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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蓝皮书(二)】朱健刚综述2019年中国慈善事业:治理吸纳慈善

2020-07-29 13:58:22  来源: 爱德传一基金  点击数量:516

 

导读

 

2020年7月26日,2020年《慈善蓝皮书》发布会线上举办并直播。这是《慈善蓝皮书》自2009年启动以来,首次采用线上形式举办发布会。发布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指导,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主办。 

 

发布会上,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学院教授、《慈善蓝皮书》副主编朱健刚作了主题为《治理吸纳慈善:2019年中国慈善事业综述》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指出,2019年中国民间慈善事业被进一步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当中,呈现出“治理吸纳慈善”的总体特征,在国家层面、市场层面和社会层面均有表现,慈善开始成为国家整体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并为国家治理战略目标服务,国家与社会正逐步耦合成一种统一、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双向嵌入关系。

 

以下内容由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简称,爱德传一基金)根据其报告,并结合《慈善蓝皮书(2020)》综述整理;经《慈善蓝皮书》主编杨团同意发布。

 

历年《慈善蓝皮书》

 

 

一、总体稳中向好:2019年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状况

 

 

朱健刚指出,虽然2019年我国社会组织总量增长放缓、慈善资源总量略有下降,慈善资产管理相对保守,但慈善事业总体发展稳中向好,且在志愿服务、行业建设等领域取得了明显进展。

 

01 社会组织总量增长放缓

 

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我国社会组织总量为86.7万个,其中,社会团体37.2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48.7万个,基金会7580个,分别较2018年增长1.64%、9.68%和7.76%,增幅均低于2018年(2018年三类社会组织的增幅分别为3.1%、10.8%、11.4%)。

 

PPT由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提供。

 

在慈善组织方面,《慈善蓝皮书(2020)》的综述报告指出,截至2019年底,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总数超过7500个,较2018年(5285个)增长了四成以上,占全国社会组织总量的8.65%以上,净资产合计约1600亿元;截至2019年8月底,全国已有1260家慈善组织获得公开募捐资格。

 

在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方面,《慈善蓝皮书(2020)》的综述报告指出,截至2019年底,按照《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注册登记在华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共524家,备案临时活动2441件,增幅趋于平缓,并且在分布地域(北京、上海、广东、云南、四川,合计占全国总量68.51%)、业务领域(商务领域占比41.98%)和业务主管单位(81.11%集中在商务、教育、民政、卫生、友协、林业、科技、环境、农业九大系统)方面高度集中。

 

02 慈善资源总量略有下降

 

《慈善蓝皮书》一直以来将社会捐赠总量、全国志愿服务贡献价值和彩票公益金三者之和设定为全核算社会公益资源总量。

 

据《慈善蓝皮书(2020)》测算,2019年我国社会公益资源总量为3374亿元,较2018年减少0.97%。其中,2019年社会捐赠总量预测约为1330亿元,志愿者贡献总价值为903.59亿元,彩票公益金募集量为1140.46亿元,分别较2018年增长4.72%、9.7%和-13.18%。朱健刚指出,慈善家的大额捐赠,福利彩票公益金,以及互联网捐赠依然是国内慈善资源最主要的增长点。

 

PPT由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提供。

 

在捐赠方向方面,《慈善蓝皮书(2020)》的综述报告指出,教育领域的捐赠人数虽较2018年度减少了6%,但仍是最近五年最多的,占比35%;而扶贫领域的捐赠人数在近五年呈逐年上升态势,以占比29%排名第二;此外,慈善基金会等公益慈善事业的捐赠人数占比16%,较2018年度减少了2%,排名第三。

 

03 慈善资产管理相对保守

 

2019年1月1日,《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这对我国慈善资产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有人将2019年称为中国“慈善资产管理元年”。但是,朱健刚指出,相关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慈善资产管理普遍存在投资行为保守的现象,三分之二以上的基金会只存款不投资。

 

《慈善蓝皮书(2020)》的综述报告指出,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包括:慈善组织所有权缺位,导致受托人的定位及其权利义务模糊;在慈善认知和伦理方面,秉持捐款是神圣而不能承受投资风险的观念;行业内存在慈善组织“投资损失须由理事赔偿”的不实流言;慈善组织缺乏投资信息披露标准和评价标准。

 

04 志愿服务开启新的征程

 

《慈善蓝皮书(2020)》的综述报告指出,截止至2020年3月16日,我国实名注册志愿者总数达到1.69亿人,志愿团体116.36万个,累计志愿服务时间总数22.68亿小时;其中,注册志愿者总数较2018年增长13.9%,累计志愿服务时间总数较2018年增长3.2%,服务活动覆盖医疗、教育、扶贫、养老、环保、助残、文化、体育和“一带一路”等多个领域。

 

PPT由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提供。

 

朱健刚指出,党和政府愈发重视发挥志愿服务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推动志愿者事业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行,由此,我国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迈入新时代、开启了新征程。

 

 

二、治理吸纳慈善:2019年中国慈善事业的总体特征 

 

 

《慈善蓝皮书(2020)》的综述报告指出,不同于西方的市民社会,中国民间慈善事业的独立性常常是非制度化和非正式的,在各个层面为国家权力所渗透,因而,强调多元合作的治理理论,以及强调关系网络的嵌入理论,成为解释中国公益慈善领域一系列复杂现象的重要框架;而无论是“行政吸纳社会”,还是“行政吸纳服务”,都揭示了在权利分配格局中国家的主导性和社会的依附性;这种治理吸纳模式的主要内容是政府以治理的方式有选择地吸纳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将生长中的社会力量吸纳进入可控的行政轨道之中,政府以此实现“控制”手段的柔性化和隐性化,社会则嵌入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中有可能拓展参与空间,获取政府资源,从而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朱健刚指出,2019年,“治理吸纳慈善”继续强化。

