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元”(The silver dollar)是《经济学人》针对银发经济发明的一个词汇。在老龄化这个危机重重的阴影下，我们换个思路：中国“银元”在哪？有多大？ 

    《中国企业家》研究部专门启动了一项老龄化“危中之机”的调研，我们的调研发现：

    未来5年是重中之重。一方面，这5年是人口机会窗口中最好的时段，也是人口红利耗尽前最后的机会；另一方面，这5年是中国全面进入老龄化的关键时期。

    “危机亦良机”。中国要补的第一课是在意识上，必须从现在开始，在全社会建立起应对老龄化的意识。

    从“人口红利”到“长寿红利”。单纯把老年人口看成经济发展“成本”的做法早已过时，老龄化也可能创造“长寿红利”。

    “银发经济”现在是铜矿，5年后会慢慢变成金矿。随着建国后第二个生育高峰出生的人逐渐步入老年，中国老年产业将发生质的改变。

    中国老年产业正处于“尿布时代”。政府要承担起父母的职责，推动老年产业走向产业化、民营化和市场化。

    发现中国“银元”

    3亿老年人能否成为中国最大的消费人群？我们能否迎来一个遍地“银元”的商业黄金期？

    “夕阳人群”也是“朝阳产业”？经济学理论认为，社会中老年人所占比例较大时，社会的消费倾向较高。因此，逐步逼近中国的老龄化浪潮，同样也意味着“不尽银元滚滚来”的美妙前景。

    许多发达国家已开始迎接“银发经济”的到来。在美国，“战后婴儿潮”期间出生的7700多万名婴儿正逐步步入花甲之年。这个世代占美国所有家庭的42%，控制美国50%的消费者开支，一年总额超过两兆美元。他们可望比以前的任何世代更长寿，又乐于使用科技产品，引得无数厂家都纷纷制订新计划，推出新产品，以抢占这一市场。日本则走得更远，1960年代中期推动日本经济腾飞的主力“团块世代”已然退休，有望为日本带来15.3万亿日元的经济效应，日本企业目前已积累了傲视全球的服务老年消费者的经验。

    类似局面一定会在中国出现，但并不是现在。“银发经济”在中国始终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春天迟迟没有到来。原因很简单，中国老年产业尚处在“尿布时代”。

    从铜矿到金矿

    “消费能力不足是中国老年产业发展不起来的最根本原因。”在调研中，成美营销顾问公司总经理耿一诚告诉《中国企业家》，尽管中国目前已经有上亿老年人口，但这批人主要出生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消费能力有限，消费习惯保守，而且观念比较传统，有钱还是想留给子女。“中国老年产业现在是铜矿，开采难、获利少，而中国现在遍地是黄金，因此很少有企业有意愿、有动力去做。”

    这得到了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的肯定。由于老年产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而是由于老年消费市场需求增长带动而形成了国民经济中一个新兴产业，基本覆盖了第一、二、三产业，具有经济和社会双重性。即便在学术界，有关老年产业的性质究竟是盈利还是福利，抑或兼而有之，也是一个长期争论的话题。

    “不过，5年后铜矿会慢慢变成金矿。”耿一诚认为，随着建国后第二个生育高峰(1960年代-197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逐渐步入老年，中国老年产业将发生质的改变。这群人是当前社会的中流砥柱，有钱也有话语权，消费观念比起父辈也更为超前。届时中国市场捡钱时代也差不多结束了，老年市场将发展成真正的黄金产业。“我估计，这个高潮将出现在2020年前后。”

    老龄委提供的一组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2005年中国老年人的消费需求总量约为6000亿元，2010年将超过10000亿元，而当前每年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总价值却不足1000亿元，老龄市场供需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也隐藏着巨大的商机。

    很多跨国公司已经注意到中国老年产业中隐藏的某些商机，但较少上升到战略层面。IBM中国研究院资深经理潘越坦言，很多跨国公司储备了大量与老年产业相关的产品和技术，但多处于研究阶段，离商业化本身还有一段距离。“现在还没有到启动的时候，企业都在等这个市场爆发。”潘越说。

    联想这样的本土企业，甚至早在2000年就开始关注这一市场。2001年，联想推出了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天乐系列老年电脑，具有全屏触摸式、屏幕手写板以及家电化设计三大特性。但由于市场发展不到位，产品本身的适老性也有问题，因此并没有获得成功。

    欧洲老年科技平台的模式，值得中国在考虑鼓励和扶持老龄产业方面进行思考和借鉴。它由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和相关的老龄基金会支持，引入各种中小型高科技和服务企业进驻开发，对智能技术养老应用起到了“孵化器”的作用。

