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会创新作为社会问题新的解决之道，在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之间跨界、融合的趋势下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满足被忽略的社会需求以及更多社会新问题的解决方案。

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时代大文章，面临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那么，以推动变革为使命的社会创新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作为社会创新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企业，又有着怎样的发展空间呢？

为此，我们策划了“乡村振兴与社会创新”系列专访，就该话题进行深入探讨。本期受访嘉宾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蓝煜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蓝煜昕

乡村振兴不仅是乡村的发展

马广志：早在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中，我国就已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今年，从重要会议到重要文件，都将乡村振兴作为工作重点提出。你认为形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你如何判断这种变化？

蓝煜昕：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随后2018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又提出了三个阶段的目标：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因此今年从重要会议到重要文件都将乡村振兴作为工作重点提出，首先体现了政策的延续性。但为什么现在乡村振兴似乎被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呢？

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2020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目前正好是一个节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一个新阶段的起始。脱贫攻坚战和精准扶贫关注的是贫困群体，现在的目标是要全面的乡村振兴。

第二，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有关。现在经济领域讲国际国内双循环，乡村既是重要的生产者，也是重要的消费者，而且还要保证粮食安全。所以，乡村振兴在后疫情时代扮演着非常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角色。

第三，与过去几年来我们对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路径的认识不断加深有关。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和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尤其近几年来数字转型对大众生活方式的冲击，显然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后物质”时代，至少需要处理两方面的不均衡问题：一是要面对财富不均衡，考虑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的问题；另一方面还要考虑物质发展和文化、精神等层面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可以看作是对城镇化发展道路以及如何实现城乡融合、城乡协调发展的反思，也蕴含着自然教育、传统文化、乡土文明等文化再造和文明发展机会。

马广志：有政策的连续性，又有新的时代的要求在里面，乡村振兴的内涵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蓝煜昕：是的，如果说2017年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更多是对“三农”工作的延续，现在其实是进入一个更为宏观、更具战略意义的阶段。

其一，乡村振兴不仅仅是农村自身的发展，而是城乡融合的发展，关系到城市和乡村两者的发展。

其二，乡村振兴不仅仅是农业的发展，农业是一个经济概念，乡村振兴是“五位一体”的全面协调发展。

第三，乡村振兴也不仅仅是解决农民的问题，还是关系到未来中国人整体生活方式的问题。

马广志：乡村振兴还涉及到未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如何理解？

蓝煜昕：实际上我们处在一个历史选择的岔路口。如果对照英美等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其城市化进程，我们大致可以用两种场景来想象四五十年之后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的不同归宿。

一种情况就像美国那样，它是一个城市化率达到90%以上、人口高度流动的社会。在那样一个社会中，每个人习惯于在城市之间流动，没有什么“根”和“乡土”的概念，家庭也是高度离散的。大家的心灵皈依在什么地方？可能需要宗教或者是其他形态的社会组织来实现。

另一种情景是没有那么高的城市化率，大量的人还可以在乡村生活，或者在生命的某一个阶段可以退守农村，大家对家乡、乡土是有归属感的，是有“根”的。同时，乡村也是灾难、疫情、战争等某些重大危机时刻保障社会稳定的“蓄水池”，是人们可以退守和重生的“根据地”，是社会韧性的重要结构。

所以，可以想象在未来如果还有选择的话，我们到底需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城乡关系？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无根地漂泊在城市之间？还是我们可以有最后的一片自留地，有一片可以退守的地方？

我想应该是后者。我认为，未来中国人的生活更理想的一个状态可能是：我们不完全是城里人，我们生命的某一部分是在农村度过的。年轻时，在城市内卷和快节奏生活的间隙，偶尔回到农村休闲、接受田园和自然的洗礼；年老时，可以回到自己家乡，在农村养老，“落叶归根”，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这种跨越城乡的生活方式，未来可能是一种更好的选择。所以，乡村振兴不仅是乡村的发展，解决的也不应该仅仅是农民的问题。我们应该尽快行动，至少我们80后之前的这几代人对传统的乡村是有感情的，再往后恐怕就不一定有这条路的选择了。

今年年初，农业农村部有相关领导表示，要严格禁止城里人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等，也不能以各种名义强制农民退出宅基地和强迫农民“上楼”。

从一方面说，这类政策对保护农民的利益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但另一方面，相关政策也要适当考虑，给城里人尤其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人能够回得去家乡的一个理由，或者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个阶段能够回得去的理由。

