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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论坛2020】一线观察:中国NGO走出去经验、挑战及应对措施

2021-01-11 14:02:55  来源:CDB  作者:CDB    点击数量:7420

 

 

简报论坛 | 一线观察:中国NGO走出去经验、挑战及应对措施

 

编者按 ··

 

由中国发展简报主办,以“国际公益在疫情下的挑战与应对措施”为主题的简报论坛2020,12月9日在北京举办。

 

2020年,“隔离”当仁不让成为第一关键词,但一年一度的简报论坛依然如约将大家聚在一起。来自国际NGO、本土NGO和联合国驻华机构负责人、公益相关领域的智库专家相遇在此,每个人带着热忱和善意,不仅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更为他者的苦难,为了社会的福祉,共同完成一个关于“国际公益在疫情下的挑战与应对措施”的思考。

 

在整个研讨会过程中,与会嘉宾各有倾听和讲述,互相发问和回答,共同思考和行动。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国际、国内公益践行者展开了不同视角的思想碰撞,理念交锋,以及对自身及行业的直面反思。

 

论坛设有四个圆桌讨论环节。本文由参与圆桌论坛三:【一线观察】讨论的各位嘉宾发言整理,内容有删减,以飨读者。

 

 

【圆桌讨论三】主题:

中国NGO走出去经验、挑战及应对措施

 

 

简报论坛 | 一线观察:中国NGO走出去经验、挑战及应对措施

 

【主持人】: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陶传进

 

【参与讨论嘉宾】:

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发展部主任 伍鹏

国合会秘书处专家 李海英

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 刘志华

爱德基金会区域发展高级总监 钱霄峰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 肖青

湖南爱弥尔执行总干事 潘郁

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项目发展常务秘书 季琳

 

 

国内NGO与国际NGO合作,有哪些优势和特长

 

主持人:陶传进

请在座七位嘉宾先介绍一下自己及组织。

 

嘉宾:李海英

我来自国合会秘书处,目前已经退休。近期受“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委托编写一个与NGO“走出去”相关的报告。这个联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分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经验的交流平台,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同时也是绿色技术交流和转让的平台。受委托报告的题目是《加强非政府组织国际合作,助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这个项目目标很明确,就是推动“一带一路”的绿色化,推动国内NGO与国际NGO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开展工作,共同促进绿色“一带一路”。

简报论坛 | 一线观察:中国NGO走出去经验、挑战及应对措施

 

主持人:陶传进

国内NGO与国际NGO合作,能体现出哪些优势和特长?还有哪些困惑?

 

嘉宾:李海英

国际环保NGO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扎根很深,工作做得很好,这是他们的优势。如果与国内NGO合作,首先是具备合作的基点,因为绿色“一带一路”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致的,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气候变化公约等,促进“一带一路”的绿色发展也是对实现这些国际公约目标的贡献。同时,“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中国NGO或许会在信息、政策、项目执行等方面有一定优先权。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一些国际NGO还没有在中国相关政府部门登记备案,如果与国内NGO合作,便于他们未来在中国开展合作。

 

主持人:陶传进

你抛出一个具体的话题,实现中国NGO和国际环保领域NGO合作的共赢,我觉得很有价值。

 

嘉宾:伍鹏

关于中国NGO走出去的经验与挑战,我可以分别具体谈一下。

 

经验:

国际扶贫基金会走出去已经十年了,在全球24个国家开展项目,其中在三个国家注册了办公室,包括缅甸、尼泊尔和埃塞,总部加当地一共有30名员工。说到经验,有三个方面:

 

第一、做好战略,坚定执行;把国际化战略贯彻到整个机构的各个部门,并坚定执行下去。

 

第二、在实践中学习,提升能力;国际化对于整个中国来说都是比较新鲜的事,所以要虚心向国际NGO学习。

 

第三、先易后难;开展国际项目应先易后难,把国内成熟项目优先走出去,这样在项目实施标准和流程方面不用花费太多精力,而是把精力花在跨文化、跨社会沟通交流方面,这样更容易在与国内不同的环境里把项目实施成功。这是我的三个经验。

 

挑战:

首先大家都会面临疫情带来的挑战,比如学校关门了,我们的学校供餐怎么供?爱心包裹怎么发?面对疫情带来的变化,整个项目流程都需要调整,疫情也限制了人员流动,项目的远程沟通和管理也是挑战。

 

第二个挑战是中国NGO的国际化能力,包括对国际规则的理解,国际话语体系的融入,还有国际化的理论框架,跟国际通行的是不是匹配。中国NGO有很多好项目,比如减贫是中国最好的经验,但我们在国际倡导方面,并没有做得很好。当中国企业在海外遇到的一些挑战,国内NGO还不具备帮助企业解决各种难题的的能力。

 

主持人:陶传进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确太像一个好学生,做那么多事不能掩藏。你们积累了好多项目,尤其是很多生计发展、减贫项目,但拿出去的项目好像都是技术含量比较低的,高端的为什么不拿出去?

