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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教育蓝皮书》发布研讨会

2017-04-19 15:12:05  来源:中国发展简报  作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     点击数量:1496

2017年4月18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教育蓝皮书(2017)发布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一线教育工作者就2016年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专题报告和交流分享,同时对“教育现代化2030”的内涵和重难点展开研讨,并由主办方正式发布了《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7)》(即“中国教育蓝皮书”)。

 

家长眼中的学校教育:对学校教育的满意度不容乐观


2017年教育蓝皮书调研发现,学生家长对学校教育的满意度总体不高,家长对民办学校的感受比公办学校好,半数以上的家长认为孩子所在学校应试教育倾向严重,家长期待学校在“注重孩子全面发展”上做出改变的呼声最高。


家长对学校教育的平均满意度为70.8分,
2/3省份的家长满意度低于总体平均水平


该项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腾讯教育频道联合发起的调查共有13561位家长参与,其子女就读学校分布于31个省份。经统计,家长对学校教育满意度的整体均值为3.54分,满分为5分 (按照百分制折算,即家长对学校教育的平均满意度为70.8分)。其中,家长满意度最高的省份为吉林(3.66分,折算百分制为73.8分),其后为广东、重庆、湖南(3.61分,折算百分制72.2分)等;家长满意度排名后三位的省份依次为西藏(3.00分,折算百分制为60分)、山西(3.36分,折算百分制为67.2分)、辽宁(3.41分,折算百分制为68.2分)。值得注意的是,有约2/3的省份的家长满意度低于总体平均水平。可见,在大多数家长看来,学校教育并不尽如人意。


可以看出,家长满意度与子女就读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并非完全相关。获得高评价的吉林、广东、重庆、湖南等地,在学业质量检测中并非先进地区;而一些教育资源丰富的省份,如江苏和上海,家长对学校教育满意度却低于总体平均水平。其原因值得深入研究,或许说明家长对学校教育的主观感受,更多来自师生关系、家校关系等软性方面,而非学业成就的硬指标。


家长对民办学校的教育评价高于公办学校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调查中家长对民办学校的教育评价高于公办学校。无论在硬件环境、学校管理,还是课程体系、课外活动,民办学校更能赢得参与调查的家长好评。


这种办学品质的差异可从学校教育的内涵以及应试教育倾向得到阐释。图1显示了公办和民办学校家长对孩子学校教育内涵的评价。可以看出,除了“考试分数、学业水平”一项外,认为学校教育侧重在学生的行为习惯、综合素养、身体素质、心理健康、人际交往和团队合作,个性、兴趣、潜能的发展,品格与人格培养等方面,民办学校的家长比例都高于公办学校家长。

 

 

图1 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家长对学校满意度的分项评价(%)

 

半数以上家长认为学校应试教育倾向严重


从调查中家长对应试教育倾向的报告情况来看,就地区而言,西部地区学校的严重程度高于东、中部;就城乡而言,县城学校的应试教育倾向最为严重,高于地级市学校、省级市学校、乡镇学校和村级学校;从学段来看,中学阶段的应试教育最为严重。值得重视的是家长对学校应试教育倾向的原因分析。家长认为“以中高考为指挥棒的考试评价体系单一”和“校长、教师片面追求升学率”是学校应试教育倾向严重的两大最主要因素,然后依次是地方政府教育政绩观、家长片面追求分数、培训机构推波助澜。

 

培养学生全面发展成为家长对学校教育的首要期待


通过“最希望您孩子目前所在的学校能做哪些改变”问题,可以看出家长对学校教育的期待(见图2)。呼声最高的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提升教师素质、教学质量、教学方法等软件”超过半数,排在第二位;“真正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位居第三。不同学龄段家长和不同类型学校的家长期待的教育改变各不相同。幼儿园学生家长最为期待学校“降低入学条件/门槛”、“不乱收费”;中学生家长最为期待学校“真正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县城学校的家长希望学校“减小班额”的呼声最高;村级学校家长在“提升硬件”、“杜绝学生欺凌、暴力事件”方面的诉求最为强烈。 

