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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健康的社会要有有第三部门,就是公民社会的发展

2015-03-16 14:40:07  来源:“有关中国公民社会援助的策略性思考”专题  作者:傅洛达    点击数量:2619

有关中国公民社会援助的策略性思考

——一个健康的社会要有政府、要有企业、还要有第三部门,就是公民社会的发展

受访人:刘洲鸿博士,前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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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要点

南都基金会是考虑他们基金会本身的使命和战略,比如说他们是支持民间公益,他们就会说到做到支持这些民间组织。在支持民间组织的做法方面,南都基金会有自己的战略,通过项目的支持,通过支持这个领域的人才的发展、支持机构的发展,还有通过支持一些影响行业,比如说透明度,或者能力建设方面的一些会议和活动。

资助的原则里头,有一条很重要,就是目标要一致,就是大家目标是一致的,目标一致的情况下那就好办了,很多的东西其实都可以不用太在乎了。比如说农民工子女教育,南都基金会的目标是让那些流动儿童,得到更好的教育,这是大家共同的目标。那具体有的采取是在社区的方式,社区提供活动场所;有的是去对农民工子女学校的老师进行培训,提升他们的师资;有的是去学校调整一些像英语、艺术、体育、音乐方面的课程,因为那些学校没有。

一些关于行业的事情,可能就要大家一起来做,比如说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由十五家基金会联合来做。一方面这个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是大家共同的事情,别人可能这个事情要可持续的发展下去,也需要有大家的支持。每年大家都要来商量,还有像南都基金会做基金会中心网,也联合了三十多家基金会一起来做。

NGO注册这一块门槛越来越低,就是越来越容易注册。会有大量合法的民间组织会涌现出来,数量会越来越大。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的质量、专业性、水平能不能提升,这还是一个问题,这跟很多的因素有关系,它有没有足够的资源推动这个行业发展,能不能吸引足够的人才进来,政府的这种支持力度,各个方面都有影响。是要给老百姓这种公民权利,特别是做慈善、公益方面的权利,比如说现在注册逐渐的在放开。那下一步在募款方面,公募方面是不是能放开,而不是政府在那里垄断公募的权利。

本采访由傅洛达博士于2014年7月8日在中国北京完成。

 

访谈全文

傅洛达(傅):我们先从资助方式谈起,就是在中国公民社会议题的筛选上,你们南都基金会有什么主要标准?比如说你们筛选一些资助的公益项目、公益组织,那你们会不会在筛选的过程当中,考虑我们选择这些机构、这些项目,政府会怎么看?怎么反应?

刘洲鸿(刘):我们考虑我们基金会本身的使命和战略,比如说我们是支持民间公益,我们肯定是支持这些民间组织,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机构有我们的这种战略,到底怎么样来支持民间组织,通过项目的支持,通过支持这种人才的发展、支持机构的发展,还有通过支持一些影响行业,比如说透明度,或者能力建设方面的一些会议、活动,我们是有我们自己的战略,我们基本上不会考虑政府。政府可能希望我们去做什么、但是那个跟我们基金会的使命没关系,可能我们也不会去做。我们还是根据我们自己的使命和战略来做。当然我们关注的很多问题,其实也是政府关注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农民工子女教育、救灾、养老、环保,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政府关心的一些事情。

傅:那你们有多少资金是面向,比方说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即所谓的GONGO的?

刘:这个是没有的,基本上都是草根组织,我们不会支持GONGO。

傅:我稍微具体一点,那你们提供行政经费给这些草根NGO,还是提供项目活动费用?如果你们两种都资助,两者的比例是多少?

