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微信
当前位置:首页>NGO新闻>行业观察>  【简报论坛2020】本土视角:后疫情时代国际NGO驻华项目的价值所在

【简报论坛2020】本土视角:后疫情时代国际NGO驻华项目的价值所在

2021-01-04 13:29:12  来源:CDB  作者:CDB    点击数量:2122

 

 

 

编者按 ··

 

由中国发展简报主办,以“国际公益在疫情下的挑战与应对措施”为主题的简报论坛2020,12月9日在北京举办。

 

2020年,“隔离”当仁不让的成为第一关键词,但一年一度的简报论坛依然如约将大家聚在一起。来自国际NGO、本土NGO和联合国驻华机构负责人、公益相关领域的智库专家相遇在此,每个人带着热忱和善意,不仅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更为他者的苦难,为了社会的福祉,共同完成一个关于“国际公益在疫情下的挑战与应对措施”的思考。

 

在整个研讨会过程中,与会嘉宾各有倾听和讲述,互相发问和回答,共同思考和行动。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国际、国内公益践行者展开了不同视角的思想碰撞,理念交锋,以及对自身及行业的直面反思。

 

论坛设有四个圆桌讨论环节。本文由参与圆桌论坛二:【本土视角】讨论的各位嘉宾发言整理,内容有删减,以飨读者。

 

 

 

【圆桌讨论二】主题:

后疫情时代国际NGO驻华项目的价值所在

 

 

 

【主持人】: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  董强

 

【参与讨论嘉宾】:

安徽益和公益服务中心主任蒋倩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香奕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李涛

北京博源拓智儿童公益发展中心主任李萍

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中心主任张俊

南昌益心益意公益服务中心主任彭海惠

  

主持人:董强

首先感谢中国发展简报邀请我来参加本次论坛,开始对话之前,我想做一个简短的发言。2002年,我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读研究生时,非常有幸结识了发展简报,简报的实习让我有了第一份志愿服务的经历。记得当年发展简报正在编辑一本国际NGO在中国,我翻译了其中20多个国际NGO的材料。刚才刘忠亮老师介绍,近期找到10家比较活跃的国际NGO做了一个境外NGO调研,但是早在2002年,发展简报很容易就触及到200多个国际NGO。以我自己的经历和今天报告传达的信息,不难看出,境外NGO在这十几年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020年我和李小云教授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民间组织参与国际发展-欧洲与中国》,同时我们在云南注册了一家草根NGO“小云助贫中心”,通过这个机构承接到社区伙伴、世界宣民会的一些项目。从我自身的经历来看,现在NGO内部结构,十多年一直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这也是高倩倩女士谈到的慈善部门不仅规模逐渐扩大,更重要的是结构性力量在发生变动。

 

 

如何看待国际NGO在华的价值演变

 

 

主持人:董强

今天非常有幸,台上各位伙伴都是与国际NGO有长期合作关系的本土NGO,我们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国际NGO在华的价值演变。请大家谈谈自己的见解:

 

 

嘉宾:王香奕

中国民促会1992年成立,1993年在民政部登记注册,从事业单位转制成一个全国性社团。从80年代做UNDP的项目开始,现在中国民促会已经和180多家双边、多边国际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现场很多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比如欧盟委员会、福特基金会等。从中国民促会跟国际NGO合作的价值演变来看,我们得到的不仅是资金支持,更多的是价值理念的引领。比如怎样挖掘本土需求,回应社会空缺。同时,我们还从国际机构学到全流程项目管理方式及财务管理等专业能力。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现在的国际机构面临的是本土化问题,以及怎样跟国内机构从资助关系变成伙伴关系,共同探讨公益行业在中国应该做哪些事情。

 

嘉宾:李涛

我们跟国际NGO合作并不多,到目前为止也只有一个伙伴。关于国际NGO在华工作究竟有没有价值?如果有,价值是什么?没有,为什么?

   

我个人认为,国际NGO在华价值是肯定的,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启蒙的价值;现代意义上,本土NGO参与社会治理,无论是制度和方法都受益于国际NGO的支持。很多年前,第一代NGO曾讨论理事会是决策层还是管理层?这些在今天看来非常幼稚的问题,在当年困扰我们很久。所幸,在华国际NGO通过大量能力建设和海外交流考察项目,协助我们拓展和提升了这方面的认知。

 

另外一个启蒙是,国际NGO大部分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工业化、全球化、城市化对社会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他们有深刻的感受和丰富的干预经验,例如环境保护、社会性别平等问题等。这些问题对本土NGO非常新鲜,当时整个社会普遍认为,社会发展就应该付出如此代价,无暇顾及甚至没有能力顾及。正是国际NGO通过项目资助,引导本土NGO关注这类议题,并通过培训,帮助本土NGO掌握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管理和参与式发展理念。所以,早期这些非常重要的知识和思想启蒙,为本土NGO构建现代社会组织治理体系起到了划时代的意义。