马广志：让从农村出来的人的乡愁有个安放之处。

蓝煜昕：就是有值得大家纪念的地方，比如能不能适当允许甚至鼓励修建祠堂、祖坟等，现在都火化了，留不下来任何东西。

在福建广东一带，从乡村走出来的人经常会回到乡村去，各种要素流动比较充分。如果乡村里没有文化，没有根，没有能链接城乡情感的载体，可能不是一种好的走向。

所以，农村不仅仅是农民的农村，还应该包括从农村里走出来的这些人，他们都应该有机会和渠道参与乡村的发展，共同享有乡村发展带来的成果。

马广志：蓝老师是在乡村长大的吗？

蓝煜昕：我在农村有很长时间的生活经历。我父亲是一名中学老师，周围都是农村，中学离老家也很近。关于乡村生活，这段时间给了我太多的美好的印象。

马广志：这种美好的印象主要体现在哪里，你能描述一下吗？

蓝煜昕：首先，我感觉那种生活是有童年的。在农村生活的场景跟现在城市孩子的差别太大了，城市孩子的玩具都是买的，是别人制造出来的。

而在农村，所有的玩具都是就地取材，都是天然的，这里有很大的创造空间，可以变着法儿去找乐。这是一种更符合天性的更为自由的一种自然的生活状态，不像现在城市生活“内卷”得那么厉害。而且作业也没那么多。

第二个美好的回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小时候从外婆家去镇上读小学，大概要走50分钟的路，都是小孩子自己上学，在路上遇到的人都可以打招呼，感觉那是一个很温情的，很有信任感的社会。不像现在，即便在偏远乡镇的小学，还没到放学时间，大门口就有老人在等了。

当然，我们也要提防怀旧式情感带来的偏见和不客观，毕竟时过境迁。现在有很多人因为没有在农村的生活经历，可能很难去体会乡土情感，也不太容易理解乡村的文化、文明价值。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判断，就是我们必须要抢救式的去重构城乡关系，因为当下还有很多人对农村有这种一种记忆，还可以回到乡村，还有跟故乡链接的一种方式。再过10年，后代对农村有感情的人更少了，可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西方那种城市化的道路。

看到有报道说，在日本，即便是距离东京大概不到一个多小时车程的地方，农村就只剩下老人了。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社会组织可以在四个方面发挥作用

马广志：在脱贫攻坚战中，社会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你认为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蓝煜昕：乡村振兴是国家战略，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带动和导向是很强的，很多资源都会进入到乡村振兴领域，乡村振兴肯定是未来社会组织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场。

但是，社会组织所发挥的作用跟扶贫攻坚阶段是不一样的。相对于扶贫攻坚，乡村振兴是一个更加系统性的战略，不仅会关注部分贫困的人群，而是关系到整个乡村系统，关系到“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

在这个阶段，社会组织首先要找好自己的优势或者自己能发挥作用的空间，我认为可以在四个方面发挥独特的价值：

第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行政主导下的乡村振兴中的碎片化和短期化问题。碎片化就是“上面千条线”，政策资源重复浪费的情况。短期化则是指基层政府领导因为换届等因素，都希望三年或五年达成个可见的目标，但社会发展尤其是文化发展，可不是短期内就能见到效果的。

所以，社会组织应该从更系统的角度去考虑乡村的发展，链接和整合政府各条线、乃至市场的资源，做相对比较长期的考虑，尽量达到一种系统性。当然，这就需要社会组织要有定力，不要被政府条线分隔或被基层政府的注意力、节奏完全裹挟。

第二，在政府既有的框架下，能够解决整齐划一的问题。政府为了效率，例如在“三清三拆”或农村环境整治中，会把某个工程招标打包给一个公司，就不会考虑到某些村落的文化特征和地域特征，甚至有些地方的产业特色都是整齐划一的。这种情况下，社会组织就可以发挥优势，能够找到一些个性化、在地性的解决方案。

第三，就是发挥创新的作用。这是社会组织的核心价值之一，社会组织的钱不多，应该是探索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不太可能做规模化，最好是通过最佳实践案例和模式总结让其他地方学习和复制。

第四，在乡村的社会、文化领域进行深耕，发挥更大作用。虽然讲“五位一体”，但基层政府的侧重点可能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放到乡村产业振兴上。

以新出台的《乡村振兴促进法》里关于“城乡融合”的内容为例，核心关注了两个方面：一是城乡的要素流动，主要讲的是经济要素的流动，如何盘活农村的经济要素；二是城乡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可见大体上还是从经济发展角度来关注城乡融合问题，没有关注到文化和社会要素的城乡流动与融合的价值。

我这里有个案例，我们去广东梅州调研，发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很高，但教育、医疗却做得很好，为什么呢？当地官员解释说，原因在于当地有“第二财政”，就是客家人给家乡捐钱很多，很多好医院、好学校都是冠名的。

除了大慈善之外还有普通“城里家乡人”流向家乡的小慈善。在梅州留隍镇有“乐善群”的案例，从村子里走出去的打工者、教师、公职人员通过微信群发红包的方式，捐款给家乡村子里需要帮助的人，扶贫济困、敬老爱幼，还在微信群里形成了月捐，产生了理事、财务等自组织来监督和管理。