刘:我们基本上是这样的,有三种类型,一种就是以项目的方式支持,比如说支持某一个公益组织,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一个什么服务,或者支持一个NGO去救灾,这是以项目的方式来支持。这个大概占我们资金的30%,其他的,我们70%是用在支持行业发展方面。行业发展人才的培养,比如说我们有个银杏伙伴计划这么一个方式,是支持人的,不是支持具体做什么事情。还有是支持机构的,我们叫景行计划,就是希望通过支持这些机构,这些机构能够突破它成长的那些瓶颈。而机构发展的更好,将来机构能够做更好的服务,同时影响跟它这一个领域的同行,帮他们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这是一种方式。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关注行业的透明度,我们成立基金会中心网,为了促进非公共基金会对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组织非公募基金会论坛就是促进这个行业的合作交流,还有我们也会支持一些研究的项目,比如说关于政府的购买、关于公益组织的透明度的信息披露,等等这一类大概占我们资金的70%,这一些更像是支持行业发展,而不是支持具体做一些事的。这个大概是我们资金分配的比例。

傅:非常有意思。那么我们先谈一下这些项目,就是占百分之三十的这样的项目。就是筛选了这些项目和机构之后,你们是怎么保持自主权,比如就是公民社会议题的选择标准,和民间组织议题的所有权,比方说合作伙伴在不断的提高能力的情况下,越来越想追求自己的目标的平衡性。也就是说,你们自己与合作伙伴的目标,有的时候可能有共同点,但是也有可能有不同的方面,那么你们怎么平衡两家机构,或者多家机构的目标?

刘:首先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资助的原则里头,就有一条很重要,就是目标要一致,这个就是大家目标是一致的,目标一致的情况下那就好办了,很多的东西其实都可以不用太在乎了。所以这个目标一致很重要。比如说农民工子女教育,我们的目标都是让那些流动儿童,得到更好的教育,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那具体有的采取是在社区的方式,社区提供活动场所。有的是去对农民工子女学校的老师进行培训,提升他们的师资。有的它是去学校调整一些那种像英语、艺术、体育、音乐方面的课程,因为那些学校没有。这些都可以,但是我们大的目标方向是一致的,这个很重要。其实我们在决定支持不支持这个项目之前就会考虑目标是否一致,如果目标一致的话,我们再会看它的这种工作的方式是不是专业,它的团队能力够不够等等的。后面的就更好办一些,我们不会太干预。

傅:那你们是否更喜欢一种特定类型的合作模式?比如多个合作伙伴的合作模式?或者更喜欢一对一的合作模式,也就是最多只有两个合作机构的合作模式?

刘:多个合作伙伴的合作当然好了,我们也是希望有这种机会,现在更多还是我们支持一些草根组织。我们现在也在考虑,有一些事情会希望有多家机构一起来参与做,当然钱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是希望有更大的影响,影响同行来关注这个问题,同时,这个东西出来以后,会对社会有更大的影响。比如我们今年做一个关于公益行业人才发展现状的调查报告,其实钱不多,二十万就可以。但是我们考虑到,将来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人才发展问题,我们找了八家基金会一起来做这个研究,而且将来发布的时候,也是大家联合来发布,这样的话,会更有影响。一方面是影响了七八家基金会都要来关注这个公益行业人才的问题。第二个,将来也借助他们,去影响他们的合作伙伴。所以每家都送两万多块钱,其实钱很少。我们现在的方法是我们在支持很多的机构,不一定是项目资助的时候,我们是资助机构。像我刚才说到的,景行计划或者我们的银杏计划。我们支持了以后,我们会根据它的需要,帮助它搭建一些平台,引入一些资源,介绍一些资源,也有我们基金会接触的企业、基金会、资助方比较多一些,我们会把他们的情况制作成这种小册子,然后比如说这一本册子上有五十个机构,五十个营销伙伴。那别人看到了以后,他就可以在里头寻找他的支持对象。这一方面是做的多一点。同时有很多机构一起来支持一家机构,来做一个事情还比较少。

傅:那比较少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多方合作本来就比较难?

刘:我觉得这一块要看什么事情,像有一些很小的项目,就没有必要找很多人来做,但是有一些关于行业的事情,可能就要大家一起来做,比如说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就是由十五家基金会联合来做。一方面这个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是大家共同的事情,别人可能这个事情要可持续的发展下去,也需要有大家的支持。每年大家都要来商量,还有像我们做基金会中心网,我们也联合了三十多家基金会一起来做。就是跟这个事情的性质有关系。还有像我们最近在推动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论坛,我们要是联合十几家关注社会企业投资、社会投资的机构一起来做,希望大家共同来推动这个领域的发展。

傅:那说到中国公民社会,你们南都基金会对中国的公民社会是否有一个机构自己的理解?如果是的话,你们是怎么理解的?然后如果不是,你们机构又是采用什么样的话语?

