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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促会:通过 国际合作促进扶贫和公民社会建设

2015-03-27 11:54:31  来源:有关“中国公民社会援助的策略性思考”专题  作者:傅洛达    点击数量:4433

有关中国公民社会援助的策略性思考

 

架起中国与世界的桥梁:中国民促会通过国际合作促进扶贫和公民社会建设

受访人: 黄浩明,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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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要点

第一,民促会没有一分政府拨款。第二,实际上民促会得到的项目资助主要来源是基金会,国内外基金会都有资助,这个来源是目前民促会的项目资金的主体;第三,企业资助也是重要的来源之一,但是企业的资助量还比较少,我们连续做过统计应该占3%左右。

有关合作模式,民促会目前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我们直接执行,民促会总部负责项目的直接执行。第二种是委托执行,委托执行就是所谓的多方合作。第三种模式是共同执行,我们跟美国环保协会共同做绿色出行基金,绿色出行基金网络。

如果你的资金来的很容易,可能就不重视。所以我倒觉得市场化是发展的方向。是否用市场机制来分配资源,这个我觉得是正确的,因为市场本身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民政部做的残障人士服务和支持项目,这个是政府购买服务。对公民社会的理解,我们现在公民结社的权利,这是宪法规定的,而公民结社与文化有着重要的关联性,因为中国不像欧美结社的历史比较悠久,再加上文化的差异,结社的方式跟西方也不太一样,这是对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从社会某一个事件来看,本土化也好,国际化也好,是一个过程,我认为在构成的认识上,你不能过于强调国际化,也不能过于强调本土化。我们需要使用系统方法来看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我觉得成功的要素还是可行性研究,可行的项目设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成功是执行能力,他执行的如何,第一个是可行性,第二个执行能力,第三个是合作伙伴,第四个是他的可持续性,这是四个标准,我们觉得它是关键的。

本采访由傅洛达博士于2014年7月9日在中国北京完成。

 

全文访谈

合作伙伴模式

傅洛达(傅):下列三个资金来源:1.政府拨款, 2.基金会的资助 及 3.企业资助,哪种是你们项目资金的最主要来源?

黄浩明(黄):第一,民促会没有一分政府拨款。第二, 实际上民促会得到的项目资助主要来源是基金会,国内外基金会都有资助,这个来源是目前民促会的项目资金的主体;第三、企业资助也是重要的来源之一,但是企业的资助量还比较少,我们连续做过统计应该占3%左右。还有一部
分,就是第四个资金来源是民促会服务的收入。它是通过服务得到的,管理费、人员费和项目的财务等一些服务费用。

傅:你们主要是单独申请项目资金还是与其他中国民间组织的合作伙伴(如官办非政府组织/草根NGO)一起申请?比如在强制性竞争招标投标的情况下。

黄:你说的这两种都有,但是资金的分配主要是项目设计来决定的,比如说咱们做欧盟项目“在京外来务工女性就业促进与权益保护”,我们在项目设计阶段已经确定了资金的分配,所以一般不会有太大的矛盾。我们跟欧洲民间组织合作的其他项目,比如像志愿者项目,他的申请也是很清楚的,就是跟欧方合作,欧方配多少钱,民促会配多少钱这都是比较清楚的。

傅:您觉得单一合作伙伴和多方合作伙伴模式有哪些有缺点?

黄:有关合作模式,民促会目前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我们直接执行,民促会总部负责项目的直接执行。比如我们的民间组织能力建设项目。这种执行的特点相对来说是财务的管理控制成本相对简单一些,风险比较小,但是缺点是我们的工作量特别大,需要很细致的周到安排,不能出任何问题,因为还要经过援助机构制定的审计事务所进行全程的审计。

第二种是委托执行,委托执行就是所谓的多方合作。因为我们有一些项目比如在新疆或者在青海,项目工作的距离比较远,我们直接执行不太实际。所以通过委托地方的合作伙伴,但是我们优先与民促会的会员单位合作,其次才是一些推荐的合作伙伴。委托执行对管理层相对比较简单,它主要负责这个项目的监控,项目的流程管理和项目的审计和监督,财务的审计和监督。但缺点是风险比较大,如果合作伙伴选的好,风险可能就小,如果合作伙伴选的不好,这个时候执行的误差还是存在的。第三种模式是共同执行,我们跟美国环保协会共同做绿色出行基金,绿色出行基金网络,这样的模式,一般来说在项目设计阶段,时间花的比较长,因为双方要有对项目的目标,对项目的战略考虑,不同的机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一个重要的过程就是磨合,这个磨合是比委托执行,比其它执行都要时间长,但一旦磨合好了,执行起来任务分工,目标明确,责任明晰,执行起来还是比较有效的,当然成本的控制相对也比较好,因为双方需要不断的沟通和协商。

傅:你觉得在过去五年里,国内外机构相互合作的方式是否有着比较明显的变化?

