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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中国民间力量如何参与海外抗疫?来自SFIEC的探索

2020-05-29 11:56:02  来源: MID蜜得创益  作者:创益圆桌派    点击数量:3955

曹 聪 

深圳市国际交流合作基金会常务秘书长

 

采访|刘格花 

撰文|刘格花 何海晴 

编辑|黄荟 

 

 

国内疫情好转,国际还在艰难应对。截至5月27日,全球已接近550万人感染新冠肺炎。在西方,英国诗人约翰·多恩曾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东方,中国诗人王昌龄则说过,青山一道同云雨。

 

如何将中国的经验和物资输送出去,是除了官方外,民间也在积极探索的议题。

 

深圳市国际交流合作基金会(下简称SFIEC)是2014年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以“搭建对外交流合作平台,助力深圳国际化城市建设,支持社会各界参与全球治理”为使命。此次助力海外抗疫,正是他们大展身手的时刻。早前,SFIEC主席王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借助民间力量国际联动,“深圳海外抗疫朋友圈正在扩大。”

 

此次,MID蜜得创益专访SFIEC常务秘书长曹聪,听他讲述在海外抗疫中的故事和经验,以及中国民间力量在“走出去”这条路上的探索。

 

以下是从2.5w字采访全文中筛选和总结的精华部分,约6000字,阅读需10分钟:

 

 

“走出去”

 

 

MID:疫情发生以来,SFIEC携手多家社会组织向深圳的国际友城捐赠了大量物资,这个过程是怎么做到快速联动的?

 

曹聪:年初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很多国际友城通过不同的方式给了深圳无私的帮助。到了二三月份,国际抗疫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我们的友城开始面临巨大的压力。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回馈国际友好城市是我们基金会以及许多深圳社会组织参与国际抗疫的初衷。我们联合数家社会组织给米兰、都灵、光阳、釜山这几座国际友城捐赠了第一批抗疫物资后,开始有很多社会组织主动联系我们,也想开展对海外抗疫物资捐赠。因此,可以说,国际抗疫是深圳全社会迈向全球、拥抱国际化情怀的体现,是自发的善举。我们基金会做的更多是提供了“走出去”的平台支持。

 

去年,我们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深圳共同发起了一个叫做中国(深圳)社会组织“走出去”能力建设与交流合作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下,我们联动了深圳的几大枢纽型社会组织,比如市社会组织总会、市慈善联合会等。所以,在“走出去”这个议题下,我们有一定的网络基础。

 

除此之外,从2018年开始,我们在做一个叫做“深系澜湄”的项目,主要提供解决方案和顶层设计来帮助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民生发展,以及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做一些中长期的项目,例如特区建设经验共享,还有湄公河太阳村项目等,跟当地的一些友好的机构建立了比较紧密的联系,在疫情期间大家都反应都很快。

 

向韩国仁川市捐赠抗疫物资

 

MID:此次“走出去”的流程大概是怎么样的?

 

曹聪:这个过程中,更多的应该是,大家有意愿,我们提供平台,服务的内容包括从策划筹备、对外联系、物资采购以及配套的宣传,我们尽可能将参与行动各方的优势资源作最优整合,最大化国内国际影响力。

 

举个例子,某个社会组织有一批物资想捐给受疫情影响的意大利米兰市。这个公益基金会有现成物资、防护服和口罩,但是他不知道找谁捐,也不知道国际合作项目具体怎么操作。我们基金会这个平台就做这样的事情,你把物资委托给我们,我们通过平台自身已有的资源,同时也借力深圳国际友好城市的工作网络,比如说深圳市跟米兰市的友城关系,最终帮助他完成对海外的捐赠。

 

准备运往意大利的抗疫物资

 

必须面对的问题

 

 

MID: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和困难?