刘:其实我们是要想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因为在我们的想法里头看,我们还是比较相信一个健康的社会要有政府、要有企业、还要有第三部门,就是公民社会的发展。在中国这么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政府还是很强的,经济也逐渐发达起来了,唯独第三部门,公民社会还没有发育起来,那这个社会是一个不健康的,民间还很弱小。所以我们是希望民间能够发展起来。那这个公民社会要发展起来,我们觉得就是一个一个公民的个体它是没有力量的,它是形不成一个公民社会的,我们比较看重的是有组织的这种,比如说民间组织的发展。一个一个组织发展起来了,他们影响更多的公民有这种公民的意识,这样公民社会才能成长起来。

所以我们对公民社会的培育、建设,我们更多是从支持一个一个的NGO来开始的,包括支持NGO做一些项目,投资NGO的人才,NGO机构本身的发展、NGO行业的发展。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做的。

傅:那么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察觉中国的变化,是通过阅读新闻报道、学术论文和项目进展报告,还是有别的渠道可以得到信息?这些又是如何影响您的想法?

刘:因为我们就在中国,所以中国的一些变化我们也直接能感受到,像您说到的,一切都是我们了解变化的渠道,新闻、研究报告,还有我们天天生活中跟大家的接触,学习分享这些都是。比如说我们关注养老方面的,那我们会去看这方面的研究报告,包括政府的、包括民间的,还会跟很多从事这个工作的NGO,会一起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来了解。

傅:那么您个人觉得中国的公民社会在未来十年会会有什么变化?

刘:我觉得就是中国,首先注册的门槛越来越低,越来越容易注册。所以我相信会有大量的这种合法的民间组织会涌现出来,数量会越来越大。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的质量、专业性、水平能不能提升,还是一个问题,这跟很多的因素有关系,他有没有足够的资源推动这个行业发展,能不能吸引足够的人才进来,政府的这种支持力度,各个方面都有影响。如果光开放注册,这些机构是生下来了,但是它能不能活下去,能不能发展,能不能真正的推动社会进步,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未知数,还不是特别的乐观,我感觉是这样。

傅:就说到变化,那么您对个人、组织、社会或在政策方面期待什么样的变化?

刘:我感觉还是要给老百姓这种公民权利,特别是做慈善、公益方面的权利,比如说现在注册,逐渐的在放开。那下一步在募款方面,公募方面是不是能放开,而不是政府在那里垄断公募的权利,它把资源都拿走了,然后民间就没有资源,这是一方面。然后民间它实际上是很有创造力的,你要给它公募权,它可能能募集大量的资源。现在中国一年才一千个亿的捐款。我觉得如果放开的话,中国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最重要的是要给它一个宽松的环境,不要束缚它,然后给它相应的税收,政策的这种鼓励。然后让市场来决定这种资源的流向,而不是政府在那里垄断,我感觉这个政策的支持还是很重要的。放开,然后政府应该退出公募的市场。

傅:如果你们所资助的一些项目,未达到您所预期的变化,那你们是怎么应对的呢?比方说有一些项目可能很成功,有的项目可能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失败的,你们一般是怎么样看待的?

刘:首先我们可以接受这个失败,我们是愿意承担这种风险的,特别是对于很多具有这种创新性的项目,我们是可以承担风险的。这也是我们基金会的一种理念,就是只有愿意承担风险、允许犯错,才能会有创新。但是我们尽量要避免这种错误、这种失败,所以前期对这个项目的论证,这种尽职调查就很重要,你要去判断从理论上是不是可行?它的这种团队的能力够不够?还有会不会有一些风险?就是要去综合的考虑,那最终如果有失败,没关系,我们就去分析到底失败在什么地方,将来应该避免这方面的失败。

傅:好,再问一个相关的问题,您在推广你们资助的这些公民社会项目方面,您认为什么样的目标是比较现实的、可实现的?如果这些项目目标定的太高,可能是不好达到的。定的太低了,那
就可能没影响力,那你们怎么设定合适的目标?