黄:实际上你提的这个问题还是非常重要。我们跟欧洲的一些合作机构或人,比如你,我们大家都比较熟,一般合作起来沟通还是比较有效果,效率还比较高一些。但是如果对方是新的合作机构,对民促会不了解,或者民促会对其机构执行能力也不了解,或者了解的不够,这样在管理过程之中还是非常的困难的;包括项目控制,财务控制,资金控制和管理方法各方面还是有很多大的差距,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他在沟通的背后是文化的差异,实际上是文化区别比较大,比如欧洲人做事,他和亚洲人做事,中国人做事还是有些比较大的区别。比如说欧方那边有的工作人员休假,你就没法正常开展工作了,因为这是雷打不动,但是在中国,如果有人休假,其他人会代替做,东西方的一些方式不太一样。第三点,合作的变化主要是根据项目目标导向,当然也有以我们的项目结果为导向,根据目标和结果两种模式实际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感觉到这种变化对民促会是一个挑战,包括人员的素质,新来的员工不熟悉工作,需要不断的学习和培训,我们也存在这个问题。

傅:你们会不会觉得国外的一些基金会,以及多边或双边机构,他们有时候会不会把目标定得太高了,你们会不会在这方面做比较多的沟通?

黄:实际上在确定目标的时候,主要还是对双边的国情不了解,这我认为这也是一种重要的差异吧。所谓目标高和低是对国情不了解,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不了解。我们倒也不觉得目标高低是问题,主要是我们通常考虑的是项目能不能实施,我们强调的可操作性,如果你不可操作,目标即使不高也实现不了,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双方还是有差异的。

傅:最近几年是否有这样一个现象:中国公民社会在成长乃至成熟的过程中,是否在资金的竞争方面出现了市场化的现象?你们是否利用市场的机制来分配资源?

黄:我认为市场化是一个比较好的模式。中国现在一个新名词叫倒逼现象。你要调整目标,你现在能力不行,你可能要提高你的能力,这是一个好的表现。第二,通过招标投标或者市场的模式提高组织的核心竞争力,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好的,也比较科学。这样使项目设计、项目管理比较认真。如果你的资金来的很容易,可能就不重视。所以我倒觉得市场化是发展的方向。是否用市场机制来分配资源,这个我觉得是正确的,因为市场本身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民政部做的残障人士服务和支持项目,这个是政府购买服务。我们跟地方的合作伙伴对资金的需求,和我们对资金的需求都是非常清楚的,这个我觉得还是按照市场模式做比较科学。但其缺点是仍然不能完全杜绝资金的挪用问题,合作伙伴不应把政府购买资金变成小金库,它是一个公共资金,不是一个企业的或者某一个事业单位,或者是民间组织自己的,他是一个公共资金,这个地方目前还存在一些障碍。不过政府在税收上也存在障碍,它把你当一个企业看待。

傅:政府不提供管理费。

黄:对。政府部门实际没有完全走市场路线,一部分是市场,一部分还没有完全市场化,这是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

傅:你们对中国公民社会是否有一个机构自己的理解,是的话你们是怎么理解的,如果不是,你们机构采用什么样的话语?

黄:对公民社会的理解,我们现在公民结社的权利,这是宪法规定的,而公民结社与文化有着重要的关联性,因为中国不像欧美结社的历史比较悠久,再加上文化的差异,结社的方式跟西方也不太一样,这是对民的基本权利。

第二个公民之间有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重要原则,包括我们民促会到我们服务的群体,或者民促会向捐赠人筹资,我们还是要坚持平等的原则,相互尊重的原则,而不是你捐赠人就是恩赐的感觉,这不是我们提倡的。我们提倡的是尊重捐赠人也尊重被服务的人,就是双尊重,这是我们提出来的工作要求和基本原则。

第三,公民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共同体,是一个不同利益体的博弈。因为一般的我们讲结社是兴趣所在,或者目标也很多相似,宗旨有很多相似,但实践当中并不是完全一样。公民内部组织的民主或者公民之间既有相互尊重,也存在着不平等现象,也存在一种相互歧视的现象,这都是存在的。我觉得理解公民社会有三个大的要素,第一个是权利,就是自愿参与,自愿不参与,第二个要尊重,要平等,第三个相当于共同利益体的博弈,形成一个新的目标,我是这么理解公民社会。

傅:有观点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低信任的社会。你是否同意这个观点?如果同意,通过长期的公民社会建设,通过中国公民的行为或者通过一些活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能不能建立起来,把整个国家的信任度提高?

