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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村官”秦玥飞遭遇信任危机

2018-09-25 13:01:57  点击数量:2323
▲2017年2月16日,湖南贺家村,秦玥飞接受媒体采访。(东方IC/图)
 
       曾脚蹬解放鞋出现在电视里的“耶鲁村官”秦玥飞,被指在创办公益扶贫项目黑土麦田后,虚假宣传、行使特权、克扣工资、挪用善款、奢侈消费。
 
       从村干部位置上退下来的龙华平认为,根本原因是这群大学生不了解农村,更不懂农民。“这就像一个死循环:找不到销售渠道——挣不到钱——动员不了农民——规模不能扩大——仍找不到销售渠道。”
 
       在衡山县白云村村干部公示栏里,已离职的秦玥飞的照片还挂在上面,职务是村总支部第一书记。成功的秦玥飞,是村庄的名片。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王宇 杜茂林
南方周末实习生 周江伟 刘博涵
责任编辑 | 吴筱羽
 
       “一个国际著名高校毕业的毕业生,回到中国的村里当个村官。您觉得,刚才您想象的画面能搭在一起吗?”
 
       “很搭,非常搭。”2017年2月8日,“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的颁奖典礼上,主持人白岩松自问自答。关于秦玥飞的故事紧扣“耶鲁”与“村官”间的巨大反差。在此之前,秦玥飞已被湖南省授予一等功,被央视评为“全国十大最美村官”,作为嘉宾参与有知名企业家出席的论坛。
 
       更加戏剧化的反差出现在一年半后。2018年8月18日,曾脚蹬解放鞋出现在电视里的“耶鲁村官”秦玥飞,被指在创办公益扶贫项目黑土麦田后,虚假宣传、行使特权、克扣工资、挪用善款、奢侈消费。
 
       一篇《七问秦玥飞》的指控文章,试图摘去他身上“最美村官”、“公益偶像”的光环。
 
       向秦发难的,是中途离开黑土麦田的名校毕业生们。
 
       面对媒体,黑土麦田以机构的名义为他辩护。而黑土麦田自身则需要接受审计,并向中国扶贫基金会等主要捐赠者做情况说明。
 
       接受审计成了秦玥飞这段时间在忙的事。9月19日深夜,他回复南方周末称,希望“遇到的困难、走过的弯路、一直在做的各种改变以及取得的成效”,都被看到。
 
       这场有待举证的指控和辩护,以乡村的名义进行。在“消费农村”的互相指责背后,是名校毕业生下乡扶贫遭遇的水土不服。
 
1
“投身一场关乎家国的伟大事业”
 
       “你想象过生活的多少种可能?喧嚣的都市、拥挤的人潮和躲不掉的雾霾;朝九晚五、挤不上的地铁和吵闹的合租房;还是日复一日开不完的工作会议,做不完的PPT?”
 
       2016年12月,陈卓看到了黑土麦田创客招募帖:黑麦资助到国家级贫困村办合作社、做产业扶贫的优秀高校毕业生,受资助者被称为“黑麦创客”。
 
       清华本科,央企工作,陈卓符合“优秀高校毕业生”的要求。
 
       “月薪七千、免费食宿、健康保险”,意味着投身理想不会衣食无着;政府提供精准扶贫专员身份,官员、专家、企业家做导师,机构提供专业培训并对接互联网、电商等行业资源,意味着大学生不用怕经验少,有人扶持有人教。
 
       回报是有形的:有志升学者,表现优秀的给推荐信,特别优秀的则由著名人士给推荐信;打算就业的,成功服务两年就有机会直接进入著名企业年度招聘的末轮面试;打算创业的,黑麦为你对接投资机构,争取帮扶基金。招募文将这些统称为“拓宽出路”。
 
       陈卓还看到师姐陈昱璇的照片。她是2016年度中国四名罗德学者之一,获奖时正在黑麦做创客。“罗德学者”称号素有“本科生的诺贝尔奖”之称,2015年,中国首次有学生获此殊荣。
 