 

嘉宾:伍鹏

目前,我们各方面能力还达不到把复杂项目引到国外去。比如,大家都知道尼泊尔是“徒步的天堂”,我们也想过把国内的“善行者”项目引入尼泊尔。但一跨境就会有一大堆问题,谁来负责国际国内渠道的打通?组织多大规模的活动?是在当地组织还是在国内组织?所以,走出去做项目不是简单的地理位置挪动,整个项目实施的关键点都发生变化。因此,我们一般会由易到难,先把容易开展,风险可控的项目走出去。

 

简报论坛 | 一线观察:中国NGO走出去经验、挑战及应对措施

 

主持人:陶传进

实际上中国扶贫基金会理念非常好,但“走出去”比在国内做更需要技术含量,再加上各种复杂情况,共同价值观的建立。能否对比一下,二十年前与现在的走出去、走进来有什么不同?

 

嘉宾:伍鹏

相同的是,我们现在走向国际,与当年国际NGO走进中国一样。我们开展合作,也需要调研需求,考察合作伙伴,不会一拍脑门就走出去。不同的是,现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都比较友好,中国NGO走出去一般深受发展中国家欢迎,我们的发展经验也与这些国家的实际需求高度匹配,因此进入这些国家通常比较顺畅。

 

 

先走出去,还是先把国内项目做好?

 

嘉宾:刘志华

平澜基金会成立于2018年4月,机构发展两年多时间。年收入约1500万,其中10%投入国际项目中。由于国际项目资金筹措很难,单靠国际项目筹集的款物很难支撑团队运营。虽然我们的战略是国际化发展,但还要靠国内项目管理费来支撑团队的运营成本。

 

主持人:陶传进

你们为什么要做国际项目?我们一直倡导在国内先把项目做明白再走出去,你认为哪种模式更好?

 

嘉宾:刘志华

从宏观环境来讲,中国NGO“走出去”是必然趋势。NGO是否能“走出去”取决于机构管理、项目管理和资源整合能力,有能力的组织还是要走出去的,国际化发展还有很多领域我们存在“缺位”。平澜基金会的战略方向是国际化,我们要做国际项目,不管多难,哪怕从管理费中支出也是要做的。未来国内走出去的NGO会越来越多,现在不做,以后会变得被动。

 

关于挑战,首先,疫情导致资源募集更困难了,尤其是国际项目。对我们自身来说,还需要加强内部能力建设,项目管理能力、资金筹措能力、远程投递能力,这些都是需要加强的。其次,在国内同行业间,还没有形成合力共同合开展一个国际项目,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项目,目前“走出去”的机构大多都在单打独斗。平澜基金会业务聚焦于人道危机和环境危机应对,因人力物力资源有限,除了几个常规项目外,我们大多数项目都是以短期的灾难应急突发事件响应为主。今年针对国际疫情援助,外交部和民政部指定了8家公募基金会可以发起和认领国际疫情援助项目,其他公益组织没有这项便利。这导致有能力开展国际防疫项目的NGO难以发起项目,资源募集越来越困难。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与政府间的协调配合,争取相应政策支持。

 

嘉宾:钱霄峰

爱德基金会成立于1985年,也是是国内最早一批“走出去”的基金会。爱德“走出去”的一个经验就是人道主义援助项目是很好的切入点。在过去的十年里,爱德参与了十多次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包括2013年菲律宾风灾救援、2015年尼泊尔地震救援、2019埃塞旱灾援助、2020年菲律宾风灾救援以及全球抗疫。通常在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后,我们再视当地情况开展社区发展类的项目包括饮水、助学、能力建设等。当然这是在国际项目筹资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的一个对策。

 

简报论坛 | 一线观察:中国NGO走出去经验、挑战及应对措施

 

做人道主义救援并不简单,不是哪个国家发生了灾害你就想去救援。如果从来没在这个国家做过项目,会面临没有任何工作网络、怎样开展工作的问题。爱德的经验是我们要“嵌入”到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体系当中。在做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初期,爱德也跟其他国内机构一样,依赖当地华侨社区,找当地人帮助。从尼泊尔地震救援开始,爱德探索如何将自己放到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体系中开展工作。爱德作为国际救灾联盟(ACT Alliance)成员的身份帮助我们打开了一个门,不仅获得很多信息,还可以找到其他国家开展救援的工作伙伴,并了解和学习全球决策运作的相关规则。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探索如何找到自身独特的定位。

 

