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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西湖大学讲席教授崔维成:一位科学家的信仰探寻之路

2021-09-13 09:55:55  来源:爱德传一基金  作者:崔维成     点击数量:287

 

本文由西湖大学深海技术讲席教授崔维成2021年9月3日在“传一沙龙”第22期的主题分享整理而成,并经其审订。

 

在分享中,崔维成教授结合个人求学、成长、工作的历程,真诚分享了自己探寻信仰之路的生命故事,并就信仰的意义、怎样选择信仰、如何实践信仰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思考。此外,崔维成教授作为一名科学家,还细致探讨了科学能不能造福人类、什么是科学、判断科学与伪科学标准等与科学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

 

无论是“信仰”,还是“科学”,都是与公益密切相关的议题,前者关涉公益人的生命成长,后者关涉公益科学化等议题探讨。崔维成教授作为一名有信仰的科学家,其真诚分享扎根于自我生命探寻、科学思维与信仰实践,有丰富的信息增量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推荐收藏并阅读之。

 

 

大家好,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交流信仰这个话题。回顾我上大学期间的收获,我感觉我学到的哲学历史知识比专业知识对我人生、事业的影响要更大一些。

 

最近看到很多人处于非常高的压力之下,甚至这个高压也扩展到我们的学生群体,经常有一些报道说博士生突然跳楼。这类事情频发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

 

今天下午,我想用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以下4个方面的问题与大家进行分享和交流。

 

1、个人的成长经历和信仰探寻之路

2、与科学有关的一些问题

3、与人生有关的一些问题

4、如何实现自己的圆满人生?

 

 

个人的成长经历和信仰探寻之路

 

 

第一个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个人的成长经历,以及我的信仰探寻过程。

 

刚才主持人(李)孟超介绍了,我是搞工程项目的。搞工程项目的话,需要一种工程师的思维,也就是说,要思考我们要追求的总设计目标是什么?怎么样实现这个目标?中间有哪些可能引发风险的环节?怎么进行回避这些风险?风险一旦出现,怎么进行应对?等等。这是搞工程管理的一种思维方法。

 

这种思维方法能不能用到人身上?如果用到人身上,人生效率会不会更高一点?

 

我有时候跟一些年轻人聊起来,会问他们:你们现在学得那么辛苦,究竟是图什么?

 

这方面考虑的人不是很多。我想谈一些我自己这方面的看法。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完全统一答案的。科学的问题有对错,但这些属于哲学性质的问题没有什么对错,只是一个自己选择的问题。

 

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是一个理工科学生。哲学、人文的范畴,一般理工科的人都不会怎么重视,但我在这些方面比较敏锐。

 

我1963年生于农村,成长于“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个时候受到“批林批孔”“儒道佛是封建迷信”“知识越多越反动”等的影响,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学习不是很重要,经常放假回家帮忙干农活。我父母是地道的农民,对我们学习没有要求,我们当时也看不到太大的希望,初中毕业后基本上可能就回家务农。

 

但是,我们家也算是书香门第之后,明朝的时候有一个祖先叫崔桐,中过探花,后来做到了部长级的官员,有很多的著作流传于世。

 

——

崔桐(1478~1556),字来凤,江苏海门人。天资聪颖,年轻时即以奇童闻名乡里,9岁就能写出一手好文章。明正德十一年(1516)乡试中解元,第二年会试中进士,殿试又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曾与同科状元舒芬等同谏武宗南巡并跪灍下,受杖夺奉。世宗时,谏议大礼,复逮诏狱再予杖。丁亥(1527)以侍读出为湖广参议,后升国子监祭酒,官至礼部右侍郎。他刚正不阿,历经官场沉浮,曾编修《嘉靖海门县志》,有诸多诗文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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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们家的直接祖先,我是他的第十八代后人。

 

到清朝的时候,南通又出了一个张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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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号啬庵,生于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常乐镇。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习近平总书记赞扬张謇是“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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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小时候,有的长辈会跟我们说,做人就要做张謇这样的人。那个时候我就受到了“光宗耀祖”思想的影响。

 

爱学习是我个人的性格,尽管老师没有什么作业,我学习还是抓得比较紧,在班上学习成绩比较好。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我读初二,老师告诉我们县里边的重点中学恢复了,现在开始要凭考试进高中,如果谁能够上我们那个地方最好的高中“海门中学”,就相当于一只脚跨进了大学。

 

我当时就发愿,一要考上海门中学,二要考上大学,三要成为一名科学家,因为小时候科学家在我们心目中是档次很高的。

 

努力冲刺半年后,我成为我们村办初中120名学生中唯一考上海门中学的学生。这是我第一次有理想,并且理想的第一个目标得到了实现。

 