 

曹聪:挑战肯定是有的,技术层面上,一是疫情来得很快,大家没想到疫情会往全球的方向发展,在海外需求特别强烈的情况下,我们产能与实际的需求和项目运作的能力是严重不匹配的。国内的供应跟不上,我们自己团队的承接能力也是有限的。像口罩,它原本是一种特殊用途的物资,有稳定的供求关系和特定渠道,是一件很专业的事情。在疫情下,产能和需求的矛盾难以调和,很多口罩原本只供国内,不具备出口资质,且各国对口罩的标准和中国的标准有一些差异,物资是否能够合法合规出口,在当地能否能使用,我们公益界的专业知识还是相对比较缺乏的,对捐赠项目的管理是一个大的挑战。

 

在物流方面,大部分国际航线受到影响,物流压力非常大,仓位紧张,而且在市场化的情况下,物流的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在增长,那意味着项目总体成本在增大,对社会组织自身实力和工作资源是一种考验。

 

此外,中国社会组织大规模往外走,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参与国际全球治理、参与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很新的议题。从整个行业来讲,国内仍处于初级探索阶段,在疫情突然发生后,特别是在一个Global Pandemic的大背景下,大家事实上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

 

MID:把物资捐赠过去之后,如何对物资落实做好跟踪管理?

 

曹聪:这批物资捐过去以后,我们主要关注两点:第一是质量问题;第二是这笔物资是否真正用在了公益用途上,避免公益物资被挪用为商业用途。目前我们对于海外项目是有自己一套监控流程的,一般来说我们都会邀请指定的公益捐赠方在收到物资之后给我们提供收据和盖章,以及后续分发了捐赠物之后,给我们汇报情况,例如提供视频、图像等。

 

但在海外疫情严重的情况,我们在实际操作中还是“以人为本”,急他人所急,对受捐方落实工作的难处和需求予充分尊重。例如,疫情期间的物资捐赠有比较大的特殊性,疫情发展得很快,在物资这一块肯定是以当地的调配为主,但我们也会跟他们说明风险,例如这个物资跟哪一个级别的防护是相对应的。

 

当然,无规矩不成方圆,我们一般通过法律文书、声明等方式进一步与各利益攸关方明确权利义务。

 

 

体验和感受

 

 

MID:在疫情初期,我们更多地是作为受资助的一方,然后慢慢变成对外捐助的一方。网络上有一种声音说,我们现在强大了,能够帮助到别人了。你们就站在这个事情的正中央,有什么感受?

 

曹聪:首先,我们做的事,是在寻求共赢的层面上,追求结果的最大化。至于别人如何去评论你这个事情,有些评论本身不一定符合公益的理念,不具备太多的参考性。如果你做公益是为了去迎合大家的想法,我觉得可能很难持续下去。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其次,我们做这个事,其实是在做一个探索。疫情期间对外援助的意义,一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回报帮助过我们的友城。二是为社会组织“走出去”积累经验。少数社会组织通过对外捐赠物资能不能帮助对方的抗疫工作实现决定性的胜利?坦白说,答案是否定的。基金会认为本次捐赠行动的意义,更多是我们作为中国民间的力量,为“走出去”作第一轮探索,把工作的经验、资源共享给更多的国内社会组织,让更多的民间力量未来跟我们捐赠过的国家,或者受捐过的国际机构进一步合作。

 

MID:对下个阶段的海外抗疫有什么规划吗?

 

曹聪:目前来说,支持海外抗疫的工作,我们还会坚持一段时间。捐赠的方向将向东南亚地区倾斜,同时也会加大对非洲地区的关注。

 

除了捐赠以外,我们更想跟大家交流和分享经验案例,之前我们组织了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能力建设与交流合作的平台,跟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国内的和深圳市内的社会组织,一起做了一次行业内的国际抗疫专题交流。从案例的分享到技术问题的讨论,比如怎么联系基金会、物资怎么出去、协议怎么签、海关流程究竟是怎么样、相关政策是什么、怎么解读这些政策等。

 

国际抗疫线上交流会截图

 

最近,我们在市委外办指导下跟金边市政府举办了一次抗疫线上交流会,邀请了深圳市抗疫工作小组的成员和医疗专家回答了金边市政府有关部门、柬埔寨青年联合会-医生联盟的很多技术性问题,我觉得可以多举办一些这种类型的活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有了物资之后,他们怎么有效把控疫情,我们有一些好的做法可以分享,比如中国的超大型城市怎么做到个位数新增,怎么用手机去解决疫情问题,怎么去登记疫情信息,东南亚国家缺乏这方面的经验。

 

与金边市线上交流会

 

MID:除了海外抗疫,SFIEC 之前做过的项目,有哪个特别想分享给大家?