今年爱德又加入了国际志愿机构理事会(ICVA),成为它的首家中国会员机构。加入这些国际网络可以帮助爱德更快更方便地“嵌入”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也要积极了解国际体系的新趋势和新话语,比如如何更好地发挥南方国家NGO的作用、如何为南方国家NGO提供开展救援行动需要的资源,也就是localization是国际人道主义援助领域的热门话题之一,作为中国的社会组织,我们就要了解这个话题,积极参与到国际救援行动和对话中。

 

“走出去”的挑战很多,除了资金短缺外,项目设计如何体现发展的理念和原则,如赋能和可持续发展,如何与效率、成本控制、规模化之间取得平衡。比如爱德“爱的小课桌”项目落地非洲,为贫民窟的孩子提供课桌椅,我们支持当地人使用当地原料当地生产课桌椅,但是成本偏高、数量少,也没有国产的那么好看。

 

关于建议,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关注不同议题、用不同的工作策略和手法、、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工作的国内的社会组织都“走出去”,建立一个“走出去”的多元化生态。

 

主持人:陶传进

爱德国际化项目以人道主义为切入点,未来的目标是什么?在运用和筹集资金方面在国外有优势,这跟爱德哪些积累有关?

 

嘉宾:钱霄峰

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开展更多发展类的项目。灾后应急是一个短暂的阶段,之后有灾后重建,之前有减灾、备灾,在国内我们的项目是覆盖全流程的,在国外也是这种思路,但开展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很多的因素。关于积累,这些国际项目之前都在国内做,国内项目的经验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积累,爱德三十多年形成的文化、价值观,也是非常重要的,支撑我们在海外走得比较稳健。

 

嘉宾:肖青

我来自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同时是科协下属的一级学会。2017年成立了“走出去”工作委员会,但是我们的发展重心不是“走出去”这个方向。为配合“一带一路”整体参与全球治理,无数国际组织的会议我们会作为观察员旁听,有“走出去”的理念,更多的是参与国际比较重大的议题研讨,包括像气候变化等研讨工作。

简报论坛 | 一线观察:中国NGO走出去经验、挑战及应对措施

 

在大量“走出去”项目落地方面,我们做的比较少,所以谈经验、挑战、措施不会那么准确。举一个小例子,去年8月,联邦德国环保部长来中国访问,大使馆请我们参加,部长从被邀请客人的名单中专门挑出我,因为他想了解中国NGO,这种交流对他特别惊喜。我们的工作主要在学术研究方面,包括与国际上一些领先组织共同研究“穿山甲”保护,有没有更好的救助方法等等。中国的经验或挑战更多包括人力资源的要求,需要进一步提高,才有可能走出去。对于绿发会来说,走出去是要向国际社会组织学习,跟他们共同切磋、互相促进。

 

 

国内NGO“走出去”是大势所趋

 

主持人:陶传进

我有一点共鸣,即便绿发会没有“走出去”的经验,但可以判断出我们国家大趋势极其乐观,在好的背景下,干任何事情都非常愉快、顺利有效。现在中国的形势很好,政府鼓励“走出去”,而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所以尽管没有“走出去”,在科协作为一个重要的社团,做一些技术支撑也非常好。即便没有具体执行项目,但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信息,一个前瞻性视野。

 

嘉宾:潘郁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爱弥尔的潘郁。作为中国本土草根组织,实实在在“走出去”做了一些事情。我个人有两个身份,一个是湖南爱弥尔的发起者;另一个是商业身份,湖南爱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执行者,爱弥尔成立于1999年,主要为青少年教育发展以及残障儿童服务。

 

2018年我们带着中国的孩子去了柬埔寨做服务,当时找到柬埔寨基督教青年会跟他们合作。对于整体走出去的活动目的和想法,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最后跟我们预期达到的目标有一些差距。但孩子们在整个过程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土人情、当地社会现象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

 

我觉得未来如果要走出去,需要改变和调整的地方是:第一,在人才方面;不光是语言能力,还要有一种国际视野。第二,要有专业的活动带领人员;有青少年经验丰富的带领者,再结合爱弥尔的资源会更好。

 

主持人:陶传进

作为一个草根组织,为什么想到“走出去”去柬埔寨?

 

嘉宾:潘郁

中国30年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我们从原来的输入学习,到现在有一定经验积累,可以做一些外部尝试。第二跟国家顶层设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思路有关系。第三,我们有前期的资源积累,比如国际合作伙伴关系,在沿线国家也有一些合作,这些资源积累让我们有机会去尝试。

 

主持人:陶传进

未来发展规划,越做越大还是越做越强?