    此外，老年用品商店也逐渐红火起来。虽然早在1990年代，央视《夕阳红》栏目就开始了老年连锁用品商店的探索，一度遍布全国，最终折戟沉沙。但十年之后，专业的老年用品连锁商店又开始在国内萌芽。

    但中国“银元”并不好挣，同是一头银发，老年生活的色彩却各不相同。有些老人在70岁时可能身体很虚弱生活在养老院里，有些则可能还精力充沛的返聘入企业工作。五花八门的需求本就让产品销售成为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更何况产品的适老化远远不够。

    更重要的是，政府在投资引导上不够成熟。轮椅是最典型的例子，一方面，轮椅是各种捐助的重要主角，另一方面，轮椅厂也是雨后春笋，以至于现在200元就可买到一个轮椅。这并不是因为在中国轮椅有巨大的需求量，畸形繁荣仅仅因为它免税。

    陆杰华认为，老年产业必须走向盈利时代，也必然走向企业化运作，但政府应当对其做出更具倾向性的政策扶持，否则铜矿向金矿转化的速度将被大大延缓。同样，这是发展老龄产业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养老产业的十字路口

    最早看见商业曙光的，是中国的养老产业，这也是中国现在供需矛盾最为紧张的领域之一。党俊武甚至认为，当前所讲的“居家养老为主体，机构养老为补充”的提法存在问题，降低了中国发展机构养老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中国所需要的养老床位，如果一字排开的话，能绕赤道19圈半，等于三个印度的国土面积。这么大的需求量，怎能仅仅将其视为补充呢？”党俊武称，中国目前的养老服务设施总床位仅占老年人口的0.8%，大大低于经济发达国家5%的水平，虽然近年来民办养老设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供需矛盾仍然十分突出。

    存在巨大缺口的，还有与之相关的社会服务业。统计数据显示：一名专业护理人员可以同时照顾30位70-75岁的老人，但只能照顾9位80-85岁的老人。至于85岁以上的老人，更是平均每4人就需要一位专业护理员。从现在前瞻性的看未来，中国将需要800万-1000万专业护理人员，而目前拥有正式的养老护理职业证书的人不过30多万，差距相当惊人。这不但是一个诞生中的全新产业，也必将导致相应的教育培训市场的火爆。

    在调研中，不少公司认为，当前政策远远滞后于市场需求的发展，对养老产业的发展造成了越来越大的阻碍。

    除了这些非营利性的机构，不少房地产开发企业也开始试水养老产业(参见图2)。老年公寓、老年社区等理念开始在房地产界流行，“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开发类型越来越多样化、运作的专业性越来越强，并且逐渐开始产业化，是进军该产业的房地产开发商几个最明显的趋势。”华高莱斯国际地产顾问有限公司策划总监刘葳告诉《中国企业家》。

    但做一个养老项目比商业地产投资回报期还长，刘葳甚至认为“不要期待十年内有什么特别高的回报”。较早进军该领域的乐成集团也坦言，国内目前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在该领域取得成功的房地产企业。

    政府在养老产业的界定上的不明晰加剧了商业化和盈利的困难。调研中发现，中国政府虽然在鼓励养老服务业的发展，但约束很多，比如必须要找到一个跟政府相关的上级单位主管等，这就很难吸引到资金和人才。而相应的税收政策也自相矛盾，虽然养老产业享有一些税收优惠，但非营利机构本身对税收优惠并没有什么很迫切的需要。

    这不但导致了各种打着慈善旗号行房地产开发之实现象的出现，也伤害了有心做大养老产业的企业和机构。养老产业已经走在非营利时代向商业时代转折的十字路口，政策导向已到了必须明确的时刻。

    “政府应该给进入养老产业的机构一个明确的身份，同时要给出相应的可落实的鼓励条件。”乐成老年事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詹泳说。

    走出“尿布时代”

    “中国老年产业正处于‘尿布时代’，”王燕妮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有长大的希望，但光靠自己是不行，没有父母的照料就可能夭折，或者因为后天营养不良而发育缓慢。政府要承担起父母的职责，推动传统上认为是属于社会福利的部分将走向产业化、民营化和市场化。”

    方嘉珂赞同该观点，认为中国国情决定了政府必须承担比发达国家更大的责任。但他强调，在父母没有多余时间照顾孩子的时候，找一个得力的保姆就是必须的事情了。

    这个保姆就是非营利性质的各种NGO组织。它是独立于企业和政府之外的第三方力量，既适应老年产业具有福利和盈利双重性的特点，也是中国老年产业由非营利时代向商业时代转型时不可或缺的力量。