到了高中后,我也拼命学习,最后高考的时候运气也非常好,考上了清华大学。刚进去清华的时候,我在班上成绩中等左右,但是因为我自己平时学习还是很自觉的,所以到第一次考试的时候就进入了班上的前5名。

 

在清华的5年学习应该还是很轻松的。一般期末复习的时候,我不需要怎么复习,就利用这段时间学习下一学期的课本,考试前把笔记翻一翻,考成什么样就什么样,但基本上成绩都在前5名以内,所以基本上还是不错的。在本科阶段,我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

 

大学期间,我对历史、哲学有一点爱好,但更多看的是历史方面的书,哲学看的还不是很多,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学的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我那个时候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基本上就是老师怎么教就都接受。

 

1984年,学校组织看电影《城南旧事》。我听到“长亭外,古道边”的时候,觉得特别亲切,就去查资料,于是知道了李叔同,也就是弘一大师,对他产生崇拜,并人生第二次发愿,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把他视为我的人生导师。

 

那个时候,我不再把科学家作为最高的追求目标,而是要做一个像李叔同那样的人,在我心目中,李叔同比科学家还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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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1880年10月23日-1942年10月13日),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他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圆寂后被被后人奉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民国四大高僧之一(虚云、印光、太虚、弘一)。

——

 

我的人生很顺利。清华本科毕业保送研究生,每个班有6个名额,我是其中之一。但是有5个同学选了清华,我感觉留在清华比较拥挤,就选了无锡的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攻读硕士学位。因为我是江苏人,无锡离我家乡比较近一点。这个研究所当时出国的机会也比较多。进去以后没多久,我就分到一个公派留学的名额,于是就到了上海外国语学院进行英语培训,并在1987年10月进入帝国理工学院,公费攻读博士学位。

 

期间,我看到了该校的优秀博士论文,因为我在清华的数学、力学的功底打得还是比较扎实,所以我看那些论文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难。后来我自己写了一篇论文希望发表,但是导师改得太慢了,我把论文交给他之后一个月都没什么反馈,于是我决定转学,转到了布里斯托大学土木系,一个月内就和新的导师合作投寄出去第一篇论文。

 

一年以后,我已经投寄出去3篇小论文,导师跟我说可以写博士论文申请毕业了,我就开始写论文,找博士后的工作。整个博士期间还是比较轻松的,只用了两年零一个季度就完成了博士学位。后来在英国,我又做了三年的博士后研究,期间发表了16篇论文。

 

在留学这个阶段,我开始接触到基督教,研究了西方哲学史(罗素)和宗教简史(安修. Lee)。我的博士导师也是波普哲学的信仰者,所以,我也与他探讨了波普哲学。同时,我也看到了一些西方著名哲学家对于辨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批判,感觉他们讲的有些道理。

 

1993年,我们夫妻俩人放弃英国的高薪工作,回到了中国。我希望带领一支团队把我从事的领域领到国际前沿。因为在国外博士、博士后的经历,我认为我做科研不比任何一个人差,我有能力成为一个国际一流学者。

 

回国以后,我马上就被聘为高级工程师。我想着高级工程师可以带领一组工程师团队进行科研了,但是后来发现情况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技术职称在所里根本没用,没有行政职务的话,人家根本不会听你的。当时就觉得,如此大的中国,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所以,后来有行政职务要提升我的时候,我就不推辞了,去担任了研究实验部的主任。但当了中层干部以后,整天开会,做科研就很难了。

 

过了几年,我感觉我在学术上被拉下来了。所以,后来就去上海交大做了教育部的首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但在交大工作了几年,发现跟我想象的高校还是不一样。

 

另一方面,随着对国内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我感觉到科学技术只是一个工具,救不了中国,而且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没有伦理道德的约束,它对社会和谐发展的害处大于好处。

 

这样看来,好像要解决的问题跟我当初想的“科学报国”有一点差别,所以我又重新思考,怎么样才能更好地报效这个国家?

 

1997年,我读到台湾陈慧剑居士写的《弘一大师传》,看到李叔同给丰子恺皈依,说到信佛有两个特点:一是必须要深信因果,二是必须要行持戒,就是说真信佛的话,对自己的伦理道德标准要求就要比别人高一点。

 

后来,我也作了自皈依,开始行持戒的实践,开始戒酒。酒本身是五戒之一,但这不仅仅是戒酒的问题,而是要提醒自己有的事情不能做,特别是杀盗淫妄四事。

 

实践之后我又更进一步思考,像李叔同这样一个聪明的人,他为什么要信佛呢?佛教究竟讲了些什么东西能让他放下一切去全身心相信?

