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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内生式发展与社区保护地”工作坊顺利举办

  • 2019-04-28--2019-04-30
  • 中国云南丽江市古城区丽江
  • 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
  • 环境保护 三农与扶贫 社区发展
  • 点击量:31

详细介绍

第四期“内生式发展与社区保护地”工作坊

 

2019年4月28-30日,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支持并委托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承办的第四期“内生式社区发展与社区保护地”工作坊在云南丽江顺利举行。

 

参加本次工作坊的人员来自于16个政府机构、研究单位、国际NGO、社会服务机构及社区,共计29人,分别为: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金花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绿色和平、乐施会云南办、丽江市商务局及其帮扶的丽江市永胜县松坪乡撒坝子村、红河哈尼梯田生态保护中心、香港中文大学“一专一村”计划及其服务的怒江州贡山县捧当乡迪麻洛村、丽江老君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农民种子网络及其服务的宁蒗县拉伯乡格瓦村与拉伯村、宁蒗县农业农村局、宁蒗县住建局、台湾慈心有机农业发展基金会。

 

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自2010年开始在丽江三江并流地区的4个乡镇8个村委会,127个村小组,1150平方公里的区域中开展社区建设,促进当地人成为保护与发展的主体,使之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至今已经建立了48个社区自然保护地和1个流域保护地,保护面积超过25万亩,环境得到有效管护。2018年,中心与服务社区共同创建了一套社区保护地(ICCA)同行评审的标准,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社区保护地进入ICCA全球注册系统提供了借鉴。

 

目前中心在各个社区里正在开展的社区保护地、垃圾处理、村寨银行、生产生计改善、生态产业合作社、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等项目以及各类真实案例为NGO业界及研究者进入社区、参与实践、观察研究提供了基础条件。

 

中心团队除了有来自各专业的社会实践者外,还有历经环保发展各个阶段的资深实践者邓仪,其通过30余年的行动反思,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建了“内生式项目管理”(Endogenous Project Management)的理论和工具,为工作坊提供了分享的基础。

 

自我认识与介绍

 

工作坊伊始,首先由参会的各个团队分别按照以下提纲介绍了自身的项目情况:

1.我是谁?

2.正在或想要做什么事情(项目)?

3.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4.如何做这件事情?

5.事情的进展如何?

 

在此部分的介绍中,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政府机构及NGO代表在介绍“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时,都从自身的立场、角度、动机来分析问题与项目,而容易忽略或未提及社区的需求与看法。

 

“我要做”与“要我做”

 

本次工作坊邀请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罗祎楠博士为与会人员做了《“为己之学”——中国治理历史的内生性悖论与当代突破》的讲座分享。

 

罗博士说,在日常的生活、学习及工作中,存在“要我做”与“我要做”两种情况。前者的逻辑相信,存在一个支配着作为个人主体的“我”的权力体系,比如国家、资本等。个人主体深陷其中,无论是被物质激励,还是被权力强迫,都是不自由的。个人主体如何超越对这样的权力体的依赖,寻求获得持续的、不依赖于外在的改造世界的行动动力,则是“我要做”的主题。

 

罗博士进一步说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题便是如何超越那些外在于人主体的权力体,而使人们获得“我要做”的持久动力。但与此同时,对如何达成“我要做”的各种理想设计,却又经常反而和权力体结合起来,成为被声称的东西,也就异化成了“要我做”的东西。这一过程,便构成了从“我要做”反转为“要我做”的传统中国治理的内生性的悖论。比如,在对官僚主义问题的认识与解决上,王安石、王阳明等均有独到的见解与解决方式,也就是内生性的“我要做”。而这些理论一旦与外部的权力结合后,这种“我要做”就变成了“要我做”。王安石主导的变法运动划分出了新党与旧党,撕裂了北宋的社会。而王阳明的《南赣乡约》在实践中,则反而使人在某种集体压力中,制造自己的所谓错误与不足。

 

如何走出并解决这种内生性悖论?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家们同样在寻找答案。“为己之学”便成为一种克服悖论的行动伦理:面对个人无法掌控的客观世界与命运,通过不断的探索和改造外部世界将实践内化为满足与自信,找到以不断探索世界为乐趣的永久动力。而在为己之学的行动中,组织、国家也不再是脱离乃至压制人主体为学追求的权力体,新的组织方式由此可以建立起来。正如孔子说,“君子周而不比”,“德不孤,必有邻”,秉持着共同为己之学的人们,在“有朋自远方来”的欢乐中,在“见贤思齐焉”的砥砺中,可以共同投入无限的社会实践中去。这是一种不再使人异化的组织方式,他们就会带给自己与人民同样的幸福。

 

邓仪老师在随后的交流中说,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公益组织,作为服务者,自己都需要首先明白什么是内生,自己如何获得内生动力,应该秉承什么样的理念与价值观进行服务;如果连服务者自身都没有内生动力,不懂得内生动力是什么,又如何去促进服务对象产生内生动力?