黄:这个理解我个人觉得是对了一部分,但不一定全正确。原因是这样的,中国的封建社会时间比较长,两千四百多年历史,所以中国在公民互动方面,是以家族为基础的,或者以家族成员组成的,所以他是公民社会当中最坚实的基础,也就是我们讲的血缘关系。为什么出现不信任关系呢?实际上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什么结构变化呢?现在中国的家庭人口结构因为计划生育,一般城市家庭成员,一家只有一个孩子,当然农村还有两个三个四个都有,但是总的来说中国的人口家庭结构变小了。原来我们所提倡的家族的影响力和范围我认为下降了很多,社会原来比较牢固的社会基础,信任基础是以家庭,家庭再传播到社会。现在不是,现在家庭变小了,跟社会的互动信任发生了变化,所以中国变成了一个转型的社会,信任出现了危机。原因就是说原来的链条已经没有了,独生子女不会出现舅舅、伯伯、叔叔、姑姑和姨辈什么的,我们这个年龄还有,我的女儿她们那一辈真的就没有了,都生一个孩子,就没有这种关系了,这是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为什么说对了一部分呢?整个信任是因为有市场竞争的引入,这个时候对金钱的追求,对社会生活高质量的追求和社会价值观的认知等,我认为是对的,但在追求过程中,又容易把传统的东西忘掉,就出现了不信任。比如,因为父母的财产或房产,两三个孩子产生争执。但是为什么不对呢?因为以后就变成一个孩子了,可能就不存在这个争执了,所以信任是处在曲线状态,并不完全是平的,它可能是上升下降再上升再下降,是曲线状态,所以我觉得这种低信任社会的结论是不完全对的,有对的一部分,也有不符合中国文化变迁的因素,社会人口结构资源的整个变化,外部环境的变化造成了信任危机。

傅:下一个问题,很多人提到,草根NGO缺乏资金来源,这个会不会影响到社区发展,因为NGO不能为了一个社区,不管是农村社区也好,城市社区也好,或者一个需要服务的群体也好,可能谁都不能靠,政府可能做的还不够,企业可能不愿意提供资源,NGO也没有资源,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黄:先讲社区,中国三十年前的社区比较简单,就是大院社区例如:大学大院,机关大院,工厂大院,部队大院,再加上老北京胡同,胡同文化,所以那个时候的社区相对比较简单。现在不是了,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区的结构变成了一个综合型,原来人的组成可能是单一的,现在变成多元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贫富差距发生了变化,过去因为毛泽东时代社区里头之间,成员贫富差距不是很大。现在不是,现在新社区建立以后,贫富差距发生了变化,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新居民和老居民,外来人和原居民之间的冲突,这三个要素导致了我们现在中国社区的变化。这样就回到草根组织缺乏资源来源,比如单一社区动员的很快,因为这是熟人社会。现在不是熟人社会,现在是一个多元社会,变成了贫富差距很悬殊的、冲突的社会,社会的构成不是单一的,变成多元了,变成了外来人和原来居民的矛盾,这样筹资就面临着挑战,信任度就发生了变化,信任度已经往下走了。

傅:我采访过一些私募基金会的管理层,他们现在都希望变为公募基金会,也希望未来NGO能够自己公募,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可能公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老百姓不一定信任你这个机构,你觉得有哪些比较好的办法,提高公众对NGO的信任度?