 

后来看了《释迦牟尼传》。我是按一种学术研究的方式去看的,把释迦牟尼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小时候在想什么问题,他是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什么,逻辑是什么,等等。

 

释迦牟尼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人类的痛苦与烦恼,他拜完了很多有名的大师后,发现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他的问题,于是他开始自己静下心来思考。最后他自己想明白了,痛苦烦恼都不是别人加给你的,而是自己的思维方法不对,如果换一种思维方法,事情还是同样的事情,但不会再痛苦。我一想觉得很有道理。

 

另外一个问题,现在佛教教义、书、佛经很多,各种各样的著作很多,是不是只有高级知识分子大量阅读以后才能懂佛教?

 

我又看了《六祖慧能传》,一个没有上过一天学,基本上不认字的人,为什么突然开悟了?不相信他的人辩论都辩不过他,为什么?看完《六祖慧能传》以后,我认识到佛法就是生活的方法,它和有没有知识没有关系,就是说,你懂了这个道理,懂得了佛法,就懂得了生活的方法。

 

就这样,我慢慢理清了佛学的基本思路,然后我开始用佛法来看世间的现象。比如说,我看到这个同学是这样思维、这样习惯的,我会按照佛教的逻辑推理他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人。后来发现蛮准的。

 

我还把佛教里面做人做事的道理慢慢用在自己的工作生活中。比如说,如果我想要家人之间、团队之间关系融洽,我应该怎么说话,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跟别人相处等。整体上发现效果很好。

 

就这样,我逐渐建立了自己的信仰,并且相信佛学有可能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宇宙科学或者宇宙宗教。

 

为什么我会这么想?

 

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几种关于宇宙世界的模型,有基督教的模型,现代科学大爆炸理论模型,还有佛教和其他宗教的模型。

 

但是,最后我发现佛教的宇宙模型是最广的,把它简化一下就成为基督教的模型,再简化一下就成为科学上大爆炸的模型,而且大爆炸模型能解释的一些问题在佛教里都能解释,基督教里能解释的佛教也能解释,而且它们不能解释的佛教也能解释。

 

所以,我觉得今后我们科学发展的未来趋势,可能会跟佛教里面讲到的宇宙模型越来越接近。

 

现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认为,“未来的宗教将是一种宇宙宗教,它将是一种超越人格化神,远离一切教条和神学的宗教。这种宗教,包容自然和精神两个方面,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统一体,必定是建立在由对事物的——无论是精神,还是自然的——实践与体验而产生的宗教观念之上的。佛教符合这种特征。”他的这些观点,对我来说也是旁证。

 

另外一个,现在很多人喜欢把宗教与科学对立起来,但是爱因斯坦把它们统一起来,特别说到:“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

 

我再进一步深入思考之后,发现所有的哲学宗教事实上就分两类,一类认为意识形态之间的纷争是不可调和的,一类认为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应该是相互包容的。无非是这两种究竟选哪一种的问题。我觉得应该选包容的,如果是包容的态度,则宗教与科学也就不是对立关系。

 

另外,科学上的大一统理论究竟是存在还是不存在的问题,本质上也是选择的问题。如果我们大家都选择不存在,它就不存在;如果少数人选择存在,为之努力,说不定它就可以存在。所有的科学发展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些人信仰的基础上、一步步往前走出来的。这些跟我所学到的科学知识好像没有什么冲突。

 

2002年,我从上海交大调到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担任所长,同时担任“蛟龙号”总体与集成项目的负责人。到2007年,蛟龙号完成了总装水池调试,开始准备做海试。

 

当时我考虑到跟我一起搭档的总设计师年纪大了,不能出海,这样的话到海上需要我来承担技术和行政责任,如果我保留所长职务,长时间离开所里会对所里的工作影响很大,所以我向集团公司申请由所长改成副所长。

 

但集团公司同意后,2008年蛟龙号海试突然被取消了,我被安排到井冈山党校学习一个月。那个时候我就系统地学了一些理论,写了一个毕业论文《井冈山上的思考》,对这几年的思考作了一个系统的梳理。我觉得有很多新观点和新思想,所以党校回来后把它们写成小论文,投送给《中国社会科学学报》等社科类杂志,都被发表了。

 

2008年,我又跟江南大学的一个教授创立了叔同书院网站和叔同基金会,与一些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交流,也把探索宇宙人生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方向。到现在,已经发表了26篇社会科学方向的论文。

 

这就是我的一路上主要的一些经历。

 

 

与科学有关的一些问题

 

 

下面给大家简单讲一下与科学有关的一些问题。

 