刘:其实我们有一些目标和影响力都不太好定,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伙伴,我不知道您了解不了解,支持一个公益创业者的项目,我们是希望把他们培养成未来的公益领袖,他在某一个领域都很优秀,比如说在环保的领域,或者说在教育、在其他的服务方面。但是什么样叫领袖?公益领袖?什么样叫成功?什么样叫有影响力?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很难来界定的。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比较低的要求,就是在我们资助的这三年里头,每一年他会有学习的计划,有他成长的目标,我们希望他至少要有一个目标,我们每年给他十万块钱,他怎么使用?然后每年他有一个总结和反思,我这一年实现了哪些目标?哪方面得到了提高?每一个个体还是能够看出来它的变化,如果有哪些没有实现,是因为什么,是安排的太多了,或者工作太忙了。

整体这个项目,比如说我们支持了一百个银杏伙伴,有多少成为公益领袖,或者怎么地,我们真的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最后我们觉得那个没有意义。你到底要什么?70%?50%?对吧?我觉得如果一百个里头,有十个能成为公益领袖,那就很了不得。但是我希望他们通过银杏计划的支持,每一个人得到提高,他的领导能力、他的管理水平、他的专业性、他的沟通合作、他的团队、他的机构能够得到提升就很好。

傅:好,那还有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你们对项目进度方面是否有什么样的要求?比如说写报告,你们对报告的形式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要求?

刘:从管理的角度,我们一般是有中期报告,就是项目执行完了一半,要有一个报告,然后最后项目完成以后,有一个报告,更多是这个情况。再有一些项目,像救灾、像公民计划,我们会有类似于评估表一样的东西,让他们自己做记录,目标是什么?你实现的程度怎么样?哪些实现了?哪些没有实现?一方面还是管理的需要,第二个方面也是促进他们自己能够对照的提升。

傅:我在想,就是这些项目报告,绝大多数是内部的,比方说您刚才说的促进项目管理报告,但是也有一些部分是公开的,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因为有的时候这些项目报告写的好的话,其实它很有参考价值的。

刘:我们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分享的,但是现在没有完全上网,但是可以考虑,我以后再想一想,有没有必要把那些东西都放到网站上去。

傅:如果公益组织申请你们的项目资助,是否需要包含项目影响和评估方面的策略?从你们基金会的角度,在这方面对被资助机构有没有要求?

刘:这个在我们的资助模板,就是我们的资助申请表,其中有这么一项,就是如何评估你的项目,它一般会有自我的评估,及第三方的评估。

傅: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从成功和不成功的公益项目案例中,可以学到什么呢?

刘:我觉得,好多像我们一些项目不成功,很多还是这种需求调查的时候出了问题,没有真正的把握需求,后来发现实际上当地没有这方面的需要。所以这个钱过去了以后,要重新做项目规划、重新做需求调查、重新规划,项目就不断地变动、改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说做的成功的,我感觉肯定就是很多的,一方面需求调查做的比较好,第二个有这么一群很有理想、有热情的人,他们很愿意投入这个事情,把这个当作他的使命,然后能够让各个相关的利益方都参与进来,这些做的是比较成功的。这是我的一些体会。

傅: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如何确保成功项目的可持续性?

刘:可能我们会考虑退出机制,因为很多项目很好,我们也不会永远支持下去。所以我们一方面会在开始支持这个项目的时候,就会考虑我们未来怎么退出,比如说我们会选择很多的支持方一起来支持这个项目、这个机构,大家共同来支持。我们走了以后,有别人继续支持。还有就是怎么样提升这个机构本身的能力?就是它做了几年以后,它有能力争取到别的机构的支持。还有我们也会帮助他们引进一些机构资源,让他们能够有别的资助方,而不是永远是我们一家,反正是要考虑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机构、所有的项目都考虑,我们还会问,比如说南都支持你三年,未来你怎么办?你自己要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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