    换言之，时代呼唤中国社会企业家群体的崛起。

    不少西方国家都经历过从福利模式到商业模式的过程，以德国为例，在原有的社会保障基础上，德国在2003年通过了一部新法律，明确规定各类型养老机构都要实行公司化登记。这值得中国借鉴，但一个前提是，企业以赚取利润为天职，不能对其有太多苛求，而德国有强大NGO组织进行监督，遏制住了出现商业化搞乱养老体系的情况。

    “政府应该把注意力转到扶持第三方力量上面，同时要加强监管，避免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况出现。”方嘉珂说。

    中国老年产业走出“尿布时代”的另一个引爆点是商业模式的突破。比如，“以房养老”模式。

    “以房养老”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住房养老财务证券化的模式，又称住房反抵押贷款或“倒按揭”,是指房屋产权拥有者,把自有产权的住房抵押给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后者在综合评估借款人年龄、生命期望值以及预计房主去世时房产的价值等因素后,在一定的年限内,每月给房主一笔固定的现金,房主继续获得居住权。直到房主去世后,将房产进行出售,所得款项用来偿还贷款本息,其升值部分亦归抵押权人所有。

    该模式起源于荷兰，而发展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则是美国和新加坡。中国存在大量“住房富人，现金穷人”，如果该模式能在中国实现，将会极大的提升中国老年人群的消费能力，同时激活金融保险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乐成老年事业投资有限公司认为，“保守估计，这将是一个十万亿的大市场。”尽管国内还没有企业去做这种针对老年人的金融产品，但相应的研究已经展开多年，一些保险厂商已经与国外合作，正试探性的设计和推出相应的产品。这一模式一旦成功，所拉动的消费将是惊人的，并将产生一连串连锁反应。

    当然，“以房养老”的运行必然会面临各种挑战，比如政策监管问题、房屋的70年产权问题、升值问题，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买房传子等。

    3亿老年人能否成为中国最大的消费人群？我们能否迎来一个遍地“银元”的商业黄金期？

    本次调研，除了文中具名机构及个人，还得到了如下机构和个人的支持，一并致谢：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李宝库，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Frost& Sullivan咨询公司，信诚人寿，科锐国际，奥美公关等

    马三立老年公寓变形记

    马三立老年公寓，曾经是天津市河东区新开路的标志性建筑。它高达11层，紧邻天津站，占地8000多平方米。但现在这个名字已然成为历史，早在2006年，楼前就已悬挂起“如家快捷酒店”的招牌。

    它源于相声大师马三立的一个想法，身为天津市政协委员的马老在1995年提出一份议案，呼吁热心公益的企业家为赡养老人出一份力，并公开宣称：“谁愿意建一个老年公寓，可以无偿使用我的名字，我支持。”

    该提案得到了政府的高度关注，也引起了天津企业家高文光的注意。不久，他与马三立达成协议，高文光投资4000万建设一家老年公寓，马老则无偿捐献出自己的名字。在政府政策、土地和手续方面一路绿灯的情况下，1997年，一栋11层的大楼拔地而起，马三立老年公寓的牌子正式挂出，高文光担任法人，马三立之子马志良则出任该老年公寓的总经理。

    但随后发生的一切，让政府、企业和马三立父子本人都尴尬不已。

    “打从开业那天起，一直到停业也没有收进多少老人，最多的时候住进了6个人，然后就停滞不前了。”某养老业资深人士告诉《中国企业家》，“那是1990年代，入住的价格每人每月超过3000元，还不包括护理。即使是现在，天津条件最好的养老院，收费也远不到这个程度。”

    这必然促使老年公寓的性质产生质变。大楼建成后不久，文光集团便整体迁入其中，占据了最高的两层楼，紧接着，一层层的房间相继被挪作他用，或用于商业出租。

    两年后，马志良被迫离开。马三立父子又投资在天津东丽区重又建了个马三立老人园。但马三立老年公寓的牌子此后仍挂了好几年，直到2006年，文光集团把大厦底下九层全部租给了如家快捷酒店之后，马三立老年公寓才正式寿终正寝。

    对于马三立老年公寓的失败，马志良认为，其运营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过于高端，远远脱离了当时人们的消费水平和养老意识。但在业内人士看来，最初的高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投资人有意为之，其实质是打着福利性的老年公寓之名行商业性的房地产开发之实。

    这一事件也让政府感到尴尬，作为前车之鉴，政府此后对该类审批极为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