 

图2  家长对学校教育的期待(%)

 

参见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7)》P196-P2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


城镇大班额问题依然严重!努力办好乡村教育是破解困境的有效途径

 

    2011年教育蓝皮书曾披露了我国中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的大班额现象,引起了各地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2017年教育蓝皮书继续关注这一久治不愈的难题。(注:学生数超过56人的班级称之为大班额,学生数超过66人的称之为超大班额。)


2017年教育蓝皮书显示,据教育部2015年全国教育统计数据分析,全国小学平均班额为38人,初中平均班额为48人,高中平均班额为54人。全国小学的总平均班额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初高中平均班额尚未出现这样的趋势。分省来看,小学学段平均班额最大的是江苏、山东和湖南(均为43人/班);初中平均班额最大的是广西(57人/班),有15个省超过每班45人的标准,2个省超过每班55人;高中平均班额最大的是河南(65人/班),有27个省超过每班45人的标准,12个省超过每班55人。(见表1、表2)

 

表1  2015年全国各省市小学1-6年级班额平均人数 (单位:人)


 

表2  2015年全国各省市初中、高中各年级班额平均人数

 


从平均班额来看,除了高中有比较明显的超额外,基本看不出小学和初中大班额的情况,似乎基本正常。但实际上,由于薄弱学校与重点学校之间的不均衡,学校规模和班额数相差很大,只看平均数是远远不够的。例如河南省驻马店义务教育阶段教学班共有10376个,平均班额55.7人/班,似乎并不高。然而,2016年全市共有“超大班额”2695个、“大班额”3730个。


2017年教育蓝皮书调查中了解到的中小学最高班额分别出现在河南省驻马店市某县某初中(平均班额达109人)和周口市某县某小学(平均班额达113人)。很难想象如此班额下的课堂教学质量和师生互动交流情况。


一方面,城镇学校人满为患,另一方面,乡村学校的生源在不断减少。以河南省周口市某县两所小学的班额对比为例,其某城市小学平均班额(103人/班)是某乡村小学平均班额(26人/班)的4倍。如此悬殊之下,从何入手才能遏制城镇大班额?


2017年教育蓝皮书指出,破解大班额的重要途径在于通过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思路,建设和规范城区教育,加强农村学校建设,促进农村学生回流。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就是一个典型。


弋阳县教育局对全县学校、学生分布情况和学生走向进行摸底调查,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严格规范城区招生, 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教育机会。同时,切实办好农村孩子家门口的学校。将校舍建设经费的 80%投入到乡村学校,将信息化建设经费的 60% 投入在乡村学校,在师资分配、教师培训、评优评奖等方面向农村教师倾斜,明显改变了农村学校的面貌,提高了农村学校的品质,大量农村学生回乡就读。在全县入学总人数增加的情况下,中心城区学校“瘦身”明显,初中从原来平均班额 72人、最大班额接近 90人,降到现在平均班额低于55人, 最大班额不到 58 人;小学从原来平均班额 70 人,最大班额达 90 人,降到现在平均班额低于 60 人。这一案例并非个别,河南省内乡县、山西省晋中市等都通过这一模式有效化解了城区的大班额现象。


    当然,大班额问题成因复杂,涉及面广,要实现“到2018年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到2020年基本消除56人以上大班额”的目标 ,关键是各地教育部门要拿出治理的魄力和决心!山东省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继续加大教育投入,科学规划学校建设合理布局,避免继续拉大学校差距,制造新的择校动力。同时,推动公众积极参与监督,促进教育治理改革。


参见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7)》 P66-P7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

 

中国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受制于先赋性不利因素,
高校需发挥更大教育作用

 

2016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0%,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后期向普及化早期转变的背景下,中国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即父母均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多,乃至成为高校学生的主体。


2017年教育蓝皮书对60703名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含985、211院校、地方本科大学、学院)的大学前经验、大学期间就读经验及其对学校的评价和教育收获进行调查分析。