 

从个人经历看整个环保历程

 

中心理事长邓仪老师根据自己的工作经历,分别介绍了草海自然保护区管理、阿拉善荒漠化治理以及三江并流可持续发展的工作经验、教训与反思。通过多年的实践,项目理念逐渐成熟:生态保护其实就是建立合适的人地关系,社区当地人应该成为社区发展与保护的主体,在之中要建立利益、权利的多赢分配和公共管理机制,使之可持续。再到云南三江并流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项目,邓老师逐渐形成内生式社区发展项目管理,注重在社区自主、契约精神、民主议事以及公平程序方面的建设,来推动社区实现可持续发展。

 

丽江在行动

 

项目官员耿得安介绍了丽江社区可持续发展项目的概况。在丽江,社区项目旨在解决社区公共管理缺失引起的乱砍滥发、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的资源枯竭、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的脱节、生态保护的主体错位等问题。在具体的实践中秉承着社区为主体、服务社区需求、社区出资出力等基本原则,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践行动,社区实施了包括社区保护地、村寨银行、生态农业、社区卫生环境治理、合作社建设、传统文化与手工艺传承等项目活动,逐步探索适合社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为促进工作坊中的交流,丰富分享的角度,工作坊邀请了河源村民李玉坤分享自己参加社区项目的九年回顾,并跟与会人员进行了交流互动。曾经作为护林员的李玉坤,一直苦恼于如何将村组内的集体山林保护好,使之不再是护林员一个人的工作。通过外出学习、交流,李玉坤希望可以开展村寨银行项目。在村民持续两三个月的讨论中,村民将村寨银行的资金使用权利与生态保护的职责义务进行了捆绑,形成了基于本土文化的村规民约,创新性地解决了集体山林的“公地悲剧”,从此再也没有村民故意砍伐山林。李玉坤还分享了农民合作社在统销农产品、对接市场中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在分享最后,李玉坤说,人们经常说到主体地位,但是它好说却不好做;真正培养农民的主体地位,是个很漫长的过程,要从农民的意识改变,到行动的改变,要体现在具体的过程中

 

黎明黎光社区访问

 

4月29日,工作坊安排了前往黎明村与黎光村社区实地观摩项目的活动。

 

在黎明村别都吾组,参与人员观摩了别都吾组村寨银行与生态保护项目的启动仪式。别都吾组共22户村民,有21户村民参加村寨银行项目,同时建立了社区保护地,履行保护8700亩山林的义务、职责。通过现场的观摩以及与当地村民面对面的交流,参与人员对于村寨银行、社区保护地的实施过程更加清晰,进一步理解社区主体下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如何开展。

 

在黎光生态产业合作社,黎光村蜂金龙书记为与会人员介绍了黎光可持续发展项目的整体情况。蜂书记曾经与诸多的NGO进行了项目合作,但是发现这些项目都不持续,即NGO人员或资金退出后,项目也就旋即结束,当地人并没有多少受益。实施项目四五年来,蜂书记感触最深的是:在实施项目时要充分尊重村民的意见,注重项目的可持续性,同时,一定要以村民为主体。

 

而黎光村正是在这种经验与原则的影响下慢慢探索,找到了适合自己民俗风情的方式方法。蜂书记随后列举了村民在垃圾管理、山林保护、河流鱼类保育等方面自我管理的案例,与大家进行了生动、多样的分享。最后,蜂书记强调说,项目实施中,制度很重要,让村民自己制定制度、自己管理;村民讨论制度时,要充分,不要追求时间快,可以逐步完善补充制度;······黎光村现在是制度在管人,而不是人在管人

 

此外,与会人员还实地走访了解黎光村河上组社区保护地、黎光村河流保护地等。

 

权利,还是过程?——公共服务的方向选择

 

4月30日,工作坊安排了具有针对性的案例进行分析讨论,促进探讨社区工作中NGO与社区的定位、如何回应社区需求、社区如何进行持续性的自我管理等问题。

 

案例一:某公益组织在社区开展环境保护项目。某村民联合了11户村民向工作人员提出申请牵引车(拖拉机)抽取沼气池里的沼渣,从而解决村子里沼气池废弃闲置的问题。村民还制定了管理协议。但是,公益组织内部对此项目的看法也并不一致,出现了支持项目与暂缓支持、不予支持的三种观点。