       “青年,来投身一场关乎家国的伟大事业吧!”陈卓被吸引了。
 
       与陈卓不同,杜白是秦玥飞的“追随者”。
 
       他在2011年知道秦玥飞,国内中学生申请美国本科的论坛里,大家讨论这位刚到湖南衡山贺家山村的“耶鲁村官”。杜白翻遍关于秦玥飞的文章,在Google上以“秦玥飞”为关键词订阅了新增文章的自动提醒。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还是将来,玥飞哥在自己心中,始终是景行行止的存在。”杜白在一封发给黑麦所有成员的邮件中写道。
 
       认识黑麦前,赵月不知道秦玥飞。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黑麦宣讲会上,正在纽约大学读研的赵月第一次见到秦玥飞,就向他要了签名。回家翻看知乎,她给所有夸秦玥飞的答案都点了赞,给所有质疑的答案,都点了反对。
 
       因为不同的缘由,3人成为2017届黑麦创客。这是黑麦的第二次招募。招募主管谢彩珍记得,2017年,她收到两千多份创客申请,发出60份offer,录取率为2%,最终入职的有42名。加上2016届留下服务的15人,2017年9月,黑麦创客共计57名,总数比2016年翻了一倍还多。
 
2
离开小洞村的创客们
 
       在北京接受了二十来天的培训,2016年9月,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生李昂抵达湖南湘西花垣县的小洞村(化名)。实地考察,他和和搭档莫青决定在这里做养鸡产业。
 
       然而尽管接受了高等教育,在养鸡上,创客的知识技能是一片空白,只能硬着头皮“自我修炼”。
 
       2017年4月,李昂团队成立“花垣县小洞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4个月后,2017届的新创客秦朗和赵月入村,加入项目。仅有的1万元是从黑麦借的,自己再垫一些,在洼地建了一个看起来像样的鸡场。鸡苗两元一只,他们第一批购入四千多只。
 
       用废弃蔬菜大棚材料搭的鸡棚脆弱不堪。更要命的是,没有经验,养鸡场在选址上出了问题。5个月后,暴雨袭来,洼地积水,鸡场遭遇灭顶之灾。秦朗和几个村民一起趟水捞鸡。一年后,秦朗向南方周末回忆当日场景,窘迫历历在目。
 
       2017年双“11”,他们第一次卖鸡,但鸡是从村子里收的。
 
       “我们知道自己养的鸡是什么情况,也担心食品安全问题。”赵月说,为了完成任务,向村民证明项目,也为了熟悉包装、发货等销售流程,他们到各村走访,找符合生长期满9个月、不喂饲料等标准的鸡。
 
       赵月拿出2017年11月10日做的土鸡预售成本利润统计表:销售94只鸡,买鸡、家禽脱毛机、包装用品、运费、杀鸡、作为销售渠道的轻松筹都是成本,11426.8元的成本,由李昂、秦朗和她垫付,销售额是13406元,利润为1979.2元,算下来,每只鸡的利润是21元,而他们的劳务完全免费。
 
       第二次卖鸡是2017年12月中旬。两次销售,一共收来三百多只鸡。他们卖了240只,创收三万多元,利润4600元,“很多都是亲戚好友买的”。
 
       利润微薄,但总算没有亏本。眼前更紧迫的问题是无处融资。
 
       合作社初创时,为了争取支持,李昂邀请村民零投资入股。“希望项目做起来,村民看到回报,就能主动加入。”为了说服村民,赵月有时会走访到晚上10点。
 
       按照黑麦所做的设计,合作社取得收益后,按照出资额和交易额,分开分红。“举个例子,合作社今年的利润是100万,有40%按照出资额分配,60%按照交易额分配。你的出资额占比10%,那这一块你分4万。交易额里,你的交易量占到50%,那么30万都要分给你。”黑麦副总裁谭腾蛟向南方周末说明。为了打消村民的入社疑虑,多数社员是认缴出资而非实缴出资。
 