 

曹聪:我们一直很想把深圳的一些好的技术和方案带出去,2018年,借着“澜湄合作”这个事情,首次在海外探索做这类项目,深系澜湄就是我们在做的尝试。

 

根据我们对湄公河国家存在问题的了解分析,我们定下几个合作领域。大方向来讲,就是发展理念和解决民生的问题,比如说“湄公河太阳村”这个案例比较有代表性。在湄公河国家,很多地方没电用,生活质量提不上去。中国是生产太阳能设备的大国,虽然深圳不是生产设备的主要产地,但深圳有很多解决方案,在技术整合这一环节比较强。正好当地有设备,但是缺乏整合,所以我们很快就定下来,在柬埔寨做第一个试点,在没有电网的情况下,能不能实现一户户人家的日常用电?

 

方向定下来以后,我们委托咨询公司到柬埔寨实地调研。过程中也得到我们在柬埔寨的合作伙伴的帮助,他们深入到乡村,一户户地看当地的用电情况和个人的经济收入来源等,统一作记录,并对每一家受访人做了 GPS的定位。根据前方拿回来的资料,我们再跟做太阳能业务的合作伙伴商量出解决方案。

 

其后,就是签订了协议,将解决方案和物资交到柬埔寨的合作伙伴手里,由他们在当地进行落地和执行,我们负责提供一定的资金和管理经验的支持。

 

最后,在这个项目落地之后,我们还联合柬埔寨对这个项目进行验收,以及回访受捐村民的情况。

 

这个项目采取了很多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一些经验和做法:

 

第一,以当地的运营团队为主,本地化做这个事情,我们提供技术、解决方案。

 

第二,在设计理念方面,这是一个当地的发展类项目,而不是人道主义救援。项目所带动的并非仅仅是“用电”这件事,它也跟当地的生活学习有关。我们希望对方把它当作一个社会的创新项目,后续以社会企业的方式去承接,但现在还是处于试验的阶段。

 

第三,这个项目跟企业的海外社会责任作了很深度的结合。这是中方长期性实际参与后续运营的一个项目,并非我给你这些设备你就安装,安装完以后就完事。换言之,中方以一种合作伙伴的形式,跟当地团队商议这个项目怎么做,以及怎么才能做得更好。

 

 

存在的价值

 

 

MID:很多西方国家很早之前就在做类似的事情,有人说,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好了,因此需要对外去做一些项目,所以才需要你们这样的基金会?

 

曹聪:我觉得这个想法不对,不是我们强大才开始做。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都在做对外援助的工作,包括当年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支援了非洲人民修建坦赞铁路。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是主动对世界的贡献,跟经济实力增长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

 

我们注重国内的社会经济发展,通过扶贫攻坚,我们解决了自身发展的问题,同时也是解决了全球20%的人口的问题。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进行,国内社会各界也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我们并非一个孤岛,通过发展援助帮助全球实现更加均衡的发展是一件多方共赢的事情。例如在疫情防控方面,特别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如果我们给一个国家试剂去支持他们做检测,或许这个国家的疫情防控就会做得很好,那我们面临的防疫压力就会更小。倘若海外失控,我们也很难独善其身。

 

最后,我们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好的经验和做法,比如像一些基层村的管理或者科技向善等,这些经验对于我们周边国家去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缩短它们发展所要经历的过程是很有意义的。

 

这是一个互利共赢的问题,跟经济实力没有太大的关系。基金会的成立是为了响应深圳民间对于参与全球治理、开展对外互利友好合作、促进城市国际化的呼声,作为一个平台型、枢纽型的社会组织去实现多方合力,创造共同价值。

 

MID:目前你们这种形式的基金会只有广深有,在助力城市的国际化方面,发挥了什么特殊的作用?

