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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的恐惧与希望之中欧青年的异同
2014-06-13
952个人和社会对未来抱有怎样的期待决定着他们的现状。对未来抱着希望甚至是狂热渴望的时期与对未来存有恐惧的时期会交替出现。人们对自己未来可规划性和保障性的感知度，决定着他们的行为。
自古以来，对未来的猜测和预测就在所有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远古时代的神秘占卜仪式乃至如今中西方国家以数据和趋势分析为手段的智库，都是解析未来的方式。尽管人类思维在全球范围内呈现科学化的趋势，但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各种猜测未来的手段，如占星术等，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某些具体个人的决定。
在中国，由于近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迅猛，很多人对未来持乐观主义态度，人们坚信只要有良好的教育，每个人都能得到稳定工作和富裕生活。人们普遍认为，虽然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承受的工作与学习压力越来越大，但只要努力肯定会有一个有保障的未来回报他们。
但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竞争压力，也使得个体对未来的态度发生着缓慢但显而易见的转变，尤其近年来，在20至30岁、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群体中，对于毕业后能否找到合适工作的担忧、竞争压力的增强、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趋向（1995年的中国的人口平均年龄大约27岁， 2011年则为35.5岁）和生活物质需求的提高等因素，导致人们对自己的未来越来越普遍感到不安。 此外，独生子女政策也加大了年轻人无论如何必须成功的压力。他们的祖父辈和父辈经历过动乱的年代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起伏，有过贫困和挨饿的经历，这一代人则完全不同，他们在极端呵护中长大，对于现今优胜劣汰式的中国社会的艰难没有足够的准备。
父辈和祖父辈的所言所为大多以子孙的未来为中心。为了子孙能够拥有稳定的未来，他们愿意牺牲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他们认为教育是让下一代获得稳定未来的法宝。对于他们自己的未来，如年老时的疾病和贫困却很少担忧，但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和不够完善的社会保障，这实际上是很现实的问题。
与欧洲相比，因经济飞速发展造成的后果，如气候变化、环境破坏、空气污染、资源匮乏引起的对未来的恐惧，目前还不像欧洲一样明显，但也越来越突出。在中国，因这些后果危害生命或者健康，特别是危及孩子的生命和健康，如食品安全问题等，其让人产生的担忧已不容忽视。
国家领导层承诺“科学发展”，这意味着，他们一如既往地以“未来是可规划”这一假设为出发点。不过，这种假设在民间已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欧洲的情况又如何呢？总的来说，人们对未来的态度是一种实用主义：“未来”在一些科学性的事实议题上，如节约资源型技术和能源转型，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方面具有一定重要性，但很少出现在有关个人、家庭或是大众媒体的语境里。
在欧洲，由英美“未来研究”领域引发的，跨学科、基础且系统的科学型未来研究的影响力在过去10年里有所提高。在法国、比利时和芬兰都设立了有国家资助的、有专门组织的未来研究的机构，但目前在德国和其它中欧国家还没有类似机构。迄今为止，关于“未来”的讨论基本上只限于在以自然科学和经济学为主的专业圈子和出版物中进行，在此外的社会科学学科里几乎没有。总的来说，目前在欧洲解决当前紧迫的问题比长远的未来设想更加重要。
在将欧洲作为整体谈论欧洲人的未来观时应该考虑到一点，就是德国人对于未来的评估与其他欧洲国家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皮尤研究中心在2013年5月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德国人对于其本国的经济形势、个人财务情况、未来、欧盟、欧洲经济一体化以及自己国家在欧盟中的领导作用地位的评价都远远好于欧洲平均水平。在某些方面，如对经济的个人主观评估，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差异甚至更大。目前，四分之三的德国人对于德国经济实力的评估是乐观的，而在其它欧洲国家，这项指标只有9%。
德国受访者最大的担忧在于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前述调查结果，大多数人都希望位于柏林的联邦政府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作为首要任务。
