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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流水线上孤独的音符,被他们谱成了曲

2018-06-13 12:44:44  来源:乐施会OXFAM   作者:张烨     点击数量:1002

 

       深圳小小草工友家园成立于2003年,旨在改善城市外来工的生存状况。在香港乐施会的资助下,机构在深圳龙岗区横岗镇的工业区开设活动中心,为外来工提供文化、法律和教育服务。正是在这个活动中心,许许多多的工友走到一起。2008年时,活动中心全年到访人次超过4万。随着深圳产业升级,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大量外迁。横岗的工人越来越少,“小小草”也随之撤离。由“小小草”的文艺小组培育出的“重D音”则留在了这里,继续做工人文化。

 

       深圳上步路一扇不起眼的铁门内,藏着一家文艺青年们趋之若鹜的Livehouse。2017年年底的一天,Livehouse内迎来了一场不同寻常的演唱会。表演者们不是满身潮牌的Rapper,也不是低吟浅唱的民谣歌手,而是两支工业区里走出来的工人乐队。观看他们演出的除了这里的常客,还有一群前来“应援”的女工大姐。

重D音乐队主唱汪宗兴。 梁惠/摄

 

       诞生于深圳的“重D音乐队”是这场演唱会的主角。这支成立于2011年的乐队,在当天发布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飘零的花》。这是一张描写打工者生活的专辑,收录了乐队的10首歌。专辑封面是一张城市的照片,薄薄的纸片在空中飘洒,封底则是农村的黑白照,残破的房屋外墙隐约可见“团结拼搏”四个大字。

重D音乐队专辑《飘零的花》封面及封底。 梁惠/摄

 

01
我的音乐启航点

 

       董军是乐队的鼓手,来自湖南的他从小喜欢音乐,也曾是珠三角庞大的打工群体中的一员。2004年的一天,在“小小草”附近上班的董军,偶然来到了“小小草”的活动室。当时互联网还不发达,工友们的业余生活也很单调,“基本就看看书,然后小小草正好有一个书屋。”董军来到书屋借书,“小小草”的工作人员刘晓红热情地接待了他,“她说话很快,特别热情,我觉得很奇怪,心想是不是搞传销的。”

曾经的“小小草”书屋。 重D音乐队/摄

 

       刘晓红向董军介绍“小小草”的活动,有一个免费的吉他班,董军很感兴趣。“小时候隔壁的叔叔有一把吉他,我无意中摸了一下,觉得声音很好听,但我爸不让我学。”加入吉他班之后,董军进步很快,不久还组了自己的乐队。

重D音乐队鼓手董军。 梁惠/摄 

 

       当时,董军在一个玻璃厂上班。那是他最后一份工厂工作,也是做得最久的一份,虽然也只有两年时间。合约到期后,他决定离开工厂,带着乐队去酒吧驻唱。临走之前,刘晓红把他叫来活动室,问:“小子你还有没有钱用啊?”董军说有,刘晓红说:“别骗我了,你哪里有什么钱!”硬是塞给他几百块。

 

02
做公益就是我的主流

 

       黄小娜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专业。出生于广西农村的她被父母寄予厚望,母亲希望她“做官”,父亲的教育却令她走上了公益之路。

       2008年毕业后,她发现了“小小草”招募的信息,应聘来到深圳工作。最初,黄小娜并没有打算放弃父母期待的精英之路,她想给自己两年时间做公益,然后回归主流。但一次工厂实习的经历深深震撼了她,让她觉得有必要留下来做更多事。

黄小娜最初只想做两年公益。 梁惠/摄 

 

       加入“小小草”后,黄小娜为了了解工友们的生活,曾主动前往惠州的一家鞋厂实习。“去过之后才知道,我是多么痛恨那种生活”,初来工厂的黄小娜也对这里的加班制度倍感震惊,“一天工作十三个半小时,一个月只休息一天”。法律专业出身的黄小娜,眼看着违法行为在工厂里发生:超时工作、童工、缺乏必要的防护措施……
 