当今是科学统治的时代,很多人相信科学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工具,只有科学才能造福人类。哲学是毫无用处的,宗教是封建迷信,是伪科学。现在也很多人经常指责张三搞伪科学,李四搞伪科学,像我们当代很多有名的科学家,如钱学森、台湾大学的前校长李嗣涔、香港理工大学的前校长潘宗光、中科大的前任校长朱清时等,都曾被人批评过搞伪科学。

 

这些现象就引发我一系列疑问:为什么这些顶级科学家要搞伪科学?他们图什么?科学技术真能造福人类吗?判断科学与伪科学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始思考和研究。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科学能不能造福人类的问题。

 

《北京科技报·科技生活》2011年曾经发过张文波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关于现在科学发展给我们带来的社会变化,他的结论是:“假定科学是我们想要的那个神,但是当这个神失去民主与道德支撑的时候,它就会是那个使人类走向毁灭的魔鬼。时至今天人类必须要反思,反思自己的科学之路是否与天意相合,否则人类迎来的不是幸福而是无尽的苦难。”

 

由于现代科学在解决很多自然科学问题的同时,又引发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当代的一些思想家和哲学家也开始了反思。

 

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一书中曾说,“拯救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这些观点实际上对我们现在强调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非常好的支撑,但很遗憾,我们国家对这些观点并不是很重视。

 

另外,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施太格缪勒(Wolfgang Stegmuller)在《当代哲学主流》一书中也曾写道:

 

“未来世代的人们有一天会问:二十世纪的失误是什么呢?

 

对这个问题他们会回答说:在二十世纪,一方面唯物主义哲学(它把物质说成是唯一真正的实在)不仅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成为现行官方世界观的组成部分,而且即使在西方哲学中,譬如在所谓身心讨论的范围内,也常常处于支配地位。但是另一方面,恰恰是这个物质概念始终是使这个世纪的科学感到最困难、最难解决和最难理解的概念。”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实际上我们人类的道德都在下滑,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也进行了思考。

 

西方因为主体上信仰有神教,即基督教、天主教等,这个宗教中关于宇宙起源的学说由于不能得到科学的支撑,所以虔诚信仰的人就越来越少。而东方我们主要相信的是唯物主义哲学,以物质财富作为主要的价值判断,导致科学技术被人类滥用,由此产生很多的不和谐问题。例如,刚才说到的人自身的言行不一致,产生了精神类的疾病;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不和谐,产生种族冲突、宗教冲突、民族冲突;人跟自然之间的不和谐导致地震、海啸、飓风等灾难。

 

著名学者南怀瑾在一本书里说过,“19世纪威胁人类的是肺病,20世纪是癌症,21世纪是精神病与神经病”。我觉得说得很准确。

 

我在这个问题上研究的答案是:科学技术只是一种工具,非善非恶,只有科学家或者政治家共同具有慈悲心,才能造福人类;就是说,只有做科学的动机纯正,才能真正造福人类。

 

 

第二个研究是关于什么是科学,以及判断科学与伪科学的标准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科学的定义、判断科学的标准都还没有统一。国际上现在也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

 

但是,不管最终的标准怎么定,一个科学理论基本上都要具备三个要素:(1)基本假设(公理);(2)定理;(3)现象。公理是通过有限的观察和逻辑归纳(Logical Induction)而提出的,定理是通过逻辑演绎(Logical deduction)根据公理导出的;根据定理可以解释已经发生的现象或预报未来可能出现的现象。

 

科学的特征实际上是只能证伪,不能证真。证伪是充分条件,证真只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像我们常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科学上其实并不成立,重复一万次并不能证明第一万零一次的结果一定重复。

 

科学不能证真,这是因为科学揭示的只是一种在一定范围里面适用的规律。如果把一个规律当作一个真理,认为它放之四海而皆准,任何时空都能适用,这只是你的一种信仰,但这种信仰本身是违背科学精神的。科学的动机是追求真理,但是科学本身还证明不了真理。

 

那么,什么是迷信?现在我们判断迷信跟不迷信会用一个外在对象来判断,例如,信宗教就是迷信,信辨证唯物主义哲学就不是迷信。

 

我自己并不赞成这样的定义。我觉得,迷信是一个人的一种信仰状态,如果你不理解就盲目地相信,那就叫迷信;但如果你理解了,能够说清楚信仰背后的道理,那就不是迷信。

 

而关于判定科学与伪科学的标准,卡尔·波普尔认为,“凡是可以证伪的是科学,不可以证伪的是宗教”。但是,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已经证伪了的东西如果还认为是科学是不合适的;此外,今天不可证伪的东西,明天是不是一定不可证伪?我不能证伪,别人是不是也一定不能证伪?这无法确认。

 