与扩大的贫富差距息息相关的是工作质量与找工作的问题。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2014年底欧元区的失业率在12%左右，比OECD全部成员国平均值要高得多，西班牙和希腊的失业率预计将近30%，法国为11%，德国是5%点多。OECD总秘书长安琪•古里亚在2013年年中公布这些数据时曾经说过：“金融危机带给社会的创口还未痊愈。”在欧洲，那些教育和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正遭受或面临着失业问题。
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就业这个主题会影响他们看待未来的态度。他们是由接踵而至的债券危机、金融危机和国债危机引发的欧洲危机的最大受害者。很多人陷入失望的恶性循环中：对于没有工作的年轻人来说，独立生活或者建立自己家庭的计划都被推迟到遥远的未来。他们当中有些人会变得逃避现实，或者陷入宿命论，或者变成激进分子。
根据调查显示，在欧洲的年轻人中，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的分界线到达了前所未有的清晰状态，这种分界是由他们所受的教育背景决定的：那些受到良好教育的（包括在幼儿时期受到的语言培养）和家里能提供资金和资源支持的年轻人，在面临挑战时的态度是乐观的。按照壳牌公司在欧洲的调查数据，这些年轻人的数量占了超过一半，而且还呈增长趋势。但是，这种乐观主义与社会阶层有着密切关系：在欧洲，在青少年时期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和语言培养的人，大部分有移民背景。这些人得不到就业和良好生活机会的威胁和风险比较大。根据壳牌公司最新有关青少年调查显示， 只有三分之一社会背景不好的青年人对未来很有信心，在南欧存在经济危机的国家，这个比例可能更小。
在欧洲，那些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认为，在解决问题时，个人的主动行为和对社会政治生活有明确意识甚至参与，如节约能源以及在环保领域、公平与人权领域主动参与，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依靠传统的解决方式，如党派和宗教，在年轻人的选择中呈下降趋势。
目前，在有关教育的公共社会政治的语境中，学校和早教机构，包括全天托管的必要性，在教育这个话题中扮演着和家庭同样重要的角色。关于家庭的议题，目前在欧洲谈论的是父亲在孩子早期照料过程中提高的参与度和角色以及一些现实问题，如生育障碍、人工授精、同性恋伴侣的收养权、单身母亲和多样的新式家庭如“拼凑家庭”的合法化。在境况较好的社会阶层，家庭议题还涉及对“自我完善”过度关注的现象。
德国的一些文章也对一些文化趋势，如对孩子的“过分保护”和普遍存在的“直升机父母”持批判态度，把生育导演成一种特殊“经验”的趋势则愈演愈烈。女作家安东尼娅•鲍姆在其2014年1月6日发表于《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在德国较好社会阶层对亲子关系极高关注度的推断：
“也许这种巨大的不满与此有关，即自我实现、自我建构和自我完善在当今被作为一种核心价值观传递给了年轻人。”
妮娜•帕尔在2014年1月29日发表在《时代周刊》上的一篇文章里继续了同类分析，“繁衍后代”这一普通现象在缺乏安全感的时代表现出奇特的现象：
“自从受孕那一刻起，不惜一切都要保留这种纯粹性。父母被各种过分细致的规则所限制：怀孕期间不得吃未加工牛奶制成的奶酪，一滴咖啡也不许喝，孩子出生前不能激动，有人抽烟立即离开房间。孩子出生后，让孩子做瑜伽，给他们灌输莫扎特音乐，吃烤制纯素饼干并测试他们乳糖耐受程度。即使世界毁灭了，孩子以及她不肯撒手的纸杯蛋糕也要保证都是不含麸质的。在这样一个被各种不可见的威胁包围着的时代，除了关心下一代的问题外，还有什么值得关心的呢？如果真正的威胁来自工作压力、国家安全局、气候灾难和金融危机等这些不能直接看见的威胁，人们反而会格外关注能看到和有影响到的事情。未来无法想象，所以似乎前路茫茫，唯一会令人感知到起源和初始的--孩子，便会受到更好的呵护、朝拜和折磨。孩子变成了镜子和试验田，反映出来的是父母自己的不安以及拥有自然的、初始的完好无损这种愿望。”
欧洲人关心的不仅仅是孩子，欧洲的老龄化社会也令人担忧。实际上，欧洲（将俄罗斯也算在内）已经成为世界上居民平均年龄最大的洲，这一角色将保持到2050年——到那时，欧洲的人口与今天相比将会减少3000万。同时，用于老年人的公共支出在一些欧洲国家将会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超过一半的欧洲人在为此事发愁，不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态度”调查项目（于2014年1月30日公布）的结果，这个数额比中国少（67%）。对于该由谁来照顾这些老年人的问题，超过三分之一的德国和英国受访者的回答是个人。
国家未来设计的意义在欧洲越来越多地由一些回溯性的、以历史为重的力量，右翼国家主义的党派或者反欧洲的政治党派引领着该主题的辩论。在危机环境下，国家信任的丧失以及危机的普遍化似乎都是暂时性的。总而言之，在全球背景下，欧盟国里超过五亿的居民被视为一个政体的成员，他们自己也是这么看的，这种趋势也将会继续下去。现在，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有关“未来”这个主题的实际操作或干预多在欧洲的，而非单个国家的框架下进行。
(作者: Michael Kahn-Ackermann, Verena Ringler)