 

第二是服务价值;我们看到国际驻华NGO的服务领域,主要面向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社会性别平等、反贫困等。服务地区大部分是贫困、欠发达、边远地区,并面向弱势群体进行资助。同时,引领本土NGO开展类似工作,使社会特定群体得到相应服务,而这种引领和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公共服务和市场服务的空白。

 

关于国际NGO的价值演变,我认为,他们一直伴随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做着与时俱进的努力,这种努力应该获得承认。还有一个现象值得重视,国际驻华NGO比本土NGO更看重政社协同,更愿意与政府合作,他们及时响应政府要求,这背后影射了一种渴望,渴望融入中国本土的发展熔炉中,这一举动也应该得到鼓励和保护。

   

 

嘉宾:李萍

我个人在国际NGO工作了18年,之后成立了本土NGO,在国际NGO工作,作为甲方一直在和本土NGO机构合作,现在作为乙方,又在和国际NGO合作,所以,对于国际驻华NGO的价值有些不同的感受。

 

在国际NGO时,我们的工作比较单向,国际NGO带着大量的资金、技术、包括很多专业的员工与本土机构合作,同时也做大量能力建设和服务。由于那时的本土机构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从理念、技术和实施的方法层面,在工作中的质量控制方面,都会严重依赖国际机构,本土机构在这个合作过程中会相对被动。

 

但随着发展进程的演变,本土NGO不断成熟,自身拥有多元化的团队,来自多领域跨界的人才、成熟的技术支持、非常清晰的价值观和战略,国际NGO也在不断改变工作模式,在选择本土NGO合作时,会聚焦细分领域,给予更多的支持。比如在申请项目方面,本土NGO会带着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作为项目申请的co-applicant(共同申请人),由原来的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发展,从整个项目的动议、规划、设计中,参与了全部的过程。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从宏观政策倡导、微观基层服务本土NGO基本上都会参与。在中观标准建立方面,本土机构也会参与很多工作。这样的合作模式,说明国际NGO与本土NGO合作的变化。国际组织无论从机构内部治理,财务制度规范标准,到能力建设培训,对本土NGO的支持都非常大。

   

 

嘉宾:张俊

我来自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中心。关于国际NGO进入中国,1995年的世妇会是一个节点,那时候很多国际NGO进入中国,政府也把男女平等作为国策提出。2000到2008年又是一个节点,这是国际NGO在中国快速发展的时期。2003年,当时一家国际NGO已经在陕西修了很多厕所,直到2013年政府才提出“厕所革命”。也就是说,十年以后我们才觉得厕所是一个问题,因为在老百姓眼里“吃比拉重要”,但国际NGO已经先行一步。

 

再比如,2003年在陕北一个县,早教学前入园率只有11%,到了2013年入园率达到89%,因为国际NGO在陕西省的这个项目上投入5亿元人民币。当时,陕西省一个县的整个财政收入才5个亿,一个国际NGO县办主任管理的资源比县委书记都要多,一年预算大概七八百万,现在这个项目县财政投入已经达到50亿,国际NGO的投入反而在下降,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节点。

 

2008年之后又是一个节点,这个时期国内NGO处于快速野蛮生长状态,国际NGO开始逐渐退潮。但国内NGO成长起来后,很多价值取向在这个时期有了明显的变化,大家拼命抓资源,不再讨论像性别平等、赋权等社会议题。

 

2013年,我在本土机构做政府购买项目时,从国际NGO带来的一些理念方法再次派上用场,政府会认为这是我们的法宝就应该这样做。比如,政府认为参与式的工作方法和党的群众路线很一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同在于有了更细化的操作方式和工具。所以国际NGO在价值取向上对本土NGO的成长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嘉宾:彭海惠

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国际驻华NGO的三个作用。

第一是资金;在江西省有一个国际NGO,1996年救灾资金投入,超过那个县的地方财政总收入,带来的资金量非常大。当时中国正处在发展过程中,修路、建房子、建学校,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及中国农村发展,国际NGO投入了大量资金,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第二是理念;国际NGO带给中国前瞻性的先进理念和意识,推动了本土机构在理念与工作手法上的升级。  
 

第三是人;有过国际NGO工作经历的人,最终国际NGO可能会离开中国,但这批人会留下来,成为行业最宝贵的财富。未来国际NGO与中国合作,不一定需要大量资金,更多的是帮助本土NGO培养国际化视野的人。中国NGO也正在走出国门,具有国际经验的人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尤其在疫情发生时,我们看到国际NGO超越国家、超越宗教对世界的贡献。