“乐善群”虽然钱不是很多，但形成了打工者、“城里家乡人”与家乡的一种链接，这种链接靠的就是传统的社会关系、家族文化和乡土情感。这种社会、文化要素链接的延续和再造应该是城乡融合的重要面向，也是比通常意义上的“资本下乡”更具道德感和可持续性的城乡互动。

所以，在如何链接城乡情感以及重塑乡村文化上，社会组织有大量事情可做，可以通过一些新的思路来发挥作用。

马广志：公益最大的社会价值本来就是连接信任，这正是社会组织优势所在。

蓝煜昕：是的，现有的政策里只看到其中经济要素流动，没有关注到文化的、社会关系网络的那部分要素的价值。所以我在前面提出这样的观点：乡村振兴不仅仅是农民的，也是“城里家乡人”的，也应该有这部分人的参与和声音。

经济当然是很关键的，但在没有被政策特别关注到的地方，社会组织可以做大量的工作。

100年前中国大地上的乡建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主要是面对“愚贫弱私”做人的教育；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则是一套民主和文化运动，强调社区居民的参与和本土意识的培养。

当下的乡村振兴则是新时代与“历史”和“他乡”激荡的回响，殊途同归。基层乡村社会完全依靠行政力量来进行再组织和重建是存在很多问题的，回应人的现代化和基层公共性重塑的问题需要社会组织坚持不懈的参与。

社会创新其实是一套方法论和理念

马广志：谈到乡村振兴，现在很多人都在谈通过技术创新和经济创新来进行。但是，我们知道，乡村衰退，包括乡村现在的诸多社会问题，都是由于经济发展造成的，如果单纯地寻求技术和经济发展来解决的话，显然是不行的。这就为社会创新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你的观点是什么？

蓝煜昕：社会创新与经济创新、技术创新不是对立的。在乡村振兴中，虽然家族、血缘、乡情、文化等要素对于凝聚人心和农村再组织化非常重要，但其中最有持久力还是经济上、产业上的合作与发展。如果不关注经济，就想达成别的目标，真的没那么容易。

技术创新也是不能忽视的，像上面提到的留隍镇城乡之间慈善资源的流动，也是建立在微信群这一现代通讯方式之上的。所以，经济创新和技术创新都是社会创新可以依靠和借助的手段，并不矛盾。

另一方面，我也很认同不能只寻求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必须关注社会视角的创新。

19世纪末，正是由于工业发展对传统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冲击，才产生了社会学。一百多年的后今天，经济和科技尤其是数字化转型对人们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冲击非常大，社会又面临新一轮经济发展、科技革命所代表的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对社群、对人的精神和归属感的冲击，而且更严重。

十多年前，孙立平和其他几位清华的老师有一篇《走向社会重建之路》的文章，提出要建立两个社会，一个是公民社会，一个是能动社会。

其中“能动社会”的概念来自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讲的就是要抵制经济发展给社会本身带来的侵害。比如，外卖小哥被算法控制、人们的生活被微信肢解等等，我们的生活被资本和科技冲击得七零八落，有些需求可能不是我们需要的，但资本可以创造新的需求，我们往往在不经意间被资本裹挟。

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创新其实是一套方法论和理念，就是要系统性考虑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然后在经济、科技和社会、文化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尤其是要以价值理性为基础，考虑到底什么才是美好生活？什么才是幸福的状态？人到底需要的是什么？这就需要通过社会创新的方式来反思和抵制市场和那些缺乏伦理基础的科技创新对社会的冲击。

当然，这也不只是被动的抵制过程，更是一个重建的过程，包括社会的价值体系、社会关系的链接等等。

马广志：那社会创新对于乡村振兴的意义体现在哪里呢？

蓝煜昕：如前所述，社会创新首先为乡村振兴引入一套方法论和理念。这套方法论和理念包括如下一些特征：

第一，社会创新是问题或愿景导向的，而非组织导向。社会创新是超越社会组织的，在行动主体上不限于政府或社会组织，强调跨界协作，在行动方式上也不限于公益或市场，以解决社会问题或实现某种社会愿景为目的。

第二，社会创新要求有系统思维。这种系统思维要求克服行政体系的碎片化和短期化，同时强调对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并有一套“愿景-战略-行动”、“原型-试点-扩散”的系统行动逻辑。

第三，社会创新强调创新和多元化。乡村振兴涉及基层的问题，各地的民情、社情和发展路径都不一样，切忌用大一统、一刀切的模式，必然需要创新和多种状态共存，需要突破行政思维、需要跨界和社会主体的多元参与。