       “说白了都是政府给钱,以贫困户的名义入股,年底分红。”赵月试图向父母解释走访的目的。父亲不解:“白拿还不干?”赵月没法解释。
 
       中途就有社员退股,部分老社员与创客间心怀芥蒂,养鸡项目建立合作社的希望终成泡影。
 
       创客们还记得2017年8月,秦玥飞曾带着投资人来考察。投资人谈起自己在长沙(开发的一处商业地产),允诺为项目对接一个高端超市,作为销售渠道。
 
       一年后,养鸡的场地已从洼地搬到山上,由两名老社员接手私营。最早到小洞村的莫青和另一创客离开了。紧接着,2018年初,李昂离开。只剩他们凑钱修的小屋立在原地。
 
       人走了,已开掘的项目还要继续,秦朗和同届搭档赵月、另一名创客接续了养鸡项目。他们终于从湖南省申请到25万元资金,但棘手的问题随之而来——就资金使用方式,创客和老社员意见不同。“我们没有话语权,工作很难开展,再加上小洞村和隔壁村合并,陈年恩怨纠葛,我们没法居中调和。”秦朗告诉南方周末。
 
       分道扬镳已是必然。他们在隔壁村建了新合作社。筹建新鸡场,秦朗和产业带头人又一次走访,请求村民投钱进社,但结果总让人沮丧。无可奈何的时候,秦朗也会困惑:“我一个美国名校毕业的大学生,好心来帮你们,你们还不领情。”
 
       他自认为的玩笑话在村里一传十、十传百,老合作社的人听到了,觉得他“摆架子”、“发牢骚”。这以后,秦朗的话越来越少,干的活越来越多。
 
       “在乡村做事,关系处好,什么事都不是事。关系不好,什么事都成了事。”莫青告诉南方周末。
 
       项目多磋磨,但新鸡场总算建成。如今,这个养鸡场里有一千五百多只鸡,成立了“小鸡快跑”合作社。许多村民不辞辛劳,步行来看,但愿意投资的还是少数。
 
       入股的村民有11户,其中不乏贫困户。他们从自己的贫困金里拿出2000元入股,和其他社员不同的是,他们可以免于承担项目亏损的风险。合作社承诺,如果项目亏损,2000元会如数退还。
 
       开着开云汽车捐赠的电动小车,秦朗在城乡频繁奔波,找销售渠道。秦朗心里清楚:宣传时吹得天花乱坠没用,把鸡卖出去、赚到钱才是王道。
 
       2018年5月,赵月和另一名创客也离职了。他们是第三批离开小洞村的创客。路演没通过,秦朗的身份从创客变成了志愿者,但与身份的转换相反,他的责任更重了,有太多琐事需要他操心。例如鸡身上长了虱子,也得他去请教专家、买药。人手不足是常态,他只能寄希望于社员、新来的创客和志愿者能快速增长才干。
 
       赵月被自责和愧疚困扰。“你明明没做什么对不起村民的事情,但还是觉得愧对他们。”她被问及“你在村里做成了什么”,同事劝说,“你就照实说吧,也没有做成什么”。
 
       “一成不变的日子过久了,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对一个公益组织或者一群学生抱什么期待。”在自己的文章里,赵月相信村民比自己“通透”,但离开时,她还是只告知少数几位社员。
 
       这是村民们一直以来的担忧。他们深知,创客离开意味着项目随时可能停摆。
 
       秦朗不知道自己还能待多久,但他保证“一定等这个项目成熟了才会离开”。向社员们保证时,他给自己留了后手:假如离开,会提前三个月告知。
 
       “我们希望有更多创客帮我们,但从鸡场建成到现在,没见其他创客来过。”一名社员言语激动。
 
       对项目的质疑从未停息。小洞村的县人大代表石寿贵将之归咎于村干部支持不足。从村干部位置上退下来的老社员龙华平则认为,根本原因是这群大学生不了解农村,更不懂农民。
 
       “这就像一个死循环:找不到销售渠道——挣不到钱——动员不了农民——规模不能扩大——仍找不到销售渠道。”龙华平说。
 
       小洞村的困境并非孤例。黑麦对外宣传时常拿来展示的磨老村苞谷酸及其他项目,也遇到了相似问题。
 
       缺乏资金、缺乏技术依然困扰着小洞村、磨老村以及其他村庄的创客们。
 
       ▲秦朗有过困惑,结果一传十、十传百,传成他“摆架子”、“发牢骚”,这以后,他的话越来越少,干的活越来越多。(南方周末记者 杜茂林/图)
 
3
创客扶贫,谁扶创客?
 