   

嘉宾:蒋倩

我来自安徽益和公益服务中心,最近七八年才与国际NGO开始合作,有三个切身感受。

 

第一、国际NGO重视理念、价值、底层逻辑的坚守和伦理。

第二、国际NGO在某个社会议题上有深刻研究,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法上都有深耕和探索。相比之下,中国本土NGO在实际议题探索和实践方面还有很大进步空间。

第三、国际NGO在解决问题的策略上是多维度、系统性的探索。也许国际NGO刚来中国时会带着一点傲慢,但这些年越来越了解中国的本土文化,越来越接地气,在合作过程中也会尊重伙伴的经验,逐渐形成共识。

 

主持人:董强

从价值演变到价值推动,我理解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价值引领;国际NGO把价值引领作为一个重要方向。但我有一个建议,因为中国本土NGO学习国际价值理念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而且很多NGO负责人,本身就有海外经历,可以直接从海外学到优秀的价值理念,不像二十年前驻华NGO是唯一渠道,我觉得国际NGO应该适应这个变化。

第二、资金推动;资金一直是很重要的维度,但现在政府资金的投入力度越来越大,其实优势已经开始不明显,所以国际NGO应该把资金放到引领中国NGO的价值推动方面。

第三、关注弱势群体;国际NGO长期关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弱势群体,比如同性恋、罕见病等群体,在二三十年前国内闻所未闻,而国际组织始终关注。

第四、专业支持;国际NGO对本土NGO的专业知识培训和人才培养。

第五、关系转变;国际NGO和国内NGO合作质量在不断升华,由以往的资助者驱动,到现在的共同设计、共同推动,由资方主导向伙伴关系转变。

  

 

 

国际NGO未来在华的着力点

 

 

主持人:董强

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证实国际NGO工作对社会的价值,如何让中国的政府、社会更认同国际组织的作用,也就是国际NGO未来在华的着力点。

嘉宾:张俊

着力点可以放在性别平等上,一是国策,二是国际NGO可以在中国做一些探讨分析,然后再把中国总结的经验带出去,这是一个着力点。

 

嘉宾:李萍

从国家“十四五”规划中,可以看到今后五到十年中国儿童工作的发展方向。比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0-3岁儿童发展以及儿童司法保护等。根据我们的调研和评估,非常需要技术方面的支持和专业指导,所以儿童类国际NGO可以在这方面发力。

 

嘉宾:李涛

所有的领域都需要国际NGO来参与合作。首先, 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服务的多样性、合作的广泛性、多边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开放治理的程度。这不是我们想不想,愿不愿意,而是由社会问题的多变性、复杂性和全球化趋势来决定的,社会治理层面的广泛合作势在必行。

 

其次,每个国际驻华NGO都有自己的战略定位、自己的价值取向,但如何与中国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很重要。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尚不均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城市化、工业化浪潮之后,大量社会问题出现,迫切需要专业的社会组织进行干预。如果说一个具体的着力点,那就是不管国内还是国际NGO,共同的挑战是,疫情带来的社会分化和社会撕裂。所以,无论哪个国家的社会组织,都需要促进社会团结,促进社会合作,促进国内外交流,建立一种多元的社会联结。

 

嘉宾:王香奕

关于着力点,我想不应该聚焦在某一个领域,因为民促会本身是一个平台机构,所以我们希望国际NGO在两方面发力。

 

第一、支持行业生态系统建设;因为生态系统非常重要,中国有八十多万社会组织,疫情期间救灾机构做了很多的贡献,但协作不是很充分。所以,推动行业横向纵向网络间的交流合作迫在眉睫,非常希望国际NGO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和合作。

 

第二、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举个例子,我2009年参与民促会项目,14年来一直支持中国NGO参与联合国气候大会,但是我们的发声非常少。在全球治理方面,推了这么多年进展依然缓慢,所以希望国际NGO能在这方面助力。

 

归根到底,这两方面相辅相成。生态系统得到健康发展,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步伐才能加快。我们经常说,中国NGO在国际上的声音如何跟政府的地位相匹配,政府已走进国际舞台中央,NGO还在边角,可能需要更多的国际组织参与行业平台性建设。

 

 

嘉宾:蒋倩

我觉得可以从几个议题入手:

一是儿童教育议题。中国本土关注儿童议题的NGO很多,多在救助层面,真正在探索教育改变、教育创新的NGO不多,卓有成效的就更少了。

二是妇女与性别议题。这个不用说了,是国策,也是在未来社会发展中会越来越主流化的议题。但是国内关注这方面议题的NGO非常少。

三是残障议题和流动人口议题。残障人群和流动人群的在中国的数量很大,但是一直被边缘化和被忽视。这些议题需要社群本身的参与,而社群的赋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国际NGO可以根据国内政策和议题发展匹配相应的服务,不一定是资金支持,专业方法的支持也许更重要。此外,除了服务的专业方法,支持相关议题领域的研究也很重要。