所以,我认为波普尔的这句话还是有主观随意性,这个标准不是很好。

 

所以,后来我把它修正了一下——所有没有证伪的理论都是科学,已经证伪的就是伪科学。

 

另外,关于科学的定义,现在的科学研究有时候把整个宇宙都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但是科学又要求任何的结论、任何的观点都要能够可检验。而如果要进行检验的话,就只能限定在我们可以观察的范围里边,无论用望远镜还是显微镜,一旦超出观测范围就没有办法检验。所以,科学能够研究的时空必须是有限的时空。

 

宇宙究竟是有限还是无限的?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但是,不管它有限还是无限,肯定都超出了我们现在能够观测的范围。

 

所以,我认为,科学是一套关于自然和社会系统的结构和行为的明确定义和逻辑上一致的知识,通过观察、测量和实验,以可测试的解释和预测的形式获得,这些解释和预测可以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观察到。我们可以观察到的范围称为世界,我们能够想象的最大的时空叫宇宙。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科学不能研究整个宇宙,只能研究宇宙中很小的部分,这个部分可以称为世界。只有把宇宙和世界作为两个概念来分别定义,才能看清科学的局限性。

 

所以,我定义科学和伪科学标准是这样:

 

一是,定义概念必须清晰,包括研究对象、研究范围、重要概念、未定义概念。未定义的概念是那些在词典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概念。在对系统的对象和范围的定义中,涉及到其背后的本体论,为了便于理解理论,应该对其进行明确的规定。

 

二是,逻辑上要自洽。每个科学理论至少有四个组成部分:公理、定律、逻辑分析方法和现象。所有公理都是从有限的观察中归纳出来的。所有的定律都可以通过公理的逻辑演绎而得出。

 

三是,公理未被证伪。也就是,未发现违反公理和定理的反例或悖论;未定义的概念是合理的;每一条定律的逻辑推导过程都是正确的。

 

如果满足这三条,就是科学的理论,不满足这三条,就不是科学的理论。

 

 

第三个是关于为什么一些知名的科学家要搞“伪科学”的问题。

 

针对上面提到的四位科学家,我认为他们没有任何搞伪科学的动机及必要性,他们也都经过了很严格的科学基本素养的训练。他们只不过对一些现在科学上还没有研究的现象或者不能解释的异常现象进行研究而已。光凭外在的一个研究对象,就说他们搞伪科学,这样的指控没有科学依据。

 

朱清时的话,我本人也见过他,和他探讨过这个问题。实际上他是看到现在社会道德下滑比较着急,他希望有一个理论能够解释这个现象,经过学习消化以后,他认为现代的科学没有办法提供一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逻辑自洽理论,而只有佛学对于这个问题说得比较透彻,他因为公布这个研究结论,就与大众的科学万能、科学是唯一真理的认知不同,因而被扣上“帽子”。

 

指责他的人也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当然,朱院士不写科技论文而直接发表自己的观点,也容易被人抓辫子。如果朱院士组织力量先写一些论文在国际专业期刊上发表,然后再来介绍他的观点,可能更好一些。

 

 

与人生有关的一些问题

 

 

第三个问题,讲一下我对人生是怎么回事的一些思考。

 

人生里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回答“生从何来?死往何去?我是谁?”这是哲学的三个终极问题。不同的哲学流派都要回答这些问题,给出不同的答案。

 

科学问题可以判定对错,依据就是公理;而哲学问题无法判定对错,因为没有依据,所以,对于哲学问题的答案本质上是个选择问题。不同的选择可以构建不同的理论。

 

现在如果把所有的理论归类,无非就是三家学说:一个是“一世论”,认为人只有一世,死了以后就什么也没有了,这也叫唯物论;第二个是“二世论”,认为神主导世界,人死了以后,上帝判定他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而进了天堂、地狱以后,究竟还有没有寿命,就不用我们管了;第三个是佛教里面的“三世论”,过去、现在、将来,过去有永远的过去,将来有永远的将来。

 

那么,这些观点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我特别想找出一世论的科学证明,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任何讲一世论的文章或书,我自己思考之后,也认为一世论无法提供任何科学证据的,二世论也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而很多生命中的现象必须要用三世论去解释才能比较圆满,这一方面国际上已经有了很多的书籍和研究文章。

 

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物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物质,可是如果仔细观察、简单反驳的话,比如椅子跟人的关系,绝对是人来决定椅子的命运,而不是椅子决定人的命运。如果把人的身体与椅子比较,它们都是由质子、中子和电子构成的,但为什么一个物体有生命,可以作主动运动,另一个物体没有生命,无法作主动运动?