       “渠道上,黑麦年货节会和唯品会、众筹平台、有赞等合作,大宗销售基本靠年货节,平时的销售只能靠微店。”赵月回忆,黑麦并非不努力,有可以对接的资源,机构会给创客发邮件,鼓励大家申报。赵月报过几个项目,但基本没有结果,她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项目申请不到。
 
       “有些资源给到了,项目做得不好,也接不住。”谭腾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可利用的渠道有限,但不是完全没有,未来也还有优化空间。但资金上,除了约定归还时间的小额借款,黑麦爱莫能助。
 
       “黑土麦田是一个社会服务机构下属的非营利项目,在腾讯平台众筹的善款只能用于黑土麦田自身的运营和创客津贴的发放等,而不能赠予村民的营利性经营主体,比如合作社。”秦玥飞在公开声明中解释。
 
       “主要还是靠政府拨款,这需要创客自己争取,此外,创客自己也会垫钱。”想来想去,赵月也只能想到这两个资金来源。
 
       “2017届半数以上团队像没头苍蝇一样,频频立项撤项。”离职前,赵月在邮件里向黑麦分析了问题的原因:招募的高校毕业生普遍缺乏创业、财务管理和项目运营的经验和技能,部分创客还缺乏与政府、村民、企业沟通的技巧。
 
       “黑麦作为初创机构也很艰难。”陈卓能理解部分允诺的落空。但她无法接受现实对预期的彻底颠覆。
 
       “2017年6月,收到黑麦寄来的服务协议时,我有点震惊。”薪资水平与招募时承诺的7000元月薪不尽相同,只承诺基本津贴为3500元。“一份没有考虑创客权益的‘不平等条约’”,陈卓觉得自己没有被尊重,这种感受贯穿她在黑麦的始终。
 
       村民陈锋也抱怨未能收到创客租住自家空房的租金:“李昂到村里,村部让我帮忙,让创客住我家一间空房,答应给我租金。”陈锋知道承诺是村部做出的,但“连电费也没给,房子里乱七八糟。我常年在外面做生意,他们走了我都不知道”。
 
       在招募帖里,黑麦承诺由项目地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为创客免费提供食宿。
 
       2018年3月,因需补缴个税,黑麦在创客的3月工资中直接扣除了需要补缴的税款和滞纳金。
 
       结果,赵月发现,当月扣减完补扣个税2195元和个人承担的滞纳金570.43元,再扣减当月个税186.91元后,她的实发工资为1547.66元。“因为有中线代表的岗位津贴,我每月工资比普通创客多1000元。”赵月说。
 
       谭腾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考虑到黑麦项目有2年服务期,人员流动较大,黑麦选择以志愿服务协议而非劳动合同的方式与创客确定劳动关系。但因为“知道要缴税,却不知道要缴多少税”,2018年2月以前,黑麦是以工资薪金所得的起征点3500元的标准缴纳个税,而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劳务报酬的个税起征点是800元。最终,黑麦被要求补缴税款和滞纳金。
 
       创客对此反应强烈,他们认为问题是由机构工作失误所导致。最终,个税滞纳金由黑麦缴纳。
 
4
“改革升级”激化矛盾
 
       “决裂”发生在2018年4月。这以后,2017届创客批量离开。
              
       “改革升级”是导火索。3月31日,黑麦发布项目改革升级的情况通报,提出所有产业扶贫项目都要参加路演,由专业人士组成的第三方委员会评审。评审重点是看项目能否为贫困户赋能并持续增收。
 
       在情况通报中,黑麦承诺路演成功的扶贫项目会获得充足的资金投入,其团队成员会得到更丰富的支持和保障;路演失败的项目将被淘汰,其团队成员可申请加入通过路演的团队,“让优秀的人才集中到优质的产业扶贫项目上”。如果理念和承诺兑现,对“频繁撤项立项”的黑麦和创客来说,都是好事。
 
       但黑麦向南方周末提供的创客离职情况说明显示,情况通报发布后的4月,有16名2017届创客因“不认同上述项目改革升级理念而主动离职”。
 
       “虽说路演合格的项目都可以通过,但多少会让人猜测不同项目间是否会形成竞争关系。如果我的项目不能通过路演,以后就得加入别人的项目,这肯定不如让自己的项目通过,因为自己的项目通过,就能获得创始人这一重身份。”陈昱璇分析,机构人数增加后,创客间难免会竞争资源和关注度。
 