       而她最受不了的,是工友们对此的麻木,“干吗要去告,这样不是挺好的嘛,又有工作做”。原本打算做满30天,但她在21天的时候就走了,“一般工厂不会批,还会压一个月工资,但我用了一些冠冕堂皇的法律手段”。回来之后,她第一次喝醉酒,大哭了一场,“那时候真是觉得法律很没用”。

 

03
回归“小小草”

 

 

       2008年起,中国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农民工监测报告。该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已有超过2.2亿农名工,其中三成集中于珠三角。董军仍是打工大军中的一员。酒吧的工作并不如意,让他看到了很多不堪的东西。那样的环境也无法创作出好的音乐,“每天在台上取悦别人,感觉像耍猴。”

董军在“小小草”带吉他班。 重D音乐队/摄

 

       离开酒吧后,原来的乐队解散了,董军就在吉他班发展新的成员。他们一起组成了“重D音”的雏形——“草根文艺队”。乐队成员因为工作流动而几经变化,曾经加入的包括玻璃厂的工友、超市里的广告策划,以及至今还在乐队的汪宗兴、黄世晓和黄小娜。

 

04
相识相知相爱

 

       董军很早就开始创作歌曲,但早期的作品并不让他满意,“在酒吧的时候我会写一些歌,但那些歌我不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对董军而言,做音乐就是“找自己”的过程。在后来的音乐中,他都着力表现自己作为一个打工者的生存状态。

 

      《木头人》刻画了工人在超时工作下的疲惫和麻木,“我的世界没有白天和黑夜/也不知道什么是疲惫/我看不见你冷漠的眼神/也听不见你不停的怨言”,伤感的曲调催人泪下。

董军在演出。 汪宗兴/摄

 

       董军的音乐也影响了黄小娜。他们相识于2008年“小小草”周年庆的晚会上,后来一起参与吉他班的工作。喜欢唱歌、写作的小娜在吉他班学会了弹吉他,又慢慢学着自己写歌。她欣赏董军的才华,有时也会把自己写的歌词拿给董军,请他帮忙谱曲。董军虽然外面粗犷,内心却有细腻温柔的一面,“他一般不会直接说你写的不好,他会说这个有点困难,”小娜笑着说。

 

小娜在演出。 李伟秀/摄 

 

       两个热爱自由的人互相吸引,最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而正是结婚、生子的经历,让小娜和女工们走得更近了。和董军结婚后,小娜对女性的命运有了更深的理解。她用歌曲串连起自己和女工的经历,《飘零的花》写的是外出打工的生活,“我们繁荣了别人的城市,却荒芜了自己的家园”。


 
       2011年的五一劳动节,“重D音乐队”正式成立。“重”代表重要、有力量,“D”代表底层,“重D音”就代表底层的声音是重要的、有力量的。

 

重D音合照。从左到右依次为:汪宗兴、黄世晓、董军、黄小娜以及董军和小娜的儿子旦旦。 汪宗兴/摄

 

       扎根工业区的“重D音”,更直接地面对了流水线工人的苦况,主创们在工厂打工、实习的经历,也令他们对工友们的生活有了更个人化的体验。董军的创作大多是从自己的经历出发,他不想为他人代言,“我不觉得自己在做工人音乐,我只是在做我自己的音乐”,但他的经历又能和工人相连,“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大家的故事其实差不多。”

 

05
与乐施会携手同行

 

       董军和黄小娜开了一家琴行,一开始想用琴行的模式自负盈亏,后来发现难以维持,仍然需要申请资金。为了获得申请资质,他们在2014年完成了民办非企业注册,和乐施会开展合作。

       如今,“重D音”的活动已不再局限于横岗工业区内,而是更多地走向外部:去全国各地的音乐会演出、去为其他NGO培训文艺小组。
 
       在2008年的工作报告里,小小草的工作人员这样写道:“在中国推动劳工NGO服务,本身是一项没有太多参考例子的工作,但是,正如我们团队最近很认同的一句话: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才成为路。”

       10年之后,黄小娜在重D音的琴房里说:“有很多路要走,只能一步步地走。”

 

 

本文首发于澎湃思想市场,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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