 

生命究竟是什么?这就牵扯到一个心物难题(Mind-body problem),即究竟是心(mind)决定物(body),还是物(body)决定心(mind)?

 

我的看法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分别出来的。要定义物质的存在,就一定要定义非物质同时存在。比如说,我们要定义男人,一定要把另外一个不是男人的人定义为女人;我们要说有个人是好人,必须有一个坏人做个对比。没有对比就没法定义。所以,我们要定义物质,一定要有非物质的存在。

 

如果我们把非物质的存在称为心,物质的存在称为物,则心与物都是本来就有的,是宇宙的本来面目,但心与物的名称是我们分别出来后所赋予的。所以,既不是物质产生心,也不是心产生物质,这两个是同时存在的。

 

那么,心究竟是生灭的还是不生灭的呢?身体是生灭的,心是连续的。这方面国外的研究很多,其中有一个学者史蒂文森花了40年研究小孩子的转世现象,因为一两岁小孩能够说出他前世的情况,史蒂文森核实调查后发现这些信息相当正确。这是怎么回事?只有用轮回转世才能解释清楚,其他各种可能的解释都解释不圆满。

 

美国的探索频道曾经专门对一个小孩进行过报道,据说,这个小孩前世是二次世界大战一个航母飞机上的飞行员,小孩一生下来听到飞机的声音就觉得恐怖,能够说出很多飞机的知识,他的父亲就去博物馆找相关的知识,结果看到了这个航母的名字,还看到了很多战友的名字。这个报道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那么,心(mind)跟大脑(brain)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呢?经过从哲学到历史的各种现象探索,最后得到了一个比喻,心(mind)跟大脑(brain)应该是电视节目跟电视机的关系,大脑相当于是一个电视机,心是一个电视节目,电视机的存在与否跟电视节目存在与否没有关系,但是有了电视机才可以接收电视节目。所以,实际上心不依赖物存在。

 

这个观点也能找到很多有力的支撑。有科学家写了一篇文章说轮回实际上是一个自然法则,为什么这个法则不能在现在的科学时代被接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金钱的作用,一个是科学本身已经深入人心了,一种理论被广泛接受以后,自然会成为新理论再被接受的主要阻力。

 

其他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多,只有用轮回的(即心是不生灭的)假设才能解释我们现实生活中所观察到的大量异常现象,而如果用生灭的假设,很多生命中的异常现象都无法解释。这几十年有关意识方面的研究进展的比较慢就跟这个有关系。

 

相信心是生命的本质,而不是身体,有什么好处呢?可以消除对死亡的恐惧,消除了死亡恐惧以后,就像佛教说的“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盘。”如果一个人对死亡都不恐惧了,那就没有任何风险是无法承受的了。

 

就我自己而言,比如,我当初管试航员,我们有的试航员害怕不愿意下深海,但是我信佛,并没有这样的顾虑担心,所以他们不敢下去,那我就下去,有风险我来承担,但结果也没有出现任何风险,给我的回报也很丰厚。在所有的总设计师里边,只有我一个人参与了试航,这使我得到了“载人深潜英雄”的称号。

 

此外,现在所有的道德教育都要求大家“利他大于利己”,但如果不明白利他跟利己之间的真正等价关系,在做利他过程中如果伤害了自己或自己承受不了,就容易马上切换到利己大于利他。但如果真的明白了利他等于利己,就能真正做到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利他等于利己的哲学也只有在三世轮回的背景下才能够说清楚。

 

 

现在问很多人你有信仰吗,他们都说没有信仰。实际上“信”和“仰”在中文里面是两个词,一个是“信”,一个是“仰”。

 

对于这两个词,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相信”自己或他人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仰慕”他人表达的则是一种生活追求。

 

“信”是价值观决定的。人在做决定的时候,都会依靠内心的一套价值体系,选择一个相对而言更值得的去做。在你的这个价值体系里面,借钱的时候金钱更重要还是朋友更重要,找女朋友的时候外表更重要还是品行更重要,跳槽时薪水更重要还是平台发展更重要,周末享受生活更重要还是为事业学习更重要,等等,决策的标准就是信的内容,是信父母、信本人还是信其他人等。

 

如果有人要问,什么样的价值观更好呢?这就涉及到人生观。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人生观是你对自己这一生总体的期待,你觉得作为一个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问题。

 

比如,你是想成为有钱人,过别人羡慕的富裕生活?还是想成为高官,用权力来服务人民(也可能是为了赚钱)?还是想成为一个旅行者,去体验世界的精彩?还是想成为一个老师,教书育人?还是想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有智慧的人,不让自己活得糊涂?还是就想做一个普通人,有车有房,安稳的过日子?另外,在去世之前,是否有能力回答,自己的一生究竟是否圆满,或是说还有很多遗憾?

