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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 当企业家开始成为资本家:一种值得警惕的公共情绪

2021-01-18 11:55:43  来源:全现在  作者:张丰     点击数量:783

 

作者:张丰;编辑:措雪

本文经全现在授权转载


在这种情况下,“猝死”的新闻,很容易把舆论引导到对“资本”的仇恨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有传统出租车司机猝死,本地媒体都很难关注,人们可能更关心他是否把车安全停在路边,但如果是一位滴滴司机猝死,必然会引发对资本的质疑。实际上,两种工作同样辛苦,但是,公众会更容易怪罪引起社会变化的新力量。

 

在这些事件中,似乎并没有人去考虑如何让打工者有自己的利益代表,真正保护他们的权益,而是急着把企业钉在耻辱柱上。

 

偶尔上一下年轻人喜欢的B站,看到有关那些互联网巨头的视频,弹幕的内容真是触目惊心。“黑心资本家”“你工人爷爷又回来了”……这样的语言,让人感知到屏幕背后愤怒的双眼和颤抖的双手。

 

就在两三年前,还是一番相反的景象。那时候“创新创业”是主流叙事,对一些创业项目来说,能拿到来自阿里或者腾讯的投资,不仅意味着“钱”,也意味着一种内在价值的肯定。作为代表人物,马云还被很多人称为“马爸爸”。

 

像马云这样的企业家,被视为过去20年中国经济腾飞的一个象征人物。他们的早期经历被一再提及,即使高考成绩平平,大学也不是985或者211,即使毕业后当老师、辞职,从零开始创业,然而最终把小公司做成了国际巨头——这种个人道路,和整个国家的“进步”是高度一致的。

 

这样的企业家,每到一个地方,会受到地方要员的“会见”。这是中国的核心叙事:在发展主义的大旗下,政治与商业,员工与老板,债权人与债务人,都能够团结起来。因为人们相信,未来必定会胜过现在,蛋糕也会越做越大。

 

但如今,这样的人物,再和地方要员“会谈”,似乎就显得怪异。马云在网友中的形象从“爸爸”变成“孙子”(“你工人爷爷回来了”),不是简单的戏谑,而是意味着互联网上出现了新的文化。一种基于传统阶级学说的分析框架,正在变得流行。员工开始变成“被剥削者”,而过去被视为成功者的企业家,似乎又变成过去教科书中的“资本家”。

 

在这种新的(当然也是旧的)分析框架下,许多问题都有了新的答案。以外卖骑手为例,前两年它被视为“自由职业”,媒体讨论的是“大学毕业该不该送外卖(挣的钱还没外卖多)”,“女白领不愿意和外卖骑手恋爱”,这其实是对这个人群的肯定。很多农村青年,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轻而易举地在城市找到外卖员这样的工作,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进步。

 

但是,在新的叙事框架下,骑手无疑是悲惨的。他们服务于平台,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饿了么一个骑手猝死在路上,最初只得到2000元赔偿(媒体报道后公司赔60万)。主流舆论很明显也受到影响,用一种新眼光来打量美团、拼多多这些互联网新贵。

 

对这种认知框架,人们不会感到陌生。它曾经存在于我们的教科书,并且一直存在于许多人的记忆中。在这样的叙事中,资本家是坏的,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利润(剩余价值),被剥削的工人,必须通过反抗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相当长时间内,这种认识到高考后就被搁置了。社会上流行的观念并不是这样简单的非黑即白。

 

中国没有“资本家”,有的是企业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追求的是“共同富裕”,而不是“同时同步富裕”,先富的人(企业家)带动大家,一起奔向小康。民营企业为社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企业家也成为社会中坚——主流叙事,并不采用阶级论,那种经典描述,被视为是西方社会的痼疾。

 

因此,这两年突然喧嚣起来的新“阶级论”,就相当耐人寻味。一个合理的解释可能是这样的:门户网站时代,上网的多半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他们认知世界的框架,是一种更复杂和现代的体系,而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人手一部手机,每个人都可以看视频发弹幕,一些只受过中学教育的人,必然会用教科书语言来解释社会。

 

这样的解释,或许仍然浮于表面,因为指责“资本家”的,也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或许,一个时间上的界限是马云当初回应996问题。他说,996是一种“福报”,在阿里这样的企业工作,加班就可以挣得更多,早日实现财务自由。这种说法放在当时的情境里并没错,也是过去20年中国很多企业的主流文化:狼性团队,加班光荣,战斗力,为光明未来做牺牲……马云的观点,是对“时代精神”的一种总结,也是一支挽歌——他没有意识到,变化正在发生。

 

“996福报论”引起的反弹是广泛的,也比人们想象得要深远,在2021年的第一个月,它再次以一种变体出现。

 

拼多多、饿了么都有工作人员猝死,媒体不再关注这些个例的基础疾病(过去媒体关注猝死,大多会提及他们的心源性疾病),而是陷入一场“拿命换钱”的大争吵。

 

▲“work by 996 , sick in ICU”。 © GitHub

 

“拿命换钱”这个词本身就充满悲情。它是不容置疑的宣判,有什么工作值得拿命去换?这样的质问,说明存在一种“过度的劳累”。有一位网友的说法很有代表性:“我现在在工位上哭,因为太累了真的,太累了,身体累,心里委屈,如果不定期哭一下,人是会生病的。能怪谁呢,这个时代就是这样……”

 

在这种情况下,“猝死”的新闻,很容易把舆论引导到对“资本”的仇恨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有传统出租车司机猝死,本地媒体都很难关注,人们可能更关心他是否把车安全停在路边,但如果是一位滴滴司机猝死,必然会引发对资本的质疑。实际上,两种工作同样辛苦,但是,公众会更容易怪罪引起社会变化的新力量。

 

在这些事件中,似乎并没有人去考虑如何让打工者有自己的利益代表,真正保护他们的权益,而是急着把企业钉在耻辱柱上。

 

作为一种互联网上的公共情绪,对资本铺天盖地的指责无疑是社会心理变化的一个标志。那种简单的乐观主义已经终结了。在数据上,我们无法否认广大农村青年进城送外卖是一种进步,但是,这要看你进行比较的参照系定在那里。

 

年轻人不再为基本生存和温饱担心,如何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就感和社会认同,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那种单线条的个人叙事(996,通过艰辛获得成长和改变命运的机会)正在日益失效,他们正在进行的其实是“寻求承认的斗争”。

 

对于B站上的这些年轻人,如何在“社会进步”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变得越来越迫切——针对“资本家”的怒火,只不过是一种愤怒的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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