黄:这个话题比较大,总体来说我们现在信任成份发生了变化,信任度的高低,又与社会的结构变化产生很大的关联性,比如三十年前或者三十五年前,或者四十年前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这是第一个难点。

第二,信息技术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平衡,或者得到信息的人,和不知道信息的人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异性,这是中国社会产生的第二个难点

第三个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信息不对称,这样就造成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感,这是为什么更多中国人选用微信而不用微博,或者不用博客,原因是微信是解决了结社问题,微博可能解决了自由问题,我自己在那儿说,自说自话,我想说什么说什么,但微信不是,微信直接有制约的,我们是这么一个小圈子,相当于熟人社会,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作为NGO有没有办法解决它,我觉得不是用一个简单的语言来描述的,它需要有一个系统的信任再建,所谓信任再建第一就是说你如何重建新的熟人社会,第二如何组成新的相互信任的群,第三个是如何建设一个大家具有共同利益的共同体。这三个之间我个人觉得它逻辑上有内在的关系,为什么不那么简单呢?内在的东西会影响外部的东西,外部也会影响内部的东西,我们叫矛盾重叠的时代,矛盾重叠的时候,有人会看到并解决主要矛盾,而不是次要矛盾,优先去解决这个,有的人说我优先解决简单的,再解决复杂的,这个时候方法很多,选择度很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可能要考虑中国社会的变迁,要放大一些,不能单用信任度这个维度衡量变化的外部环境。

傅:我们说说变化,你们在哪个层面促成个人,组织,社会的和/或政策的变化?

黄:民促会会员刚开始包括扶贫的、有环保的、有残障人士的、有妇女组织、有农村发展的组织,现在就不是了,民促会会员服务发生了变化,比如气候变化变成了一个网络,这个时候我们对政策影响,比如向国家提出《气候变化立法》的民间组织的建议。你在民促会工作的时候,我们倡导的26度空调节能行动,那都是单一的,没有一个战略的考虑,现在不是,我们从一个网络,或者这个行业的角度进而推动变化,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政府也需要公民社会给他提意见提建议,这个时候比如说民促会2013年做了一个研究课题,关于社会组织国际化,政府对这个课题也感兴趣,我们做完以后国
家民政部还给我们评了一个一等奖,这个是很大的变化,我们社会有需求了,过去是没需求的,过去我们是单向走的,现在双向了。

第三个,这也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分化,分化一部分就走专业化道路,一部分就走草根路线,还有一部分走国际化路线,就分化了,分化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社会大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大的整个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都发生了变化,这样就导致了中国社会更加的复杂,公民社会本身是一个多元的,再加上外部的变化,就更多元了,这是很大的不同点。

傅:您刚才提到的国际化路线、本土化路线非常有意思。您个人认为是怎么看本土化路线、国际化路线的?这些民间组织在什么程度上确实需要本土化,又在哪些方面应该国际化?谈这个话题可能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特别强调本土化,什么都要本土化,另外一种都要国际化、西方化,但是我觉得可能没那么简单,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

黄:这两个命题我个人觉得,从逻辑上讲实际是有系统工程的。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来看,举个中国餐馆的例子,全世界都有中餐馆,餐馆国际化,反过来这个餐馆来源于中国,它是来自于本土,又往全世界推广,就像美国的好莱坞电影一样,来源于美国好莱坞,最后到全世界推广,那法国人反对他,我们不爱看,我不买你的电影片子,但事实上还有人看。所以我认为首先不要把本土化和国际化变成一个冲突的概念,我认为是关联的概念。所以从社会某一个事件来看,本土化也好,国际化也好,是一个过程,我认为在构成的认识上,你不能过于强调国际化,也不能过于强调本土化,我们讲你这个人太强了,就必须坚持你的观点,别的都不听,那就麻烦了。我觉得别说过头,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过程的控制而已,比如说我就是要本土,我不要国际的,但是你用的东西还是国际的东西,比如iPhone,我不用iPhone,我用三星,三星也是韩国的,华为是中国的,但是芯片可能是日本的,技术是美国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国际化和本土化不要把它对立起来,而是把它关联起来,需要使用系统方法来看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傅:你们如何处理在项目和计划的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阻力? 在满足伙伴机构新要求或新需求方面,你们又是怎么变通的?你们会不会因合作机构的新要求过高而无法满足,进而考虑结束项目或计划的合作?

