体记忆是地方性认同的关键要素；而基于社会环境的优化改造是建设乡村的重要手段。”

现代化的村庄，同样可以千村千貌。从合供理论出发，高天虹基于对X组织乡村实验的研究中发现：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将服务使用者转变为提供者；而从全局上看，乡村振兴需要将“政府领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动员”有机结合，其中，社会组织需要充分降低政府与村民在合作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负面效应。

而在民众政策遵从方面，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康静以宁夏云雾山自然保护区为例，得出了社会组织在其中扮演催化剂的结论。康静表示，在过去，当一个政策推行的时候，政府部门和目标群众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社会组织介入后，主要是为两者提供新的互动模式，并从群众利益出发，通过引入专业服务和发展基金，帮助和激励群众适应新的政策，实现更好的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苑莉莉，通过贫困治理视域福利经济与慈善经济的比较研究指出，如今，不管是发展福利经济还是慈善经济，本质上都是政府职能在转化，从全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而在以政府为主导，多元社会力量参与的过程中，希望能够形成慈善经济与福利经济有效互补的格局，在提前介入并形成相应的风险防控体系基础上，推动可持续的发展治理格局。

第五届敦和·竹林论坛

“公益慈善与乡村振兴”单元作者及论文

1.《义学传统与乡邦精神——对1940-1943年顺德青云儿童教养院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景燕春：宁夏大学行政管理与社会学系讲师

朱健刚：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2.《共识治理：社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合供研究——以X组织H扶贫实验为例》

果  佳：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王  鑫：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高天虹：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3.《地方性再生产的时空逻辑——基于民国时期北碚乡村建设的理论分析》

宣朝庆：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王茹薪：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4.《贫困治理视域福利经济与慈善经济的比较研究》

苑莉莉：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5.《社会组织：民众政策遵从的催化剂——以宁夏云雾山自然保护区为例》

康  静：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果  佳：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刘志鹏：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

项目简介

敦和·竹林计划旨在资助青年慈善研究学者开展理论与实证深入研究，打造竹林学者共同体，提升慈善研究特别是慈善文化研究对学界和公益慈善领域的影响。而竹林论坛作为竹林计划的重要项目版块之一，旨在搭建一个公益慈善领域的多学科学术交流与对话平台。

2019年至2021年，竹林论坛连续三届在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的公益社会学分论坛上举办，意在探索公益慈善与社会学融合，扩展公益慈善交叉学科研究，以期丰富和完善慈善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促进慈善研究更好地作用于社会发展。在本届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的闭幕环节，本论坛继续被评为“优秀论坛”。至此，本论坛已经连续三年获评“优秀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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