 

案例二:某村社建立了社区保护地,制定了村规民约,将村庄内的河流划入保护区域,重点保护当地的鱼类,禁止一切捕鱼的行为,并制作了宣传牌予以警示。某天,外地人员来到河边钓鱼,并无视村民的警告。为了维护村规民约,当地村民全部集合起来与外地人员开展了持续七八个小时的维权活动。

 

与会的政府机构、NGO与社区人员设身处地进入案例中,讨论“怎么办?为什么要这样做”。在案例一的讨论中,各组讨论也出现了支持与不支持购买拖拉机的不同倾向。有讨论组表示,拖拉机可以解决沼气池存在的问题,也反映了村民的需求和意愿,应该支持该项目;另有讨论组认为,项目还存在诸多的疑惑——拖拉机是不是村民的真实需求?为什么只有12户村民参加?此项目是不是符合NGO的行动逻辑与机构目标?因此需要暂缓执行或者不予支持。针对村民协议中“(拖拉机)产权归某农民”的条款,多数讨论组均认为存在问题,但也有讨论组认为,这种方式可以调动该农民的积极性,客观上有利于技术推广与问题解决。

 

邓老师在随后的评论中说,政府机构、公益组织在服务社会中的目标、路径各有不同;如果要进行技术推广,则委托社区的能人、精英来执行是可以实现此目的;如果为了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与公共管理,则需要政府机构、公益组织在该项目的过程中注重更多的细节,思考如何体现更多村民的需求、意愿,并推动社区村民的变化,探索公共服务中的公平、正义。

 

在案例二的讨论中,多数讨论组选择站在政府立场来支持并尊重当地村组维护自身的村规民约,对外地人员予以处罚;也有讨论组选择站在公益组织的立场为解决纠纷提供建议等等;而社区讨论组则从村民的角度出发,认为要坚决捍卫村规民约的权威性,并对外地违反者予以惩罚。

 

针对案例,罗祎楠老师进行了评论。他提示政府机构或公益组织在介入社区的事务中需要注意界限的问题,并提出了权利、过程两个概念。前者规定了社区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什么事情。而后者则是事件前后持续的状态,涉及到具体的策略,是不可能按照设计来实现的。因此,政府机构或公益组织应该去保障社区的基本权利,而不应该过多地干预社区自身的过程。

 

通过案例讨论,大家更清楚地认识了NGO应该如何服务社区,如何回应社区的需求进而产生项目,如何尊重社区的主体地位实现社区的自我管理。

 

在下午的自由讨论中,与会人员就进入社区的方式、与社区建立联系的渠道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分享。

 

总结与分享

 

最后,参会的政府机构、NGO及社区人员分别进行了总结与分享。

 

以下为部分与会人员分享发言的节选。

 

梁海梅(农民种子网络):感触最深的是丽江中心坚持的原则——社区为主体,村民自愿参与并进行自主管理以及他们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工作方式。······在工作方法上,我们之前的工作方式是有一些偏主导性。······现在,我们要有一些转变,我们要重新定位自己。对于社区来说,我们NGO是参与者。

 

麻金良(红河哈尼梯田生态保护中心):做产业扶贫的项目,容易以增收为导向,过程中往往采取成本最少的方式,虽然效果明显,但很难实现社区和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工作坊给我的启示是,今后的项目应给农民足够的自我思考、自我管理、自我提高的空间,从而激发团结、互助、诚信的乡土文明。

 

蔡静雯:在工作坊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认识了保护的逻辑——重建人地关系,并尊重当地人的主体地位。······通过与村民交流发现,村民对于参与、表达、决策有很大的诉求,对村寨银行项目有很高的认同度;这样做不仅实现了环境保护与当地的发展,而对我来说,当地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是培养当地公共性的实践。

 

王春光(丽江市商务局):因为平时的工作中更多的是强调“要我做”的问题,忽略了“我要做”的内生动力的激发。而(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项目的设施则调动和激发了村民的积极性和参与度。······今后在工作方式上要有所转变,去更多地了解服务对象的需求后再给予支持和帮助。

 

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感谢各位老师、社区农民、政府机构及NGO同仁参与本次工作坊及为之开展的真诚分享与交流。

本工作坊是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执行的UNDP、GEF/SGP项目——“重点景观区域内社区为主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子项目活动。下一期工作坊将于2019年夏季开展,如有兴趣参与,请关注本公众号获取最新工作坊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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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文笔园10栋3号

网站:www.ncvasd.com

微信公众号: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

电话:0888-5399438

邮件:lijiangihe@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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