黄: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项目设计阶段没做好,我们叫可行性研究,这个阶段没做好,后面的问题都会有,如果可行性做好了,这个问题就比较少。我们原来也做过分析,它的根本问题是项目的设计阶段是不是考虑到捐赠人的意愿,是不是考虑到受益人的承载能力,是不是考虑到他的执行能力,所以这三个因素是关键,这三个要素是三足鼎立,第一是捐赠人,捐赠机构,第二个是受益人,第三是执行机构,这三个实际是互为矛盾的。比如你说捐赠机构有很高的要求,但是执行机构执行不了,受益人也满足不了,这个时候就产生矛盾,执行机构就要跟捐赠人说,你这个理想实现不了,但是有一个理想可以实现,这样就解决这个矛盾了,也不要让他觉得你是没有能力的,因为你没有能力,肯定是不做了,这是一个极端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要研究三者的关系,捐赠人、受益人、执行机构,这三者如果基本达成一致矛盾就小了,但三者一个朝东、一个朝西、一个朝南一个朝北就无法完成这个事,这个时候可能项目就停止了。这是第二种极端。但是一般的还是调和,一个要坦诚介绍我们存在的问题,第二个也要考虑捐赠人的意愿,这两个之间可能有落差,发电怎么发,靠落差发电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寻找大家共同的目标,或者我们大家都要让步,捐赠人也要让一点,受益人也要努力一点,让那个差缩小,这是唯一的出路。如果都不做,那就很痛苦,忙了半天不做也不合适,这个时候需
要让步,捐赠人要让步,受益人要让步,执行人要睿智。

傅:可能就是你刚开始说的磨合的一个过程。

黄:对。

傅:大多数的国外机构他们愿意进行这样的磨合吗?还是也有一部分机构觉得这种磨合太辛苦了,就退出去了,不干了,按照你的经验来说?

黄:我的观察是这样,磨合取决于这个项目设计和它找的合作伙伴。比如说找的江西的伙伴,我们的项目合作很棒,如果找的四川的不好,他不配合你也就很麻烦,选择就特别重要,如果前面做的不好,后面就谈不上了,这是肯定的,所以我觉得这里头关键一个是选择。再一个是你的可行性研究很重要。第三个是专业化,你要专业,要说服人,无论说服农村社区的,还是说服城市社区的,还是说服老百姓,让他觉得做这个事不错,我们想实施,当时推广展望未来论坛,其实有些地方不接受你的东西,这是最典型的。

傅:我们概括性的谈一下全国及地方层面的推广,因为你也提到过整个部门发生了变化,从单向的关系转向双向的关系。这是否带来一些好处?

黄:我觉得你讲的这个事很有重要,我们作为一个组织者,看这个事情是不是能够推广,这是对它这个项目的可行性上,它是不是具备示范性,如果不具备示范性,你就不要做了。如果具备示范性,可以去做。举个例子,我们当时搞秸秆汽化,秸秆在少数地区特别多,炼出煤焦油又污染环境,当然这倒是做了煤气,老百姓用了方便,但是不具备推广性,原因是材料的问题,二次加工产生的污染问题,第三个是成本问题,这样事情不具备推广性,效果非常好才能在这个地区做,别的地方没有秸秆,第二他没有钱,第三个他没有技术,所以这样就是我们讲的要素影响了它。

傅:意思就是说可能在一个地方的试点,不能在全国推广,也是取决于特定的地方因素。

黄:对,受地方的情况决定的。让我举一个我们做种桑养蚕项目的例子,它有主要和次要利益相关者的问题。比如我种了桑树,保护了水土,养了蚕农民又得到了收入,但如果这个蚕卖不出去,蚕的丝绸价格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蚕也别养了,树也别种了,这是一个链条。我们叫公益市场的良性循环,也叫双循环,不是单一的循环了,NGO要研究双循环体系。

傅:这其实也涉及到NGO是不是学习型组织,比如说你们执行项目的时候,是否要求你们的会员单位,或者合作伙伴记录他们的工作,比如写项目报告,内部的的或者公开的,有没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做记录,比如写博客,发微博,或者拍纪录片,因为我想NGO不记录他们的工作,可能就不能从中学习和提高,比如有一个试点很成功,很值得我们记录,一个试点不成功,也是值得我们记录。

黄:你讲的这个特别重要,我们过去是传统的报告,现在有博客、微博、微信,还有录像记录录音什么的,但总的来说是这样,民促会还是比较认真,注意资料的管理,也遇到几个问题。一个是项目在执行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不太好对公众发布,怕误导公众;第二个是政策的导向影响,第三个是不是敏感性,比如这个是搞人权的,性工作者,还有艾滋病的,我们做这些项目都很小心,它要取决于你这个项目与公众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与政府的关系,还有是不是值得去推广,所以我想这是目前需要去研究的。