 

曹聪:现在还处于初级的探索阶段。在成立的前三年,我们处于寻求深圳跟这个世界普遍联系的一个阶段,它可能是依托深圳市与国际友城的关系,以及深圳市的企业对外开展业务的意愿,我们一开始偏向于做出访类和交流类的项目,也做过的人文领域、环保等国际主流话题的民间活动。

 

基金会成立大会

 

到了基金会成立的第4、5年,我们发现深圳企业在业务布局上越来越国际化,但是深圳的知名度跟广州、上海、北京还有差距。我们开始研究出了经贸合作以外,能不能找到更加国际化的方式让世界认识我们。为此,我们正尝试挖掘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深圳可以发挥的作用,希望通过小而精的项目,把深圳的国际化跟这一个全球的议题结合起来。这个阶段我们形成一些探索的主线:

 

第一条主线是城市+,这是一个对外展示深圳城市形象的项目,但并不是要宣传深圳很有实力或者有很多大企业,而是展示深圳的人文情况和城市的风貌。形式上,我们采取让长期在深圳生活的外国人来讲“TA与深圳”的故事。

 

城市+平台网站

 

第二,我们有一个项目群集叫“深系澜湄”,在老挝、缅甸、泰国, 我们带着这些深圳独有的优势和经验,例如经济特区是怎么做起来的,深圳的顶层设计是怎么样的,跟这些国家的NGO合作,让他们来运作项目,我们来提供解决方案和一部分资金,力所能及帮助他们在当地去做项目。

 

柬埔寨金边市举行首期海外特区建设经验分享会

 

这是我们在思考深圳市能为世界做什么的一些探索,最终这些探索带回来经验也好,深化大家对深圳认识也好,我们将利用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能力建设与交流合作这个平台,把所有关注国际交流合作的民间力量,包括企业和社会组织,聚集在一起去总结这些事情,哪些是做得好,哪些做得还不够,大家能不能合力孵化出新的项目。

 

 

展望未来

 

 

MID:在目前这个阶段,你觉得你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曹聪:首先,全社会接受国际化和对外援助还需要时间。国际交流合作、对外的援助甚至是人道主义救援,跟大家日常生活相关,只是没有那么直接。目前整个社会对于这个问题的认知决定了国际交流合作水平的上限,特别是社会组织走出去参与国际合作这一块,会是一个相对比较长的过程。

 

当前全球经济下行趋势明显,整个社会可以用于对公益行业的资源总量在减少,这就要求我们利用有限的资源做更多的事,赢取机构本身的发展和公益事业的壮大,这个是我们乃至全行业共同面临的一个挑战。

 

其次,人才方面的挑战也很大的。国际交流合作靠着的是项目管理人员,需要决策执行和宣传方面非常专业的人才。

 

最后,反全球化的主张、民粹主义的抬头或多或少地会对民间的友好交流合作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MID:畅想一下,5年或者10年之后,SFIEC会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曹聪:从使命愿景来看,我们想搭建国际交流合作的平台,学习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建设,也支持社会各界参与社会治理。从团队层面来讲,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一个精悍、在项目操作和策划方面非常国际化和专业的团队。

 

10年之后,我估计我们基金会是中国特别是民间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开展对外援助的主要的渠道和平台,包括人员、资金、项目、物资这些方面,都应该是全国一流的组织,我们期待它能达成这个目标。我们也希望能够以基金会为一个中心网,有一个关注国际交流合作、关注全球、支持全球化、支持世界的可持续发展的工作群体,他可以是企业家、企业,也可以是社会组织。

 

MID:什么类型的年轻人适合像SFIEC这种面向国际的基金会?

 

曹聪:首先,TA得对国际交流合作这一块有兴趣,对国际关系、大国的发展形式的走向、可持续发展目标等感兴趣。第二,需要年轻人有专业的知识,有严谨的精神、擅长统筹分配、时间管理、擅长客户关系管理。第三,如果你想寻求个人价值的实现,把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社会创造价值作为人生导向,那么这也是一个比较适合的平台。

 创益圆桌派 

 

本文图片来自受访方

 

 创益圆桌派  

每年精选100个创益项目(即能够创造公益效能的项目)进行专访、研究,向公众呈现不同项目背后的探索与思考,并传递给更多有志于创造公益效能的创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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