 

嘉宾:潘郁

今年已经停摆了。不过从去年收到的市场反馈来看,家长总体持肯定态度。比如,团队中有一个最小的孩子,之前在学校比较叛逆,生活特别悠闲,学习也没有进取心,通过参与式的体验,这个五年级的孩子回来后有两点非常重要的改变。以前非常挑食,我们的活动设计有一个贫民窟探访,当时在柬埔寨基督教的一个服务中心有30多个孩子,我们让孩子们参与贫民窟孩子一天的活动,他们看到还有衣不遮体的同龄人,每天为了一顿饭到中心里参与活动,回来后会有很深切的感受。从这个角度得到很多中国家长的认可,现在的孩子生活太优越,需要有一个反差了解不同国际层面、不同人群的生活。

 

嘉宾:季琳

大家好,我是来自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的季琳。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2004年在北京成立,从2005、2006年关注国际环境议题,主要是回应当时整个大背景的变化和需求。从2001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包括当地的社区、当地NGO会关注中国企业给海外带来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他们希望找到中国的NGO,了解中国NGO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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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机构所有的走出去项目,包括低碳发展、海洋保护等项目,都在东南亚地区、缅甸、印尼、越南开展起来。因为我们发现,其他发展中国家正面临跟中国相似的问题,不管是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抉择,还是提高标准,有很多经验可以跟中国学习,所以迫切希望把中国本土好的案例,包括新能源发展、社区发展的模式和方法介绍出去,跟当地NGO或者政府合作,用适合当地的模式和运行方法推广。从2005年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在做“走出去”的事情,早期是把欧美好的发展案例和方式介绍到中国,现在又把国内运行好的案例和经验介绍给其他发展中国家。

 

第二,我们更重视回应当地提出的需求,怎么跟中国的利益相关方去沟通。另外我们的国际项目占比百分之七八十左右,在国内特别是环境保护,越来越得不到国际资金的支持,因为大家觉得中国应该自己出钱去解决。对于国际项目,因为越来越多的资助方关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如何跟中国合作,怎样推动中国气候和环境,这些更容易得到一些资金支持。

 

主持人:陶传进

问题简要回答,你们的成功取决于一套好的策略和手法,那这套手法是从欧美国家学来的,从接受到递送加了什么?改变了什么?

 

嘉宾:季琳

一是希望先于政府发现问题;我们要做一个智库角色,然后发现一个简单的问题,找到国际上比较好的可行方案,跟利益相关方沟通,看看是否有可能在当地推广,如果可能就做一两个试点案例,然后提供给相关决策部门。

 

比如,生态保护我们做一个协议保护模式,社区和保护区间的协议。保护了这块地方,反过来就需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我们再支持保护区,提供一些经济发展的手段给牧民,比如做培训,可以去养峰,做一些传统手工艺等等,愿意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参加培训,然后再帮助做市场拓展。像这个协议模式就是从拉美学过来的,跟中国可能不一样。还有一些我们需要跟专家、国内相关方去探讨,像缅甸是私有制土地,比如什么模式适合当地土地管理模式。我们更多的会把这些理念和模式介绍给当地,让他们思考应该如何更好的运用这个模式,这中间需要有一个很好的转换。

 

主持人:陶传进

最后,我说三件事情,你们觉得哪一件最有价值?第一是走出去路径,包括国际惯例、当地法律法规;第二是解决问题的模式;第三是人心,跟人沟通让他接纳我,我也接纳他。这是一个走出去的过程,请各位给这三件事排个序,用一句话表述你的理由。简单概括就是,第一路径;第二专业;第三人心。

 

季琳:我觉得人心最重要,第二是专业,第三是背景。

 

潘郁:第一是人心;第二是专业团队;第三是路径。

 

肖青:132;“一带一路”如果没有遵守当地法律而出现赔偿问题,无论中方外方面都带来经济损失。

 

钱霄峰:我的答案是123,有清晰路径,专业方法,最终实现真正的互通。

 

刘志华:321;跟业务特点有关系,我们基本是应对突发事件,所以人和人沟通无论是合作伙伴、政府还是受益人,达成信任之后渠道自然就有了。

 

伍鹏:321;首先要满足当地需求,我们有四大原则,尊重当地、需求导向、伙伴合作原则、可持续性。

 

李海英:我认为是231。首先是专业,专业很重要。其次是找到很好的路径,做好才能实现真正的民心相通。

 

主持人:陶传进

说明123四种模式都重要,为各位精彩分享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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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小结:

通过一场辩论式对话,让大家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选择不同的结论。

不管是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NGO组织的声音,还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利益相关方的诉求,都承载着当地民众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声音无论是迷茫、愤怒还是兴奋、赞许,都值得我们重视。

 

在绿色“一带一路”和中国NGO“走出去”的大势所趋中,不同文化、不同路径、不同渠道的交互和碰撞,都在为更好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而努力。

 

 


简报论坛2020精彩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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