 

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大学前“画像”


调查结果显示:第一代大学生呈现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资本较低的特征。来自农村(69.74%)和非独生子女(70%)的比例均达到约七成,近八成(76.89%)的父母从事普通职业。第一代大学生在高中期间更少享有优质教育资源,在分科时更多从实用主义出发选择理科。就读于地市级及以上重点高中的只有四成多(45.16%),一半从不参加课外补习(52.05%)。第一代大学生在升入大学时极少获得保送或自主招生机会(1.94%),绝大多数考入地方本科院校,较少选择人文类专业。

 

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大学期间“画像”


从大学期间的就读经验来看,第一代大学生在认真听讲等基本学习行为上表现尚可,但在课程硬性要求之外主动参与到讨论等学习活动上明显表现不足。和同伴、师生的人际互动不够,尤其是以丰富人际生活为目的的交往最差。在实习、社会实践、社区服务类活动上的参与度尚可,但在课程以外的语言学习(如参加课外语言辅导或培训课程、修二外)、海外学习、辅修第二学位等拓展性学习活动上明显不足。此外,对和任课教师一起做研究、向期刊投稿、参加各类学术、专业、创业或设计竞赛等研究性活动,并不热衷。特别是经济文化资本和大学前学业表现较低的第一代大学生更不愿意积极参与。

 

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对学校支持和自我教育收获的评价


在对学校支持的评价方面,第一代大学生对生活、学习硬件设备和学校提供的奖助学金和贷款等经济支持感到满意。不过,对学校提供的社交互动支持感到不够。和非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相比,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知识收获、问题解决能力提升、自我认知发展,尤其是沟通与领导力提升方面的教育收获更低。


总之,第一代大学生的先赋性不利因素,使其总体处于劣势。为此,高校可以开展入学服务等导引内容,帮助其了解大学的课业特点,改善学业准备情况。在大学期间,培养其人际交往能力,促进在新环境中建立良好的人际交往关系。针对家庭经济文化资本或者大学前学业表现更低的第一代大学生,继续提升学业资助,促使其参与到需要更多经济资源支持的教育活动。
参见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7)》 P230-P2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

 

北京市中小学校园欺凌调查
——被欺凌者有何特征?校园欺凌带来什么样后果?如何减少被欺凌?


近期校园欺凌事件频发,持续引爆公众热议。2017年教育蓝皮书对北京市的12所高中、初中和小学的校园欺凌现象展开调查。

 

不同学段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类型和频率


2017年教育蓝皮书中将校园欺凌类型非为“身体欺凌(故意冲撞)”、“语言欺凌(难听绰号)”和“关系欺凌(联合孤立)”,调查了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学段。调研显示,46.2%的北京中小学生有被故意冲撞的经历,有6.1%的学生几乎每天都遭受身体欺凌;40.7%的北京中小学生有被叫难听绰号的经历,有11.6%的学生几乎每天都遭受语言欺凌;18.6%的学生有被同学联合起来孤立的经历,有2.7%的学生几乎每天都在经历这种关系欺凌。


表3  学生的校园欺凌调查情况

 

易遭受校园欺凌的学生的特征


2017年教育蓝皮书发现,遭受欺凌者呈现出以下特征:小学生和初中生比高中生遭遇更高频率的欺凌;男生比女生更多遭遇校园欺凌;普通学校比优质学校学生更多遭遇校园欺凌;外地学生比北京本地学生更多遭遇欺凌;家庭经济水平较低的儿童更多遭遇欺凌,但主要体现在关系欺凌(联合孤立)上。

 

遭受校园欺凌经历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2017年教育蓝皮书着重探讨了儿童受欺凌经历与其发展之间的关系,指出被欺凌经历会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学校投入乃至学业成绩等。