 

如果再问,什么样的人生观更好呢?这就涉及到世界观。我们生活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的人在世界中究竟算什么? 总体上来说,我们生活的世界究竟是什么,世界有多大,我是谁,生从何来,死往何去等这些问题,人类已经研究了三千多年,形成了很多学派,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上帝创世说和佛教理论。

 

目前主流的科学理论是基于大爆炸模型的,而它属于唯物主义的学派。但当代哲学家施太格穆勒说,信奉这个哲学“是人类二十世纪的最大失误”。

 

广义上来说,人人都必须要有信仰,这对我们是否能够过上幸福生活甚至实现圆满人生非常重要。但如果从狭义来说,可能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总体上来说,我们都要处理决策,都是要有信仰的。

 

 

那么,怎么来选择信仰?

 

我的建议是:

 

第一,要清楚哲学家的生活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因为哲学家都是比较固执的人,他们对自己的一套哲学往往会很有信心,所以他们应该是自己哲学最好的实践者,而我们选择信仰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生活过得更好,因此首先应该弄清楚哲学家所过的生活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如果是,那就学他的哲学;如果不是,就不要学他的哲学。

 

第二,这个哲学理论必须经得起科学标准检验。到现在为止人类只找到了可以证伪的方法,还没有找到可以证真的方法。如果某个理论已经能够证伪了,它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但今天还没有被证伪的理论,并不能保证未来总是正确的。

 

第三,信仰这个理论的信徒中是否有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就像我的师兄们跟导师到底学到了什么东西,如果我发现我的导师没有培养出很多很好的师兄,那我去学的话也不见得会比师兄们厉害。

 

那么,怎么来实践这个信仰?

 

一个最简易的方法就是去读偶像或者教主的传记,要学的不是重复做他的事情,而是学他的思维方式。为什么他能够成功?因为他跟他的同龄人相比,他的思维方式不一样,他靠着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取得了成功,所以,我们要学的是他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

 

然后,再学理论,了解他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

 

最后,把这个理论运用到自己的工作生活中。应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经常想象自己就是教主或者偶像,如果教主或者偶像遇到了这个问题,他会怎么解决,我的经验是,这比用自己的逻辑办事,成功率要大得多。

 

那又怎么保证我能够一直如此践行呢?

 

实际上有了信仰以后,就相当于给自己安装了摄像头,你会觉得教主一直在看着自己,而且教主的功能比摄像头还厉害,他不光能看到言行,还能看到思想,一旦产生一个坏的念头,就要忏悔。这样的话就连坏的念头都不敢想了,无论说话还是做事就一定是让别人比较喜欢的,时间长了就会变成一种习惯,有监督跟没监督,在人前在人后都是一样为人了,言行合一变成一种本能,信仰也落实到了实处,发挥了它的作用。

 

因此,所谓的信仰发挥作用本质上还是自己没有坏念头,自己不做坏事。我们现在很多问题都是由于身心分离造成的,把自己搞得很累,我心中这样想,可是我不敢对这个人说,一旦说错了,就后悔的要死,害怕得不得了,长期的身心分离会让人精神紧张,睡不好,吃不好,影响身体健康。所以,始终要坚持知行合一。

 

 

信仰有没有作用?

 

我个人体会作用很大。像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找到了人生导师,我要做这样的人,遇到任何的困难,我就一直在想如果导师遇到同样的困难会怎么办?按照他的思维方式去做,我就减少了很多困惑。我自己的体会是,有了信仰,任何时候作决策都有了一个绝对的标准,不会受周围其他人的干扰。

 

习总书记也意识到信仰对家、对民族、对个人都是非常有作用的,所以他在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讲:“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就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否则就会不战自败、不打自垮”。

 

如何实现自己的圆满人生?

 

 

最后,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实现自己的圆满人生的问题。

 

在面试博士生的时候,我问过很多人,如果给你活100岁,你到达什么状态就算圆满了?几乎没有人说思考过这个问题。现在很多人对于为什么要如此努力工作,为什么要追求长寿,其实是回答不清楚的。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问题不重要呢?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

 

现在很多人觉得长寿一定是好的,拼命追求长寿,也有很多人让我注意这注意那,如果我注意的话,我可能能活到100岁,如果不注意的话,可能就只能活到七、八十岁。那从80岁到100岁,多活20年究竟是为了什么?对我有什么好处?一问到这个问题,大家都没法回答。

 

人生究竟要活多长,人生的意义在哪?只有想清楚了才会没有困惑。就像只有清楚有目标之后,效率才会提高,没有目标就可能做很多无用功。

 