 

在国家层面,治理吸纳慈善在表现形式上强调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但实质上却有着鲜明的等级秩序或差序格局。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1)坚持党委领导,党建工作成为慈善事业首要任务;(2)强化政府负责,不断深化慈善事业管理部门改革;(3)优化社会协同,重视发挥慈善事业第三次分配作用;(4)推进依法治理,进一步规范慈善组织与慈善活动;(5)夯实行业抓手,大力发展慈善会等官办慈善组织。

 

其中,关于国家层面大力发展慈善会等官办慈善组织,朱健刚指出,慈善会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已有300多家团体会员,这些组织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基本上是作为民政部门的依附,很难发挥独立的作用;2016年以来,各地慈善会系统都开启了以“去行政化”“去垄断化”为主要内容的体制改革,比如深圳市慈善会、广州市番禺区慈善会都与当地行政部门脱离了行政隶属关系,转向成为具有独立法人治理结构和社会服务能力的慈善组织;而最近社会化方向让更多慈善会开始活跃,这突出显现在2019年地方慈善会在腾讯“99公益日”中表现突出:在腾讯公布的公募机构筹款排行榜前十名中有5家为地方慈善会,其中排行榜首的重庆市慈善总会共募集善款1.31亿元。这一现象引发不少公益慈善界实务者和研究者的关注,但也引发了疑虑和争议,担心行政力量的过度介入有可能有碍公益慈善行业的健康发展。

 

在市场层面,朱健刚指出,治理吸纳慈善主要表现为商业慈善的兴起。

 

第一,科技赋能慈善,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朱健刚指出,近年来,科技慈善已经成为一股席卷全球的新浪潮,国内外知名的商业机构、公益机构、慈善家纷纷在科技慈善领域大展身手;2019年,“科技向善”这一理念继续迅速传播和扩散,更广泛地融入腾讯、阿里等国内大型高新技术企业额的价值观和发展战略当中,越来越多的慈善组织和社会创新项目也开始聚焦于如何运用区块链等科技力量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朱健刚认为,正如王振耀所指出,科技慈善尤其是互联网科技慈善在中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已进入善经济时代,以社会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有广阔的前景,如果科技慈善能很好地应用到其中,不但会让中国科技有一个革命性的提升,也会助力精准扶贫攻坚,同时为中国经济的供给侧改革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第二,商业激活慈善,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的兴盛与争议。朱健刚指出,2019年,企业社会责任和影响力投资继续成为国内企业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形式;2015年以来,腾讯“99公益日”的公众捐赠总额从1.3亿元上升到17.83亿元,增长了近13倍;但是,总体来说,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发展整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

 

与此同时,朱健刚指出,2019年,商业慈善领域的争议事件也频发,例如,偷税、漏税的影视明星范冰冰连续出席两场公益活动,分别获得“2019年度最具公益影响力明星”和“年度公益人物”称号;再如,鸿茅药业在过去10年间曾被通报违法2630次,但却在2019年被中国中药协会授予“2018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明星企业”,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又如,水滴筹“扫楼筹款”“按单提成”的业务模式,也备受争议。

 

朱健刚认为,诸如水滴筹究竟是公益还是生意?在它的业务模式中,究竟商业是其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手段,还是慈善是其首个商业流量的廉价工具?在相关的诈捐骗捐事件中,它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私力救济的活力超过慈善组织,这究竟是社会进步,还是慈善困境?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整个公益慈善界深刻反思。

 

在社会层面,朱健刚则提出,民间慈善也逐渐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中,未能被吸纳的民间公益遇到空间压缩、资源停滞、公共选择失向等挑战,民间公益必须学习、适应、调整和改革自身的发展策略,以寻求新的发展道路;但是,2019年,随着青少年和儿童福利与青年公益成为年度公益慈善领域里的热门议题,青少年儿童福利以及青年公益的兴起仍然展示出新的希望。

 

一方面,2019年我国适度普适化的儿童福利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民政部首次设立儿童福利司,《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均进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审议;另一方面,2019年青年公益持续兴盛,90后青年群体持续成为公众慈善捐赠的主力军(支付宝公益平台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在该平台上捐赠的90后人数占比达48%,捐赠额占比26%),此外,青年公益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青年人不再更多参与组织化的公益工作,而是依托互联网等科技开展各种公益活动,形成一种“无组织的组织化”,呈现出比正式的公益组织更高的效能。

 

 

三、总结与展望

 

 

朱健刚认为,总的来说,2019年,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中国慈善事业的基本项目相对稳定且总体向好,社会组织总量和慈善捐赠总量持续增长,志愿服务、慈善资产管理和行业建设等领域取得明显进展;另一方面,随着2018年中国进入新时代,2019年整个民间慈善事业被进一步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当中,呈现出“治理吸纳慈善”的总体特征。

 

《慈善法》的出台在原意上是希望以民间慈善组织为主体来发展慈善事业,但在随后的实践中遭遇诸多困难,2019年实际发生的是官办慈善的社会化以及重新崛起,治理逐渐吸纳慈善,让慈善服务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大局。

 

与此同时,随着商业慈善的兴起,企业直接做慈善成为另一股潮流,而且日益彰显其资源、人力和科技的优势。企业基金会成为其重要的平台。展望未来,朱健刚认为,可以看到,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中国慈善事业必然会因应政府、商业和社会要求而产生不同的话语和实践,多元发展仍然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未来趋势。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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