以“未来”为主题的四场墨卡托沙龙，将分别在两个周末进行，中德双方嘉宾将深入探讨，在中国与欧洲，不同人群对未来的恐惧与希望，以及什么样的因素决定我们的未来等相关问题。
墨卡托沙龙VII: 对未来的恐惧与希望：中国与欧洲青年的异同
地点：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日期：2014年6月21日
时间：15:00 – 17:30
沙龙的第一场将结合对未来的愿景和期待，对中、欧年轻一代在思想与行为上的异同进行深入讨论。
讨论涉及以下问题：
• 在中、欧社会中，“未来”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面扮演着何种角色？
• 在中、欧社会中，年轻一代对未来的期待是充满希望还是恐惧？
• 对未来的集体性恐惧与希望是如何产生的？
• 年轻人的恐惧与希望的表现是怎样的？
• 哪些事实、经历、幻想和历史投影影响着年轻人对未来的希望和恐惧？
• 对未来的恐惧与希望对人们生理和心理状况有哪些影响？对未来的恐惧与希望可以多理性？对未来的恐惧是一种病吗？
• 哪些对未来预测的手法可以应用？它们对个人行为又产生怎样的影响？
通过对话将明确来自中、欧两个社会的年轻人，因对未来的不同期待而产生的对未来的恐惧和希望的内容、反应以及行为的共性与区别。
墨卡托沙龙VIII:应对未来的能力从何而来？论教育的影响
地点：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日期：2014年6月22日
时间：15:00 – 17:30
第二场沙龙将涉及教育对人们未来产生的影响。几乎所有社会，教育都被认为是掌控未来成功或失败的根本因素。这点在中国尤为突出，父母为了子女的教育愿意做出巨大牺牲。
在沙龙中将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
• 在中、欧社会中，教育在创造成功人生上被赋予了怎样的意义？
• 教育在掌控个人未来上到底有多大影响？
• 对未来的恐惧与希望对教育实践产生怎样影响？
• 在当今社会，哪种形式的教育让人们具备应对未来的能力？什么决定着社会及个人是否有应对未来的能力？
通过对话将明确教育的角色以及对教育的期待在中欧两个社会里的共性与不同。此外，还将以教育模式本身作为问题出发点进行讨论。
墨卡托沙龙IX: 未来是否可以设计？我们如何决定 “明天“？
地点：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日期：2014年7月5日
时间：15:00 – 17:30
在第三场沙龙将涉及“未来“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性话题。在欧洲和中国，政治精英们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可设计性以及计划实施的看法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在沙龙中将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
• 今天，哪些对未来预测和未来计划的形式与模式分别在两个社会中被实施？它们对政治决策产生怎样的影响？
• 哪些模式是这些决策的基础？
• 这些模式在过去有多成功？
• 对未来的预测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政治决策？
• 对未来的研究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 政治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 政治上对未来的计划在多长时间内具有意义？
通过对话将明确未来的可设计性在中欧两个社会的共性与不同。此外，还将讨论对未来研究的实际意义以及它对政治决策的影响。
墨卡托沙龙X: 未来愿景与社会：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地点：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日期：2014年7月6日
时间：15:00 – 17:30
以“未来”为主题的第一场沙龙探讨个人的未来期望，在最后一场沙龙中将涉及有关集体性未来的问题以及中欧两个社会分别对未来的愿景。即使当今的社会面临着全球化的未来景象，“国家““民族”在集体性未来愿景的产生与发展中仍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沙龙中将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
• 在中欧两个社会中，人们对自己的国家以及民族的未来有怎样的期待？
• 它们是如何表现的？
• 民族的未来愿景以哪些机制和理论模式为基础？
• 国家以及分别对两个社会的成员有怎样的影响？
• 这些未来愿景是怎么产生的？它们可以被制造吗？
• 政治精英如何使用当下对国家以及民族的未来愿景？
• 对国家以及民族的未来愿景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政治精英的决策？
• 在中、欧两个社会中，国家以及民族的未来与全球的未来之间的关系分别是怎样的？
通过对话将明确在两个社会中人们对国家以及民族未来的期待的共性与不同。 还将讨论在中欧两个社会中，集体性未来愿景产生的机制以及它们个体的对自我理解和政治决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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