个人有个人自己的目标,个人目标与个人的教育背景、出身、成长环境等都有关系。

 

在这里我愿意与大家分享我自己的圆满人生的目标。

 

因为搞工程的人喜欢把标准量化,变成可考核的,所以,我为自己的圆满人生定了五个考核指标:

 

作为人子,父母希望我光宗耀祖,那我就要努力去做,我也把张謇作为光宗耀祖方面做得很好的一个偶像;作为人父,要流芳百世,我把李叔同作为人生的导师;作为自己,如果能做到身无病痛、预知时至、往生极乐,那就非常圆满,在这一方面印光法师做得非常好。

 

光宗耀祖的话,必须要做出对社会有大贡献的事情,伦理道德也要超越当代的人,经得起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标准的检验。

 

流芳百世的话,一定要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哲学理论,如果做一个结构建筑物,像我们造蛟龙号之类的只有数十年的时间,用三四十年就报废了,但如果建立了一个科学定理,可能留存四五百年;现在我们再要创立一个全新的哲学理论,一般不太容易,因此,“傍大款”(即在某一家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作出独特贡献)是一条捷径。

 

像弘一法师,最后他是把律宗恢复了,他去世以后被人追奉为律宗的第11代祖师;印光法师一生弘扬净土宗,最后被公认为净土宗的第13代祖师。只要佛教不灭,这些人就不灭,他们确实做到了流芳百世。

 

身无病痛、预知时至、往生极乐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六祖坛经》。其中的《付嘱品第十》写到六祖慧能有一天把他的几个门人召过来,告诉他们自己圆寂了以后,他们成为一方导师去外面讲经说法要不失本宗;太极元年壬子7月份的时候,他叫门人去新州国恩寺建塔;第二年塔建好以后,他又召集徒众说,今年8月份我要离开世间了,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我会一一回答。

 

他走的时候没有显现任何的病痛,而且对死之后会有什么情况,他都做了一些预报。他预报几年以后有人会来割他的头,后来有人把他的脖子用铁皮包了起来,最后真有人来割头,才没把头割掉。此外,他还说到70年以后有两菩萨从东方来,而历史上确实也有这么两个有名的人物。

 

对人生领悟到比较高的境界的时候,这样的事情都是能够做到的,像近来的印光法师、弘一法师都做到了这样的程度。

 

当代的稻盛和夫,也是我比较仰慕的。他把自己的人生划分为三个时期:一生的寿命为80年,第一个二十年里,是出生来到世间,自立谋生前的时期;第二个时期为20岁到60岁的四十年,是进入社会努力自我钻研,奉献于社会、奉献于人类的工作时期;第三时期为从60岁后的二十年,应该是为死亡(灵魂之旅)做准备的时期。

 

我上大学之后崇拜李叔同,丰子恺解读李叔同时说,人的追求有物质生活,有精神生活,有灵魂生活,我们的科学与艺术属于精神生活的范畴,哲学与宗教是灵魂生活的范畴,物质生活解决了,往精神生活追求,精神生活到了一定高度,再往灵魂生活追求。

 

我把这个模型又细化了一点,从小学初中(1级)到高中(2级)到大学学习阶段(3级)。大学毕业或者博士毕业后能够解决物质的生活,然后开始追求精神生活,比如说做研究,刚开始只会指挥自己跟计算机来解决单学科的问题(4级),后面能用行政权力来领导一个团队解决多学科问题(5级)。最后能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来领导一个团队解决多学科问题(6级)。

 

做科学研究是为了什么?为了更好地理解宇宙人生,四五十岁的时候就要开始想这个人生的问题,如果最后经过自己的思考,领悟了宇宙人生,就已经是到人生的一个境界(7级)。如果再把这套方法教给别人,让别人也能够领悟宇宙人生,这就到了更高的境界(8级)。如果能把宇宙人生领悟到最高的一个境界,这就是人一生中能够达到的最高的目标了(9级)。

 

那这些目标能不能用一种外在的测量的方法去测量?美国的大卫·霍金斯提了一个能级的理论。这个理论发明了一个测量的方法,他用了0-1000的指标。我感觉进入到四层之后,我的九个台阶模型跟这个能级图能够有一些对应。根据我的解读,我认为4级对应150-200, 5级对应200-250,6级对应250-350,7级对应350-500,8级对应500-700,9级对应700-1000。

 

我想,如果能发明一个小仪器,放到我身边测量,测量出我的能级比较低就说明我的负面情绪比较厉害,这对提高自己的道德精神境界还是很有帮助的。一旦看到警报,发现自己的能级进到200以下,就要提醒自己赶紧冷静。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话,我想这对社会和谐、对大家生命境界的提高也会有一定的作用。

 

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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