 

 

嘉宾:彭海惠

我分享的经验是,现在政府拿出很多钱来采购服务,他们需要的是有好的项目与工作方法来开展工作,满足政府与社会的需求,比如在江西,根据我们的调研,政府采购占了社会组织资金来源的50%,未来中国政府一定会加大采购社会组织力量的服务,所以这个时候国际NGO应该做的是为政府提供技术与专家支持,如何与本土NGO一起推动政府采购服务。

 

我希望国际NGO能看到这个痛点,政府愿意拿钱,国际NGO可以和本土社会组织合作,让政府采购先进的服务价值理念,这种模式产生的社会影响会更大。

 

主持人:董强

综合六位嘉宾发言,不难看出,中国方方面面都需要国际NGO的参与。关于着力点,就我观察,国际NGO在本土伙伴逐渐减少,而不是增加。所以合作伙伴的能力提升,会影响到双方的合作质量,也会直接影响到国际NGO在华工作的成效。

 

 

 

本土NGO对国际NGO有哪些建议?

 

 

主持人:董强

最后一个问题,作为长期与国际NGO合作的机构,你们对国际NGO有哪些建议?

   

嘉宾:彭海惠

一句话,国际经验怎样本土化,以及本土经验怎样国际化。

  

嘉宾:张俊

从目前公益链条来看,国际NGO可以在上游多花点功夫,希望国际NGO带着国内基金会往洼地走,支持不发达地区。同时,希望国际NGO本土化,当国际NGO带着自己的方法、理论走出中国时,最好产生新的东西。

 

嘉宾李萍

希望国际NGO对中国政策的顶层设计进行深层研究,了解中国之所以这样做,背后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价值理念。

 

嘉宾:李涛

国际NGO与本土NGO的合作有两种取向:
第一种是父权主义取向;把合作伙伴看作是需要教育需要规训的对象,本着促进其专业化、规范化发展的良好意愿,实际在削弱它的能动性、灵活性,这背后有很多原因。

 

第二种是赋权主义取向;更加重视草根组织自身的能动性、灵活性,这类代表是福特基金会。今年6月,福特基金会发出全球倡议的时候,我很感动。在这个特殊时期,他们号召基金会更加理解和体谅草根组织的艰难,这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是在当下整个公益领域打着科学管理的旗号,不断加码对草根组织的各种审计和评估,以规避责任来体现道德优越感的环境下。我想如果没有发自内心对草根组织的体谅,是提不出这样的倡议,我建议国际NGO向福特基金会学习。

 

 

嘉宾:王香奕

我说两点建议,一是关注中国的政策,比如“十四五”规划、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紧跟国家发展趋势。二是中国NGO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还需要国际NGO资金、倡导方面的支持。

   

嘉宾:蒋倩

我有三点建议:

第一、除了加强政府间合作,还要与学者合作,政府的政策和学者对中国公益生态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需要创新;国际NGO有一套自己非常固化的流程程序和系统,而且这套系统的反应显然不能适应中国当下的快速发展局势。即便是地方草根NGO组织,都是因为能够适应时局变化才得以生存下来。所以,国际NGO无论是目标还是方法都需要加强创新。

 

第三,资源下沉到四五线城市和地区;北上广资源非常丰富,中国的发展两极分化明显,要关注被忽略的地区和人群。

 

主持人:董强

谢谢六位嘉宾分享,我觉得他们的建议大体分三个层面:

第一、希望国际NGO更加扎根中国社会问题,立足中国社会。

第二、期待合作伙伴更多支持。本土NGO也有自身的价值和理念诉求,期待有更多的支持与合作。

第三、国际NGO期待在中国社会能有更多正面影响,这是六位本土NGO组织共同的心声。

本次圆桌讨论与分享圆满完成。谢谢大家!

 


论坛小结:

从驻华国际NGO的价值探讨中,我们发现国际NGO在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初期的资金撬动,理念倡导;中期的国际公益事业的中国化,中国本土经验的创造,NGO组织的真正公益化治理;直到后期,国际NGO 与本土NGO的价值主张碰撞和若即若离。

 

未来,无论是国际NGO的本土化,还是本土NGO的国际化,无论行业生态系统的建设,还是参与全球社会治理;依然需要更加开放的政策、更加开放的心态、更深层次的互信和包容,以期实现彼此

 


简报论坛2020精彩瞬间

 

 

 


简报论坛 . 明年再会!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文章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

分享到:

 
NGO招聘微信扫一扫
更多精彩
TOP 意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