       留下的30名创客均被视为“认同项目改革升级”,其中2016届创客9名,2017届创客21名。5月11日,第一轮路演结束,只有2个项目共6名创客通过路演。另外11个项目共24名创客未通过评审。
 
       按照规定,路演失败的团队成员,需要与黑麦签署终止志愿服务协议。此后,路演失败的团队成员可以选择是否参加复活路演。第一轮路演失败的团队成员,也可以申请成为其他项目的工作人员。
 
       谢彩珍告诉南方周末,通过路演的6名创客与机构重新签署了服务协议,未通过的创客中,9人按照流程与机构签署了终止服务协议,并开始准备复活路演。另有15名2017届创客,虽在提交第一轮路演申请时签字同意,但失败后,他们又表示不认同,拒绝签署终止服务协议,因而无法申请复活路演。
 
       经过几轮沟通,5月19日,黑土麦田向未通过第一轮路演,也未签署终止协议、未申请复活路演的创客发送正式通知,提出三个选项:“一是按承诺签署终止协议并尽快申请复活路演;二是办理离职手续并领取8000元离职补贴;三是如果创客在规定期限内不做选择,机构则根据双方签订的《服务协议》终止其服务且其无法获得8000元离职补贴。”
 
       “收到邮件后,15名创客中,有11名未在规定期限内告知机构其最终选择,因此,机构根据上述第三个选项,终止了其服务期限。”谢彩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我当时还看得蛮清楚,这是给我们一个体面的理由让我们离开,所以我没有参加路演,直接离职了。但有的人就信了,花了很大精力准备路演,然后没通过。”赵月告诉南方周末。
 
       2018年3月,赵月利用年假到美国散心。看到工作群里“隔三差五就有人离职”,回国后也陆续有人离开,再之后,“项目做得不错”的陈卓也离职了。
 
       遭到公开质疑后,秦玥飞曾在8月19日、22日两次发布声明。但与指控他而举证乏力的离职创客相似,秦玥飞的回应措辞严谨,但证明力亦有限。舆论要求黑麦公开资金使用情况,最终只有与黑麦合作募资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发布了仅有拨付情况,而无支出明细的募捐情况说明。
 
       秦玥飞陷入沉默,他留给媒体的电话号码是空号,微信也不见回音。8月26日傍晚,秦玥飞突然主动电话联系了南方周末记者。他习惯使用“我跟您汇报一下”的句式,并请求记者不要录音,以均匀的语速和语调将先前发布的声明内容口述一遍。
 
       “这份指控是不负责任的,严重伤害了我的亲人、朋友、黑土麦田的工作人员。”近两小时通话中,只有在最后谈及指控带来的影响时,他的语调和语速有了一点儿变化。
 
       南方周末记者提出采访邀约后,秦玥飞爽快答应,但“恳请”将采访安排在审计结束以后。
 
       9月16日,谭腾蛟向记者证实,黑麦已经召开情况说明会,向主要捐赠者说明审计相关情况。但他拒绝披露当日的说明内容。
 
       “如果你见到了秦玥飞,替我转告他,让他联系我,”秦玥飞当村官时的领导、退休的贺家山村原村支部书记向南方周末记者提出请求,“我很久没见过他了,想看看他取得了多大的进步。”
 
       在衡山县白云村村干部公示栏里,已离职的秦玥飞的照片还挂在上面,职务是村总支部第一书记。
 
       “我们特地向上面申请批准的,但不会给他开工资。”白云村村干部王光立说。成功的秦玥飞,是村庄的名片。
 
       而聊起公众对秦玥飞的质疑和政府对项目的监督,边城镇一名官员的回答变得含糊,只强调,从没收到有关黑麦的任何举报。
 
       8月28日,《七问秦玥飞》发布的10天之后,新一批创客来到湘西。
 
       第二天,秦朗匆匆赶到县城与他们见面,希望从中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应采访对象要求,陈卓、赵月、秦朗、莫青、李昂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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