遭受校园欺凌对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比较难以信任他人,性格上可能比较畏缩,缺乏利他精神,不够慈悲,不利于人格的健全发展;更容易焦虑、生气、敌意、沮丧或脆弱,并且遭遇的欺凌程度越高,表现更明显;难以做到自信、自律,更缺少责任感,不为成果努力;更不认同自己的价值,并且随着受欺凌程度水平的提高,这种不认同感更加强烈;更倾向于相信生活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是运气和命运主宰了他们的生活,可能进一步导致其更倾向于无助和被动的面对生活;对长期目标的坚持和热情不足。


遭受校园欺凌对儿童学习投入和学业成绩的影响,表现在遭遇校园欺凌的儿童更少拥有对学校的归属感,表现出对学习更少的兴趣;并且更少投入到学校的学习、课外活动中。虽然儿童的校园受欺凌经历对其学业成绩有一定的损害,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明显,主要体现在关系欺凌(联合孤立)这一维度。

 

减少儿童遭受校园欺凌的措施


对于如何减少校园欺凌,2017年教育蓝皮书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研究显示遇到问题能主动跟老师沟通的学生,更少遭遇校园欺凌 。

二是改善同伴关系,结交同班好友。研究显示有同班好友的儿童的受欺凌情况显著少于没有同班好友的儿童,而是否有其他班或者校外好友影响不大。三是父母应避免缺位,并尽量亲自照顾儿童,而非交由他人。从调查数据来看,母亲缺位比父亲缺位的儿童更容易被欺凌,而父亲缺位,更容易使儿童被联合孤立。四是父母采取情感温暖,而非拒绝或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尤其是父亲采取拒绝或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的儿童更容易被欺凌。五是加强父母与儿童的沟通和参与。研究显示,父母如果能加强和孩子的沟通,并经常一起运动、学习、娱乐,可能会有效减少儿童的校园受欺凌现象。


详细参见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7)》 P215-P22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

 

迈向教育法治现代化,推动教育事业深化改革

 

2017年教育蓝皮书指出,2016年是教育法治发展历史上的重要分水岭,我国教育立法技术与法治观念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第一次采用“一揽子”的特殊机制,对现行法律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部分进行集中调整。《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三部教育领域基础法律的修订,为全面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教育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将教育立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参见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7)》 P53-P6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

 

《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确立了分类管理的基本政策框架,使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新《民促法》在加强民办学校中党的组织建设、确立分类管理的法律框架、优化民办学校治理结构、完善民办学校教师养老保障制度、明确存量民办学校转设的基本办法等方面做出重要修订;在明晰身份属性、明确产权制度、放宽营利性民办学校准入和放松价格规制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的制度变革。


参见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7)》 P39-P5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

 

需全面、科学认识PISA的价值
——PISA框架下的流动人口教育公平问题研究

 

2016年12月,OECD公布了PISA2015测试的结果,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组成的中国部分地区联合体位居总分第十,引发热议。


2017年教育蓝皮书指出,简单的排名绝非PISA真正价值所在,作为国际大型评估项目,PISA提供了以学生的职业发展和终生学习能力为核心的教育质量评估,以及以学习机会公平、资源配置公平、克服多样化挑战和教育结果公平为核心的教育公平状况评估。我们可以在PISA提供的质量与公平框架下,对我国的课程、教学、教育资源分配等相关的教育政策进行更多理性的思考。


2017 年教育蓝皮书以上海城市移民的教育公平为例,通过深度分析2009、2012上海两轮PISA测试数据,探讨了流动人口的教育公平问题。结果显示,一代移民身份对成绩的不利影响在三年中扩大了。(注:将父母中至少有一方在上海本地出生者视为本地居民;父母和自己均不在上海出生者视为一代移民;父母双方均不在上海出生,而学生自己在上海出生者视为二代移民)。原因可能是在两次测试中,一代移民的组成发生了变化,更多未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一代移民进入了PISA的视野。


上海一代移民教育公平问题,更多是家庭经济背景与学生所入学校的层次水平之间的关系所带来的。对于城市移民来讲,促进入学的“机会公平”,仍然远比注重教育教学的“过程公平”优先和重要。


参见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7)》 P98-P1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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