傅:相关的问题比如影响及可持续性,你们是如何衡量社会影响,你们又是怎么评价你们自己的项目?因为我相信每一个执行机构,都会觉得自己的工作应该是十分有价值的,而且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但是怎么去写报告呢?写的太美了,资助方和老百姓也不一定相信。

黄:一般我们有三个标准,一个是项目客户的反馈,就是我们原来的受益人的反馈,我们现在收入很好,感谢你们等等反馈,第二个项目后评估,通过这个项目的后评估,请专家做现场的,实地的,包括新闻记者去做调研,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传播,就是评估加传播的模式。

第三个我们隔一段时间会跟他们互动,所谓互动你们这个存在什么问题,我们来帮你,这个问题也是可持续的,我们的资助可能没有来,但是我们可以给他提供方法,这个是从资金的援助转向方法的支持,使他能自力更生,这个是继续使它可持续发展,我们最近在搞个性化辅导,我们的会员单位,过去都是大面积的培训多少人,现在不是,现在我们会组织几个专家给他做认可,去评估,相当于医生给他做鉴定,是不是有问题。这三种我们叫可持续支持,支持不是资金支持了,而是方法支持,而是他自力更生。这是采取新的模式,这是这两年我们逐步发现的新方法。

傅: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你觉得从成功和不成功的公益项目中,可以学到什么?

黄:我觉得成功的要素还是可行性研究,可行的项目设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成功是执行能力,他执行的如何,第一个是可行性,第二个执行能力,第三个是合作伙伴,第四个是他的可持续性,这是四个标准,我们觉得它是关键的。

但是不成功也是一样的,可行性做的不好,就不是可行性研究,第二个执行能力也不够,合作伙伴没选好,这个项目不可持续,不具有示范性,这些是对应的,这个对应的关系最后我们发现实际上还需要一个核心的领导力,这四个加起来最后所有的问题取决于领导力。当然专业化原来我也写过,专业化我觉得是执行力,是方法的指引,但是真正的问题在领导力上。

傅:我记得您曾经说过一句话,留下深刻印象,你说有的时候失败是成功的开始。

黄:是这样的,他要试错,我们知道这个事肯定不会成功,我们也会做这个实验,比如江西亚行财政部的农村扶贫的招标,其实是失败的,但是这个事情对国家是有影响的,民促会也亏本了,还亏了好多。我们叫试错,中国有一句老话,失败是成功之母,就这个意思,是需要失败,包括我们做的好多事其实都是失败的,我真的很坦率。

傅:如果是这样的话,资助方应该接受失败。

黄:资助方是这样的,他跟我们理解的失败是不一样的。因为资助方是从项目的目标、任务、评估来看的,我们是从更多的视角来看,比如财务收支,人员是不是断裂了,是不是有提高了。我们两个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资助方的标准一般是这样的:这个项目的目标有没有达到,任务有没有完成,评估下来结果如何,这是三个最核心的。作为组织方、执行方,我首先要考虑收入,收支是不是平衡,第二个人员是不是能力有所提高,第三个项目可持续,当然评估方也会讲可持续,但是我的可持续是能不能通过这个项目给民促会带来新的收入,这个视角是不一样的,对这个行业的影响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傅: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中欧公民社会对话项目其实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一直以为这些对话活动是产出,但是对欧盟来说,对话就是效果、影响力,他们觉得这事就OK了,对话就好了。我一直在想,对话只是一种开始,会不会产生一些后续项目,会有一些新的项目产生,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种不同的视角。

黄:没错,你讲这个是非常正确的。

傅:最后再讲讲可持续性,民促会做了那么多项目,你觉得这些项目做完之后,留下了什么?有的时候在这个部门工作的人,有这样一个感觉,做不做好像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项目结束之后,好像看不到什么成果和效果,但是我个人认为成果和效果肯定是有的,但是可能执行方不知道,可能是后来才发生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

黄:我觉得两个成果,一个是无形资产,另一个是有形资产。无形资产首先表现你这个组织有很强的挑战新事物,你这个组织有挑战性,不怕困难,不怕新东西。第二个无形资产是信誉。也是我们通常讲的社会诚信度。你形成了信任,通过创新,通过你的信誉产生了信任,让你产生更多的合作伙伴,这是无形的。当然也有有形资产,有形资产就很多了,比如我的项目收入,真金白银,第二个机构工作人员的素质提高了,这都是看得见的,第三个通过这个项目又带来新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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