此外，社会创新强调要关注乡村振兴的社会、文化面向。

社会组织存在双向不足问题

马广志：“跨界”是公益行业现在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但好像总也跨不出去。

蓝煜昕：跨界就是要打破壁垒和界限，社会组织不能自我区隔，不应该说只做社会组织的事情，应该是以问题或愿景为导向，系统地去解决某个社会问题，而不要在乎身份是什么。既有的社会分工概念和三部门理论其实是把大家分隔开了，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打破这种既有的划分。

目前公益行业也的确不容易，存在双向不足的问题。一是没有形成自己的相对自主的价值观和理念，没有很核心的伦理法则和要遵循的价值体系，核心方法论和专业性也没有构建起来。

但同时，公益行业又存在封闭的一面，行业缺少新面孔，效率和创新跟不上却又难以突破自己、跨界能力不足。

所以，公益行业面临两个方向的发展，一方面是向内，建立自己内核的价值观、方法论和领导力，另一方面是向外，打破边界产生联结，更好地适应环境。

马广志：那你认为对社会组织而言，如果想以社会创新的方式来参与乡村振兴，自身还面临哪些短板？如何克服这些短板？

蓝煜昕：其一，在社会创新要求的系统性上，虽然有社会组织做得比较好，但也确实难以抵制被行政吸纳和分割的压力。

本来我们寄希望于社会组织能打破行政体系的碎片化和短期化，能够系统性地解决社会问题，但当发现资源要依赖于政府购买时，NGO却变成叫 New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过度跟随政府的步伐和节奏，希望当然就落空了。

所以，社会组织在强调要与政府合作、在大的政策框架下工作的同时，应该克服被行政吸纳和分割的压力，要有扎根在一个地方、长期坚持的思想准备，不断地反思自己的初心和理念，发挥系统性解决社会问题的作用。

第二，社会组织的跨界能力不充分、尤其在对话的话语体系方面。乡村工作有一个重要的“在地性”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外来的、无权的社会组织如何才能很好地嵌入复杂的地方性环境并发挥影响力，我和郑观蕾博士年初就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的基层社会非常复杂，往往有一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和运行规则，并需要面对复杂的利益相关方，即使是在残疾人、妇女儿童等细分领域做得比较好的社会组织，要真正地嵌入农村也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例如如何跟已经在场的招投标企业沟通，懂不懂得乡镇干部的行事逻辑并跟他们对话，怎样与村子里的人对话，“参与式发展”的那套话语是否适用等等。乡村里的生活法则和社会关系跟在城市是非常不一样的，怎么在这种环境下发挥撬动作用，这种能力就是很大的挑战。

哈佛大学的Marshall Ganz教授有一门叫做public narrative（公共叙事）的课，其中关于如何讲故事、如何对话的一套方法论很值得学习。他之前是做社会运动的，通过社区组织争取权利，特别擅长跟公众进行对话和动员。在复杂的乡村做事情，公共叙事和公众沟通的这种能力是非常需要的。

当然现在社会组织也出现了区域化、社区化的特点，有的组织就是地方或社区内生的，这类组织如何采用不同的话语体系在内、外之间进行“翻译”、转换，发挥内外的目标和资源链接功能，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马广志：既要保持系统思维，不被行政吸纳和分割，还要提升跨界的能力，这对社会组织都是不小的挑战。但我们经常提社会组织专业性，专业性是不是也不强？

蓝煜昕：前面提到社会组织的内核除了价值观外，还包括专业性，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其实是不够的，王名老师称之为“能力专有性”。

在乡村振兴领域，社会组织就需要社会发展的专业性，是需要积累的，而且也不是把西方那套“参与式发展”理念借用过来就可以了。“参与式”是一种美好的想象，怎么把它用一种更符合在地文化特征的方式做下去，还是挺不容易的。

马广志：作为社会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你认为社会企业在乡村振兴中的趋势是怎样的？社会组织和企业应该如何通过社会企业的方式来发挥作用？

蓝煜昕：对社会组织来讲，要参与乡村振兴，必须要介入到经济活动中。比如对某个村庄要做系统性考量，必然要涉及到经济活动，要有一种更可持续的模式。

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重要内容，现在已有很多社会企业的方式了。比如“山水伙伴”在保护环境的同时，推出了熊猫蜂蜜的生态公平产品；还有搞羌绣的，也将传统的手工艺保护与生计结合在一起了。也就是说，很多公益行为往往要跟乡村的生计连结起来才能实现可持续性。从这个角度上讲，社会企业在乡村振兴中是很大的发展空间的。

社会组织和企业应该如何通过社会企业的方式来发挥作用，我想到，在台湾的社区营造过程中，形成了非常多的小而美的社会企业，它不一定做多大，但一定跟乡村的文化特点有关。

我觉得在未来乡村振兴中，这种小而美的社会企业会大量产生，有在地性的本土文化，有本土的人，甚至是返乡创业的人，这种分散的以社区为中心的小范围的社会企业可能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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